前几年整顿官风时有一句著名口号：“群众利益无小事”，语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虽然它在一些地方变成没有具体对象、不予落实的口号，但其本身的积极进步意义却彰显出来。因为这是与历史的一种悄然告别：过去极左年代流行的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了“国家”，个人的一切似乎都要无偿奉献，无论是个人和全家自愿或强迫下放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是人民的私产不容分说地无偿充“公”(其实是“国”)。
过去“国家利益无小事”的形象写照，可见诸苏联斯大林时代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场冲突。它由俄国二月革命后执政临时政府的士兵以“国家的名义”征用一位老工人的枪支而引发。在银幕上，那场冲突由于大批手持枪械的工人及时赶到现场，形成了对临时政府士兵的反包围而演变成“人民的胜利”，“人民群众”的财产自然得以保全。
而在地方官员不知“深入学习”了多少回“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由政府野蛮拆迁所引发的闹剧悲剧惨剧仍然在一幕幕地上演。由媒体报道的最新一宗此类野蛮拆迁案，发生在10月4日的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因拆迁补偿费用未谈妥，洞桥镇沙港村的何姓村民家成了“钉子户”。担心遭强拆，全家人轮流坚守半年多。有亲戚住院，何家人去看望，离家短短十分钟，房子几成一片废墟(10月6日《现代金报》)。
山清水秀的鄞州区围绕着经济发达的宁波市，记得我30年前在那里的海军后勤学校东海分校学习时叫鄞县，那里也是大名鼎鼎的东海舰队所在地，美丽的东钱湖是海军和国家赛艇队的训练基地。当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即便是在待遇上令陆军兄弟羡慕不已的海军，各种物资供应也相当匮乏。然而我的印象中，那里是一个“沙家浜”式的鱼米之乡。前年我故地重游，发现那里具备了中国富裕地区的所有特征，当年由海军后勤学校东海分校征用的金峨庙，如今得私人大量捐助，金碧辉煌，香火袅袅，成为一个“国退民进”的缩影。
记者章敬平4年前赠我一本不无洞见和不失影响力的书，名叫《浙江发生了什么》，副题是《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描述了这个中国东部富裕省份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章敬平在“自序”中写道：“我坚信，浙江民主创新的活力，源自一个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一个裹挟在GDP当中缓慢绽放的市民社会”；“我的叙事……必然包含着剪不断的公民社会的人和事，间或还有些许人民伦理的国家叙事。”
依章敬平之见，也是我本人前些年之见，私营经济先导性的浙江在建设基于财产权的公民社会方面独步全国，章敬平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例证，似乎那里的政府和大多数群众已经牢记并坐实了英国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古训：“旧时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权贵分割蚕食的景象，已被执政党的民本思维所摧毁。”当然，聪明的章敬平在2006年1月出版的《浙江发生了什么》中已经部分预见到了当下：“以今天的情态观察之，西湖既是穷人的，又不是穷人的……旧式权贵和他们的后人迁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穷人，也被‘拆’字撵走了。”
我无意以个案抹杀浙江的公民社会，事实上鄞州野蛮拆迁案比起成都唐福珍家被拆迁案和江西宜黄钟氏被拆迁案，充其量还只是一出闹剧悲剧，而算不上是一场惨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难以出现县委书记亲自率众“家丁”围追堵截受害者家人的情景。在唐福珍案和宜黄案中，我们看到的是野蛮拆迁逼出人命；而在鄞州拆迁案中，巧取豪夺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敌退我进”、“神出鬼没”、“火眼金睛”的便衣游击队、武工队，所谓“大道无形”是也。然为，“国家，国家，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得以施行”的逻辑却是一致的。
根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08年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指数报告》，作为浙江的代表，杭州市在30个省会城市中公共治理指数总分名列全国第一：第一类指标“公共服务”和第三类“治理方式”全国最佳，第三类“公民权利”列全国第三，其中“财产安全”和“权利救济”相对较差。我相信，宁波的公共治理水准与杭州是接近的。然而，这个“相对较差”，可能恰恰导致了今天的恶果，以至于难免“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你“公民权利”不彰，何来“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佳绩？
如果说，前些年“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口号尚能风行，那么如今连影子好像都没了。因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对权力来说，今天的群众不好用“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来哄骗了？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保障财产安全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以人民自治甚至自卫制度为前提，而不是仅仅建基于口号、承诺和“国退民进”一时态势、市民社会发展的某种苗头之上的。
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需要与国家领域既联系又分离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这种制度需要宪法和法律来保障。近年来地方政治生活和经济体制出现倒退，权力和金钱空前紧密地拥抱，以至于在原本的公民社会首善之地也难保公民的合法私产，这难道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事实吗？有鉴于此，我们要的是一个“裹挟在GDP当中缓慢绽放的市民社会”，还是“裹挟在GDP当中日渐萎缩的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