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自然宇宙始终处于进化历程之中，人类文明不断攀越自身阶梯：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之后，以其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步伐将自己推向尽头，并以自身的全部智慧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曙光。生态文明是一种生境化文明，它的具体指标有三：一是地球具有强健的承载力；二是社会具有生生不息的自净力；三是气候生境化运行。以此三大指标为规范引导，探索以低碳化生存、灾疫防治、生境化教育为主要方式的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生境化生态文明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低碳化生存 灾疫防治 生境化教育
当代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整体上观，这是一个国家世界化和世界国家化的时代；具体论之，它却是一个中国世界化和世界中国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无声地追求一种全新的文明，即生境化生态文明；并为此而开辟着一条全新的道路，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本文的任务，就是尝试从整体上描述生境化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之全景蓝图。
1、人类文明的当代进路
进入21世纪，率先把创建生态文明社会作为国家战略而提出来的，是中国政府。所以“生态文明”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话语，并在意识形态层面迅速达成了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的体现，同时也张扬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规律。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就开始了对人类未来新文明形态的探索与研究，比如后现代主义、生态学、环境哲学、绿色政治等等，都是从不同领域切入来探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努力方式。20世纪70-80年代，未来社会学盛行，最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立足于人类存在的当下处境，透视历史的长河而提出“第三次浪潮”的假说。他指出，第一次文明浪潮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把自己从与动物为伍的野蛮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第二次浪潮却发生在三百多年前，它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基石，创建起了一个让人类充满无穷乐观态度的丰富多彩的工业文明社会。然而，很不幸福的是，“第二次浪潮的乐观主义遭到了第三次浪潮文明的痛击，悲观主义成了一时的风尚。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的标准。” 因为进入20世纪后半叶，表现上看来欣欣向荣的“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
阿尔温．托夫勒所描绘的第三次浪潮，就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种新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形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终于开始展露出她的整体轮廓，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之所以在当代产生，其根本之因源于工业文明本身。
工业文明是以工业社会为基石。从形态构成论角度看，工业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使用不能再生的石化燃料作为能源基础和能源动力；二是全面依赖技术，全力追求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成为社会的主动力；三是社会生产以消费为社会动力。从精神构成论角度看，工业社会由三个信念所支撑：一是一切各不同相的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基础上的；二是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认为工业化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三是历史的潮流推动人类奔向生活更美好的未来，则势不可挡。由此两方面合谋，生成出工业社会的目标追求和价值体系：工业社会是“以人对物质的无限欲望与需要、掠夺与占有为动力，以科学主义为展开方式----即以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开发为展开形态以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以追求无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快乐和幸福为最高目标。”
工业文明社会的这一整体目标追求标志了它只能是一种极限文明形态，这种极限文明形态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三个方面自我中止了自身的发展：一是它改造、征服、掠夺自然成性，把人类自己推向了与自然世界完全对立的转折点；二是它无限掠夺和高度消耗、浪费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处于枯竭状态；三是它持续追求经济高增长造成了整个地球的高污染化、高碳化。如上三者的持续强化，最终形成无可逆转的合力，开辟出工业文明的自我否定之路，这即是生态文明对当代人类的强健新生。
2、生境化生态文明蓝图
生态文明既是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设想和描述，也是当代实践探索的坐标定位，所以，创建生态文明社会，既源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更融进了想象与实践的合乐，这种合乐事实上敞开为一个不断探索与矫正的过程。
旧酒新瓶式的生态文明 客观地看，西方社会对生态文明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探求，始于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是其肇始者，环境哲学、绿色政治、未来学等等是其多向度展开与纵深发展形态，但“生态文明”概念却产生于20世纪末。在中国，“生态文明”一语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流行了。CNKI数据库表明，篇名冠有“生态文明”一词的文献多达4000余条。自2003年以来自今，有24种出版物书名冠有“生态文明”一词。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只是使用了其概念而并没有其实质性内容。小部分对“生态文明”本身予以较严肃思考的文献，概括起来有三个共同的思维-认知特征和价值指向：一是认为生态文明就是重新寻求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二是定位生态文明社会必须以发展为主题；三是主张生态文明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让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新型的人类根本生存方式或样法，是在新条件下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明。
中国学者对生态文明的想象性描述，仍然基于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和惟经济增长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仍然是基于对经济政策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解。这种图解又反过来构成了国策制定的依据：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有三大任务：第一，构建能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第二，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的消费方式；第三，有效控制污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由此不难看出，作为国策而确定下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确保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必须注意控制污染排放，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因而，这首尾相连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三大任务，贯穿了一个主题，那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质量。但这里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所要保护的生态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环境？二是生态环境质量要达到什么标准？如果这两个方面得不到明确的审查和具体的定位，生态文明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要求，最终只能沦为一个装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经济发展主义旧酒的新瓶而已。
生态文明的精神向度 客观论之，对未来文明形态的探索，西方人有别于中国人图解政策与意识形态的路子，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遵循人类进化的历史走向，立足现实生存困境，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存在危机问题而展开探索，逐渐轮廓了人类未来的新型文明形态。综合欧洲绿党政治、环境保护、生态主义的基本思想：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同时在逻辑与时空意义上的后现代文明，它是从根本上反对和克服现代文明的反自然性和反生命性的文明形态；其次，生态文明是以消解普遍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起步而追求绿色文明：“绿色文明的基本目标当然是环境问题彻底解决，这不仅包括工业时代产生的各种环境污染，也包括对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破坏，．．．．．．环境问题最终解决也必须借助于现代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面改变才能实现。”其三，“生态文明应该是基于新的价值理念的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建，其目标是实现传统经济理性对社会与生态理性的服从。而这三者协调的基础是社会成员价值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更新。”
概括地讲，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内在自我协调生存的文明形态，亦是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内在精神，是生态理性精神，它具体展开为四个方面：一是原始关联精神，它强调人、事物、生命、地球、宇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血缘化的原始关联性，这种血缘化的原始关联性构成了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自然基石。二是有机生成论精神，它揭示人、事物、生命、地球、宇宙以及社会等等之间，均拥有一种生命化的生成关系，这一生成关系构成了生态文明的自身依据。三是自创生精神，它展示了世界由生命本身所创造，生命创造世界或者说世界创造自我，这种创造观背后的基本精神是自创生精神，它构成了生态文明的内动力。四是存在和谐论，它揭示了生命与世界、生命与生命、个体生命与整体世界之间的原初存在关系是融通和谐的，这种融通和谐是遵循事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生命的本性、人的本性而生成。因而，存在和谐论构成了生态文明的自身目的。
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克服和超越。因为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首先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全面破坏，并事实上导致了整个世界生态关系链条的断裂；其次违背自然本性，强行赋予有限地球以无限性，并由此形成一种无限度论的征服哲学和掠夺性生存方式；其三蹂躏生命本性，首先把人与自然进行二元分离，然后否定自然的生命性，并确立“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洛克） ，最后武断地把自然世界及其所有生命形态规定为只具有为人类所任意驱使和运用的使用价值，生态文明就是基于此而修复生态环境和生态链条，使之恢复其原生态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命的平等权利，构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关系。
生态文明抛弃工业文明的工具主义自然观、生命观，重新恢复生命本性，重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共在互存的存在论基石和共生互生的生存论平台，其最终要落实在对环境的重塑上，或者说，重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的存在论基石和共生互生的生存论平台，必须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来实现。
在生态文明蓝图中，生态环境即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总称。自然生态环境是以生命为中心，它敞开为三个维度，即生命与物种、生命与地球、生命与宇宙之间的生态环境，此三者由具体到抽象，生成为自然生态环境整体，并事实地构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基石、土壤；社会生态环境是以人为中心，它也敞开为三个维度，即人与社会组织（比如企业、政府）、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生态环境。
从整体上把握了生态环境的构成，再来看“生态环境”所蕴含的核心问题，恰恰是“生态”。生态即是指人与自然、生命、社会之间所形成的存在关系的生变与协调状态，它现实地构成了一切存在物和所有生命得以生存敞开的生态环境。这种生变与协调状态，也可能是朝着消极的、非活力方向敞开，也可能朝着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方向敞开。环境的前一种敞开状态，就是死境；环境的后一种敞开状态就是生境。因而，生态环境有生境与死境之分。工业文明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是它把原本就生境化的生态环境变成了死境；生态文明所努力追求的，就是通过低碳化生存和防治灾疫的双重方式，将已经濒临于死境的生态环境重新恢复过来，使之成为生境化的生态环境。所以，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生境，创建生态文明的实质性使命，就是重建生境化的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的构成标志 由于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生境，所以衡量和评价生态文明的实质（或者说总体）指标，不是产业结构调整，不是经济发展，不是生活富裕，而是生态环境的生境化。探索生境化的生态环境道路，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其实践的宏观指标有三：一是自然生态环境生境化；二是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三是协调此二者的气候生境化。
承载力---自然生态环境的生境化指标：衡量自然生态环境生境化的具体指标，即是地球承载力。地球承载力主要呈示为两方面，一是地球结构能力，二是地球表面能力。
地球结构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总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就构成地球区域，因而，地球结构能力最终具体呈示为地球的区域性地质结构能力。区域性地质结构能力具体表述为区域性地质结构容量，即此一区域性地质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具有多大的承载容量，并事实上能够实际地承载多大容量的内容或重量。在这一承载容量范围内，此一区域内的地壳、地体、山体，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才有安全性。如果此一区域一旦超过了它本身的地质结构承载能力，实际上承受了超越其范围的承载容量，那么，此一区域的地壳、地体、山体，就丧失了自稳定性，处于无安全状态，由此，山体崩滑，地震、海啸、地裂、地沉等地质灾害现象就会频繁发生。
在工业文明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之所以不断推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死境化进程，就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始终在无序地和无限度地开采地下资源，比如各种地下矿产、石油、天然气、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和抽取，使地球的区域性地质结构发生畸变，最终必然导致如上各种凶猛的地质灾害频频爆发。因而，重建自然生态环境生境化，必须首先考量地球结构的承载力，有序地、有限度地开发或中止地下矿产、石油、天然气、地下水的开采和抽取，重新恢复地球结构的承载力。
地球表面能力是指地球表面承载能力。地球表面主要指山脉、江河、草原、森林、湿地、荒野、耕地，这些地球表面因素都具有自身的承载限度，因而，也都具有自身的最大容量范围，一旦逾越了这个限度，一旦突破了这种容量的极限，它同样会因此而丧失稳定性和安全性。比如，草原一旦因为无度放牧突破它本身的容量范围，它就会迅速退化，沦为沙漠化；再比如，江河一旦因为水电工程而被迫承受超越自身承载力，它不仅会失序，比如断流，河床上升，污染严重等等，而且也会因此而改变区域性地质结构，诱发地震等地质灾难的爆发。
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造成地球表面承载力下降或丧失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力全面征服、掠夺、蹂躏自然，导致地球表面的山脉、江河、草原、森林、湿地和荒野等自身承载力的全面下降或不断丧失；二是以无度圈地运动为先导的无序城市化扩张运动，导致了城市承载能力和农村承载能力的急剧下降或丧失。比如，城市超容量，成为巨大无形的污染源，通过空气、通过江河流水、通过雨水、通过气候等等而流向农村，使农村成为污染的集散地，疾病传播的集散地。基于此两个方面，重建生境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必须全面考量地球表面结构，恢复地球表面承载力。
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造成地球表面承载力下降和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无序增长：“维持生命的物质，如空气、水和土壤等自然资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污染。人口数量在以指数形式增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而直到1804年世界人口才首次达到10亿，可最近增加的10亿只用了12年时间。人口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是降低了，估计下一个10亿会花15年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持续的衰退和损耗。在世界范畴内，将困扰后代的有毒废弃物会继续累积。世界荒野区在被开发，森林被砍伐，湿地在干涸，山林被烧毁，草地被过度放牧，它们就要消失殆尽。随着臭氧层的破坏和潜在的温室效应的加剧，人类行为正威胁着大气和星球本身的季节。” 因而，要从根本上恢复地球表面承载力，必须有效解决地球上的人口压力。
自净力----社会生态环境的生境化指标：从本质上讲，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实施生态治理，恢复生境。为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整体上建立起两个相互协调的共生体系，这即是地球承载力体系和社会自净力体系。构建前一个体系，是理性地引导人类重新认识地球，重新调整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存在关系，使自己的活动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展开，这是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生境化的根本战略。构建后一个体系，是理性的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国家社会，重新调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存关系，使自己的活动在社会自净能力范围内展开，这是实现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的根本战略。
客观地看，社会自净力实质上是指社会对污染的自我净化能力。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污染早已超过了自然世界自净化范围，因而需要社会自净化。社会对污染的自净化，是指社会按照卫生、健康的要求而对人类自己制造的污染予以有序的净化，使之达到无害的程度。社会自净力就是指这样一种人类能力。
污染之于工业文明，主要来源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生活领域的主要污染源有三：一是废物、垃圾；二是汽车尾气；三是噪音。生产领域的最大污染源主要有二：一是生产使用化石化能源，尤其是煤炭，排放高碳及其它温室气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65583万吨标准煤,增长了3．5倍。但是,其中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高,1978年为70．7%,2007年仍占69．5%,其间,煤炭消费比例一度甚至更高。二是生产有毒化学产品，比如农药，2005年生产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农药生产大国；2006年全国化学农药原药累计产量达129．6万吨，同比增长20．2%；2009年1-11月，中国化学农药制造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7．683亿元，实现累计利润总额66．1亿元。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到，有毒化学产品的生产及其使用，已经全社会化，它构成了社会的最大污染源。
从最终根源讲，一切污染都来源于人为。人为造成的污染，超过了自然世界的自净容量，它需要重建社会自净能力，以抑制、降低或消除污染。重建社会自净能力，就是重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和农村社会自净化力实施体系。相对地讲，重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更迫切，因为在今天，许多的农村问题都变成了城市问题，而许多的城市问题最终又成为了农村问题。前者如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带来城市自净力的急剧下降以及丧失。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44．94%。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市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后者如城市的污染和由此生成的各种流行性疾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自净，最终通过空气、气候、雨水、江河流水以及巨大流动的人口，而流向农村，使农村社会自净力不堪重负。所以，首先并且应该重点构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并以此促进农村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的全面构建。
恢复失律气候----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的协调指标：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原本就是一个整体，重建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的最终努力，是实现二者的生境化协调（即共互互生）。促使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之生境化协调的根本评价指标，是恢复失律的气候，使气候生境化运行。
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一直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假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它的了这一意义。自然的独立性是它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这一意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
客观地看，气候之所以具有改变世界及其一切的功能，在于气候由气温决定，推动气温形成与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地球温度：地球温度基本上是由地球辐射平衡决定---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接近抵销，气候达至稳定态。但在臭氧层变稀的状况下，太阳辐射增强，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形成非平衡状态，地球温度就会升高，从而影响气温，改变气候。其次是水蒸气，它是自然中最丰富的微量气体，它吸收大部分红外光谱的地球辐射，是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是否能接近或达到动态平衡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三是二氧化碳，它对地球温度和气候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这些浓度的变化速率。
概言之，水蒸气的循环畅通程度、速度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速率，改变着地球温度，并从而改变了气候。具体地讲，气候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大气气温和地表温度，从而产生出温室效应。气候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地球结构和存在状态，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冰川后退，海水轻微而缓慢上升，海平面不断扩张，陆地一点点在消隐、缩小。地球生物圈的生存空间一天天变窄。气候的改变，也改变了降雨，包括降雨的方式、降雨的过程和降雨的范围，降雨的频度和强度。进一步讲，降雨乃空气、阳光、水三者互动做功的杰作。空气乃因自然自身律动而弥漫与充盈，并且无所不在。空气始终朝着由热向冷、由密向疏方向流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当然包括人，都必须遵循其流动方向。阳光乃太阳这颗巨大恒星运行所散发的热能。太阳以其内部的热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以电磁波形式不断地向外辐射。这些源源不断的能量不仅构成太阳系光热的主要源泉，也成为地球能量的主要供给者，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植物、微生物都从它那里吸收热能与光照。太阳热能决定着气候冷暖度，也决定着水的潮气与蒸发相循环的运行速度。水连接起天与地、宇宙与生命的共生与互生链条：水以太阳提供的能量为天然动力，在大气圈（云、雨）―岩石圈（土壤）―生物圈（动物、植物、微生物）―水圈（地表水、地下水）之间循环生成。地表水、土壤中的水分和生物体中的水分受到阳光照射，温度升高，由液态水变成水蒸汽散发到大气中，水蒸汽在高空冷却后凝结为小水滴变成云，水滴增大到空气托不住时，就变成雨落回地面，这是水在大气圈中的收支平衡过程。今天，由空气、阳光、水三者协调营运的自然生态链条，却被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行为所扭曲甚至断裂。因为人类通过对地球石化燃料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深度运用，人为排放高碳，制造了热能、废气，使宇宙太空的臭氧层变稀，太阳热能辐射地球表面强度提高，水在大气中的收支平衡被强行打破，大气候由此被改变，从而导致了整个自然生态链条的破损或断裂。自然生态链条一旦发生改变，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气候的改变。当一切都在都在悄然而倔强地发生着改变时，灾变必然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人类世界秩序被迫改变。
所以，在地球充满高危风险、人类生存承受绵绵灾疫的当代社会，要根本上恢复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则必须改变气候的失律状况，从根本上恢复气候的生境化运行，这是生态环境生境化重建的根本条件，亦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最终标志。
3、可持续生存：生态文明的实践途径
恢复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促进气候生境化，构成了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任务。围绕此三大任务而开辟唯一正确的实践道路，只能是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而不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的实质 “可持续发展”一语产生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在此会上共同界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人类所享有的权利。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举行世界保护战略会议，制定出台《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其《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书《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 的战略，2003年发布《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规定其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总体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概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各种庞杂的可持续发展观，有三个共同的核心理念：一是其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保持人类中心地位为价值前提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讲，可持续性包含对伦理规范的信奉。这些规范包括：保持生物的生存、维护后代人的权利、并使担当起将这些权利充分纳入政策和行动考虑中的制度得以延续下去。”（O’Piordan,1988）、“可持续性发展旨在让我们在特定时期内完整无缺地留下我们继承的、包括自然环境资产在内的总财产。我们应当把我们当前享受的、蕴藏着潜在福利机会的同等的资本传给我们的后代。（Winpenny,1991） ；第二，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所贯穿的仍然是惟经济增长模式：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指出：可持续性要求持久的经济增长。并宣称“为了改善穷人的生活，为了支撑增长的人口，以及最终稳定人口水平，世界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 ；第三，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为目标追求，继续张扬工业文明的物质幸福论目标。
概括地讲，“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战略，它为了实现财富和福利的长期持续增加，而对一切资产、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包括金融和实物资产等实施管理。” 正是因为如此，可持续发展通过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推动，最终成为一个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激进话语，它是更新资源管理中追求更大化的持续产出，或者追求最大的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也包含着一让人安心的修辞手法。我们可以全部拥有它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正义，不只是在当前，而且是永久性的。” 从本质上讲，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比工业主义更贪婪的求全主义，它既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追求全面高速的经济增长，满足人的需要，又要保护环境，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正是这种贪婪的求全主义，使“可持续性学派的观点还远远难以令人信服。到目前为止，它们产生的一切充满了矛盾、混乱和内在的不一致。” 这种理念上的混乱、前后不一致和实践上的求全主义，使“在一个由市场自由主义支配的世界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是暗淡的，除非它能够表明环境保护对所有地方的收益率和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而不仅仅是这些竞争性的价值能够相互调和。”
可持续的生存本质 可持续发展观对于有待发展的第三世界来讲，是一剂很好的强心针和兴奋剂，亦是修饰物质幸福论追求和惟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方式。然而，可持续发展观的自身内在矛盾和对当代人类错误导向，已经开始引来人们更理性的关注和实践上的反思。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指出：“作为一个社会目标，可持续性充满未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多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一代，一个世纪，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其次是人类哪一层次占用的可持续性？一个家庭，地方性村庄，主要城市，整个国家，还是全球经济；再次是对于谁的可持续性？所有现在活着的人，所有将来活着的人，所有现在活着的生物，还是所有将来活着的生物；又再次是什么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当代跨国资本主义，影响较小的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和采集，还是某种全球性的帝国；最后是什么的可持续发展？个人的收入，社会整体性，国民产值，物质资源，个人消费，还是生态多样性.。” 蒂莫西．卢克的质疑和追问中包含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可持续发展是否只是经济发展？
第二，可持续是不是就是可持续发展？
首先，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可持续经济发展只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并且它只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后形态，而不是它的最先形态和根本形态。客观论之，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指人的问题，文化、精神以及教育、科学、技术的问题，只有当恰当地解决了这些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才可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可持续不等于可持续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仅仅是可持续的一种形态，并且是一种后续形态。也就是说，一切形态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平台和坚实的基础，这个平台和基础就是可持续。可持续的首要问题，是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生存。所以，可持续首先解决的是自然、生命、人、社会的可持续存在问题，然后解决的是自然、生命、人、社会的可持续生存问题。在此双重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才可获得正确思路与方法。
综合二者，可持续生存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平台和最终的归属；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生存的后续展开形态，或者说提升形态。所以，可持续生存，是生态文明的基石；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的丰腴形象。从根本上讲，生态环境的生境化，是解决生态文明的基石问题，即解决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可持续性问题。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释义 简要地讲，可持续发展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所强调的是发展，是发展的不停顿性、不间断性，连续性，落实在经济领域，就是追求社会经济增长的高速性和不间断的持续性。因而，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方向与生态文明所努力的方向，构成了内在不一致。因为衡量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指标是生态环境的生境化，即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和气候生境化，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恢复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并使自然界的气候生境化。全面恢复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和气候生境化，都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抽象地讲，生态文明社会所致力于实现的，是“人与天调”，即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人与天调”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无论是从具体方面审视，还是从整体角度观照，生态文明社会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基本问题都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所肩负的根本任务，也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所以，生态文明社会的实践探索创建，只能走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要选择可持续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比如，走可持续生存的路子，要追求低碳化生存，实现生境生态，必须启动税收等法律手段和政策杠杆，规范、压缩汽车生产产业，抑制汽车消费；但如果走可持续发展路子，就是为保持高经济增长指标，而可出台各种鼓动政策，鼓励汽车消费，刺激汽车产业无限度发展，其结果，低碳排放、恢复生境只成为空洞理念而束之高阁，生态文明社会只成为惟经济增长模式的装饰话语。再比如，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具有根本性的地位，但今天的黄河、长江的生态状况极为不佳，它面临着生存的全面危机。如果按照可持续发展观，在黄河、长江流域再修建更多的水电站，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如果这样下去，黄河、长江的生存能力将更加被弱化，最后丧失最基本的可持续生存潜力。反之，按照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要求，现在的黄河、长江最需要休养生息，使它们恢复可持续生存能力，而不是雪上加霜地进行水电开发。但这只是对黄河、长江流域之可持续生存的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如果采取积极的作为方式，国家应该采取紧急行动对策，对黄河、长江流域的水电站展开全面审查和清理，然后对这些星罗棋布的大小水电站实施有计划的拆毁，使这两条母亲河重新恢复流畅，重新恢复自净化能力，从而使其恢复生境化的自承载力。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观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明确强调生存的根本性，强调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基础、动力。没有生存，不可能有发展；并且，发展只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所以，生存不仅是发展的前提、基础、动力，还是发展的归属。其次，它强调生存的可持续性和可持续生存的根本性，没有可持续生存，根本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第三，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是指在实现可持续生存基础上的发展，是为了不断强化和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可持续生存的发展。
如果在更广阔的视野背景上来理解“可持续生存”， 它首先指人的可持续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是要求人人得以生存；第二是人人得以可持续生存。比如，一个保持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总是一个高污染、高碳排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往往成为空话，因为穷人总是被置于更恶劣的生态环境里，承受更多的二氧化碳、更多的污染，吸纳更多的废气和噪音，吃更多的高含毒性食物，承受更多的灾疫之难。富人却相反，越是富裕，就越能享受低碳排放、低污染的生活环境。所以，可持续生存必须重点考虑穷人的可持续生存问题，即必须使穷人也平等地享受低碳排放、低污染的生存环境，即平等地配享环境正义。
其次是社会的可持续生存。这里的“社会”是一个全称判断，指国家共同体，因而，社会的可持续生存，是指整个国家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它包括城市社会、农村社会、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生存，以及城市社会、农村社会、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可持续生存的协调。
其三是地球的可持续生存，包括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生存，物种生命的可持续生存，具体可以落实到森林、草原、江海河流的可持续生存，比如，黄河、长江的可持续生存，事实上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可持续生存状况；草原、森林、湿地、荒野的可持续生存，是整个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获得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
4、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社会化方式
当确立以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时，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得以开辟的社会化方式，最为集中地敞开为如下三个方面。
低碳化生存：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实施的基本社会方式 在当代处境中，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和气候生境化。其中，气候是世界生变的晴雨表：气候一旦突破自身规律而运行，则意味着整个地球和宇宙生态的失衡。在今天，气候失律的根本表现，就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来源于人类活动和大自然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氯氟烃、甲烷、低空臭氧、氮氧化物等温室气体，超过了地球对它们的吸纳自净能力。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因为它既具有吸热功能，更具有隔热功能，它一旦在大气中增多，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无形的玻璃罩，使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向外层空间发散，从而导致温室气体大量聚集，形成地球表面变热，土壤、水、空气三者运行失常，气候失律。所以从根本上讲，温室气候源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超量，从而导致整个地球成为高碳化的地球，整个社会沦为高碳化的社会。
高碳社会与高碳地球，这二者之间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状态：只有当高碳社会形成和不断强化时，地球的高碳化状态才由此产生；一旦地球进入高碳化状态并持续高升时，整个自然宇宙就会发生巨大失律性裂变，地球遭灾、人类遭难。面对此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则必须行动起来消除地球的高碳化状态，追求低碳化生存。
追求低碳化生存，首先改变一次性石化燃料（即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动力能源结构，构建以太阳能、风能、水能、植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体系。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从制度、法律、政策等各方面全面引导和规范生产和生活领域克服高碳化和高污染化排放，奖励去污染和低污染化，构建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环保化和绿色生态化。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抛弃地缘经济而追求全球性经济。从根本上讲，高碳化生存追求地缘化经济，亦即地理资源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经济必以地缘为绝对疆界；二是其经济必以地下或地面物理资源为原材料；三是其经济行为体现强烈的竞争性，并且竞争构成了高碳化生存经济展开的根本动力，它贯穿在个体、企业、地区、国家之间。因而，地缘经济片面张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中的竞斗原理，并认为只有竞斗、竞争才是生，才创造生。如上三个特征规范引导其经济行为形成极强的侵略倾向。这种侵略倾向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侵略，其典型表现就是无所顾忌地征服、改造、掠夺自然；一是地理侵略，其主要表现就是殖民主义扩张和市场垄断。与此相反，低碳化生存追求全球性经济，亦即宇宙资源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经济必然全面打破其地缘疆界而追求全球化：地缘经济追求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对社会财富的自我聚敛；全球经济却追求对地球资源的滋养，对社会财富的共济。二是其经济必以地上资源或太空资源、宇宙资源为原材料。三是其经济行为高度协同，并且其协同性构成了低碳化生存展开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机制同样贯穿在个体、企业、地区、国家之间。因而，全球性经济将全面遵循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这即是竞斗原理和自我限度适应原理。竞必须以自我限度的适为准则并以实现其适为目的，惟有如此，竞才是生，竞才创造生。如上三大特征规范低碳化生存的整个经济行为，必须是协同生生化的。这种协同生生化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协同自然并促进自然生境化；二是协同社会并促进社会生境化。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破除物质幸福论目标而重建生态幸福论目标。从根本上讲，高碳化生存是以人类为中心，其最高目标是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因而，高碳化生存以发展为主题，并且其发展定位又必以经济为中心，以物质财富高增长为指数。与此相反，低碳化生存是以生命为中心，其最高目标是有限度的物质幸福，即生态幸福。因而，低碳化生存必以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主题，并且其发展必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为准则，以生态财富的增长为指数。所以，低碳化生存应该以节俭生活和美学创造引导生产为内在动力机制。
灾疫防治：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实施的普遍社会方式 客观地看，人类当代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的重要表现，就是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灾疫。灾疫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基本面貌，并构成当代人类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根本的世界性难题。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不可能绕过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而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为此，灾疫防治构成了当代人类开辟可持续生存发展道路的普遍社会方式。
在当代社会，根据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防治灾疫应该在整体上构建起“预防治理为本、救助治理为辅助”的灾疫国策，然后在预防环节确立起“治理为本，防范为辅”的战略。这一国策和战略实施的重心是“治理”，其治理的核心任务是重建。
以重建为核心任务的当代灾疫防治，之所以构成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开辟的普遍社会方式，是因为“重建”赋予了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以丰富的存在论和生存论语义。首先，当代灾疫防治的目标，是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态文明，此三者构成了重建的三步阶梯：重建的起步对象是生境，重建的最终目标是生态文明，由此，重建不仅是人类文化学意义的，更是历史未来学和自然生态学意义的。
不仅如此，“重建”还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因为在当代社会，无论是重建生境还是重建家园，都是一个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或能找到明确的起点，但却没有终点。因为哪怕是灾疫后的重建，也不只是把倒塌的房屋、毁坏的公路桥梁重新修建一次就可了事，而是包括情感、心理、观念、文化、存在姿态、生存方式等等内容的重建。当代灾疫防治所追求的，不仅是重建其物理形态，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重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历史，一种未来，一种理想，一种存在状态、姿态，一种生存方式和方法。并且，“重建”更是一个生态学概念，它体现出开放性、动态性、生成性：重建不是封闭的，而是向社会开放，向全球开放，向未来开放。因而，无论是重建生境还是重建家园，都应该具有全社会视野、全球视野和面向世界的未来视野。
重建的社会学、历史学和生态学视野，决定了重建首先是生存论的，然后才是发展论的。惟有如此定位，才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概论之，生态文明建设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础层面的内容，包括生态文明的存在论视野、生存论情感、哲学精神、伦理理想、社会目标、价值系统、生存方式、社会行动纲领、行动原则、道德规范等等；二是其行动层面的内容，主要指政治追求、经济模式、技术方向、科学定位、教育责任等等。灾疫防治中的重建，首先指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方面，因为这是奠基。惟有奠定起这个基础，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才获得根治的可能；也惟有奠定起这个基础，生态文明才在当代灾疫防治的重建中逐渐形成。一旦奠定起这个基础，当代灾疫防治必须指向政治、经济、技术、科学、教育领域，以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准则，引导政治追求、经济模式、技术方向、科学定位、教育责任的重建。由此两个方面的规定与要求，当代灾疫防治必须自觉追求如下三个方面的重建展开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重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系统：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根源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工业文明进程。孕育这个进程形成并推动这个进程展开的，是惟物质幸福论价值导向体系，它以人类中心论为思想基础，以物质幸福为目标，以二元分离为认知方式，以傲慢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以机械论和实利主义为价值核心。其中，二元分离的认知论，确立起了人的中心地位，也为人类构建物质幸福目的论体系，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和理由；机械论是在二元划分基础上定位自然世界的使用价值，为人类自己征服、改造甚至蹂躏自然世界，确立起自我确信的最终依据和合法理由；实利主义是人类实现物质幸福论的基本战略和价值导向，它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二是人乃经济的动物：“这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另一个假设，反映在人是经济动物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信条中。当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三是“‘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假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生产值构成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
从根本上讲，由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机械论和实利主义四者构建起来的价值导向体系，才把人类引向了征服、改造地球的战争深渊，制造出层层累积的当代灾疫。当代灾疫防治要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创建生态文明，必须扬弃由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机械论和实利主义四者构建起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价值体系，重建一种生境主义价值导向系统，它以人是世界性存在者为基本视域，以“生命-人本”为认知出发点，以生态幸福论为最终目的，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有机整体论为价值导向，以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之间动态协调的生态利益为实质追求。
重建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以物质财富为标志、以人本中心、物质幸福论、机械论和实利主义为价值呈现和精神追求的工业文明，始终在张扬静态、孤立、局部、个体，宣扬一种个体主义原则和局部动力学思想。前者的突出表现是个人本位主义、民族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落到实处就是地方本位主义、单位本位主义、党派本位主义；后者的典型体现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绝对地缘主义、具体情境主义、眼前利益主义和以小我为绝对要求的讨价还价主义。正是这种个体主义原则和局部动力学思想，激活了人们的想望、欲望和无限度需求，推动了实利主义战车一往无前，向自然进军，向大地开战，向地球索取，导致了自然生态链条的断裂，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失律、地质结构畸变，污染横流，灾疫连绵。为此，当代灾疫防治必须在反思批判这种个体主义原则和局部动力学思想基础上，谋求对它的真正超越，并以超越的姿态与胸襟，来重新确立起人和生命都是世界性存在者的整体主义思想，重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重建过去、现在、未来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重建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意识、器与道、物理与法则等等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重建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体、微观与宏观等等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这种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既是当代灾疫防治达到卓有成效之境所必须具备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所实现的。惟有这种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得到真正的构建、普遍的确立和广泛的运用时，生态文明才会在我们的手掌中升起。
重建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工业文明的根本认知基石是机械论世界观，它指向自然世界，构成了机械论自然观；指向社会，就构成了机械论社会观。但无论是机械论自然观还是机械论社会观，都基于二元论认知方式和静态的分析主义方法。这种二元论认知方式和静态的分析主义方法引导和规范人们看待任何对象，都首先将其静态化、把它与周围的一切相分隔开来，然后对它进行分拆，找出规律、法则、原则、程序、方式、方法，最后才根据需要而组装，使其各要素变成一个新的整体。前者就是分析，后者即是综合。分析主义方法就是分析-综合。这种方法追求静止、追求线性运动，追求表层规律，追求统一性原则，追求实现最大效率和收益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把一切都变成解剖的对象，并把一切都变成可供任意拆分或组装的工具。自然是如此，生命、人也是这样，只要需要，生命和人也都是工具，都只具有使用价值。概括地讲，工业文明的哲学精神、认知论、价值观、社会理想、道德追求等等，最终都通过这种静态的分析主义方法的运用，而得到全民化和全球性的生根、开花、结果。从正面看，这些果子就是经济增长，物质财富、消费享乐；从反面看，这些果子就是当代灾疫。
当代灾疫防治必须在这一清醒认识知基础上，扬弃这种静态的分析主义方法，重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重建过去、现在、未来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重建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意识、器与道、物理与法则等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重建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体、微观与宏观等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惟有如此，重建生境、重建家园、创建生态文明，才获得了与此相符的良性方法的引导。
生境化教育：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实施的重要社会方式 为创建生态文明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最持久、最艰难、最激动人心的工作，不是技术革新，不是更换经济模式，而是制度的创新，认知的改造，价值观的重建，人性的全面塑造。因而，为建生态文明社会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不仅需要技术、经济、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全面改造，更需要教育的社会化新生。在当代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中，教育的社会化新生，就是以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立足于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以低碳化生存为实践方式，展开生境化教育。
生境化教育是一项专项化的全民教育，它首先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地球视野和国家视野。
生境化教育的整体目标，是培育公民的全球精神、地球生境能力和国家利益观，它具体敞开为五个方面：首先，培养公民的普遍的生境意识、生境关怀能力和生境反思精神。其次，培养公民日常生活化的灾疫防治意识和灾疫防治能力。灾疫防治日常生活化的一个基本指标，就是人人生活低碳化。其三，展开全民化的生境生活教育和生境行动教育，培养公民的生境生活观和生境行动能力。生境生活观包括生境生活世界观，生境生活价值观，生境生活资源观，生境生活发展观，生境生活环境观。进行生境生活观教育，其实就是围绕生境生活世界观、生境生活价值观、生境生活资源观、生境生活发展观、生境生活环境观而展开教育：展开生境生活世界观教育，培养社会公民生境生活的整体生态观；展开生境生活价值观教育，培养社会公民生境生活共生观、互生观和生态幸福观；展开生境生活资源观教育，培养社会公民生境化的可再生能源观；展开生境生活环境观教育，培养社会公民生境主义的自然环境观。其四，培养公民的生境行动能力，主要包括培养公民的生境生活行动能力和生境消费行动能力。其五，培养公民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观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能力。
基于如上五维具体的目标要求，生境化教育的起步应该是节制训练，首先是进行欲望节制训练，其次是展开物质追求的节制训练，再次是进行生存姿态、生活方式的节制训练。
生境化教育的基本责任是关怀训练，主要包括气候关怀训练，地球关怀训练，生命关怀训练，生境关怀训练。通过关怀训练，引导人们养成一种自觉的和高尚的整体情操，敬畏精神、环境反省能力和自我化育精神。
生境化教育的实践指向，是培养公民利用厚生、践行尽性的品质、精神和能力。这里的践行就是实做，即凡事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每一天、每一件生活小事做起。这里的“尽性”，既讲尽己之性和尽人之性，更讲尽物之性，但却侧重于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就是使物尽其所用。物尽其用，这是厉行节约、简朴生活的具体体现。
生境化教育的最终个体目标，是培养公民厉行节约、简朴生活的生活观，生活品质、生活能力；
生境化教育的最终社会目标，是引导当代社会成为一个崇尚节约生存、简朴生活的社会。
（2010、10、1-3）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