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凌叔华参加新月社聚餐的归途，听人说起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她感到震惊，立即辩护说，这都是谣言，两人“绝无背友背夫的事”。回到家中，她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对事态的分析和担忧，希望他能帮助徐志摩出国，使之“早出非难罗网” 。
凌叔华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她当时与徐志摩过从甚密。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譬如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的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很懂得他的内力不能发展的苦闷，因时每每发出来。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
一
凌叔华与徐志摩以及陈西滢的初识，应在1924年4月，北平学界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集会上。当时，她是燕京大学推选的学生代表。据回忆，她还在家中设茶会，宴请过泰戈尔，“徐志摩、丁西林、胡适之、林徽因等都在场”。然而，徐志摩那时的心思萦系在林徽因的身上，对她并没有特别的关注。
那年夏天，凌叔华大学毕业，受聘于故宫博物院，审查整理古书画。徐志摩南下送别泰戈尔，转了一圈回来时，正是八月。上文致胡适信中说：“您与志摩交谊比我深许多，我只有半年。”这半年，是从1924年下半年算起的。现存徐志摩致凌叔华的六封信，也都是写于这一年的秋冬之季。林徽因已随梁思成赴美留学去了，徐志摩正是“万种风情无地着”。也就是这时，他开始了与凌叔华的通信。他写道：“不想你竟是这样纯粹的慈善心肠，你肯答应做我的‘通信员’，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
凌叔华给徐志摩的信没有留下来，不知如何写的。但她的文字总能让徐志摩兴奋不已：“回京后第一次‘修道’，正写这里，你的信来了。前半封叫我点头暗说善哉善哉，下半封叫我开口尽笑自语着捉掐捉掐！ｘｘ，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与凌叔华通信，也给徐志摩带来激活灵感的快慰：“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我从没有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ｘ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对你不同，因为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头，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徐志摩的信像诗一样，“浓得化不开”。不能肯定里面必定有超出友谊的情愫，但说其中蕴含着进一步发展感情的可能，应该没有问题。
二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感情没有发展下去，一方面因为陈西滢的追求，另一方面恐怕也由于陆小曼的出现。与“人淡如菊”的凌叔华风格迥异，陆小曼明艳、娇美、多情，一下把徐志摩的视线吸引过去。爱情应该是浪漫的，热烈的，耳鬓厮磨，如胶似漆，陆小曼正迎合了徐志摩的这种期待，两人一拍即合。凌叔华与陆小曼也是朋友，关于徐、陆的恋情，她开始却并不知晓，或者不相信是真的。当她听到别人的议论，反应似乎过于强烈。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给胡适的信中一再申明，“纯粹本于爱护同道”。
那封信是否起到作用，无从知晓，但徐志摩确实为避是非，赴欧洲游历了。1925年3月10日，临行之前，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缠绵的信，结尾说：“最后一句话：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3月18日，旅欧途中的一封信里又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他对自己与凌叔华的亲密关系向来不避讳。使用凌叔华绘制的贺年片，并为此做了一场题为《海滩上种花》的演讲。请她代笔《志摩的诗》的题词“献给爸爸”，以至于徐申如误会，有意认亲。徐志摩去世时，徐申如还指名让凌叔华书写碑文。
徐志摩去欧洲前，将那只后来惹出风波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戏言道，若是自己出国发生意外，让她以箱内的日记和文稿为材料作传记小说。可不久，5月26日，由翡冷翠寄给陆小曼的信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叔华两月来没有信，不知何故，她来看你否？”两个月前，正是徐志摩刚踏上旅途之初。想他一路也给凌叔华写信，可没有回音。从“答应常做我的通信员”到“两月来没有信”，其间发生了什么呢？据《小曼日记》记载，三月十四日，即徐志摩离开没几天，凌叔华曾专程拜访她，下午去的，晚上十一点才走。两人谈得十分深入，陆小曼把什么都说了。3月17日，凌叔华写成了一篇名为《吃茶》的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芳影与好友淑贞看电影时，结识了她的哥哥王斌，第二天又一同去逛公园。王斌种种殷勤的表现，使芳影确信他是爱自己的。一周后，芳影收到王斌的信，激动地打开，却是他的结婚请帖。淑贞随后来了，说起某小姐，因哥哥搀了一下，竟托人叫哥哥去求婚。哥哥知道后又生气又好笑，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神情恍惚地喃喃道：“外国……规矩……”小说戛然而止。徐志摩像小说中的王斌一样，喜欢对女性献殷勤。他在凌叔华面前的种种表现，会不会也曾引起误会？芳影的前后心理变化，细腻微妙，凌叔华内心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情绪波动？这些都不好乱猜，但这篇小说完成的时间，正是她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真相的第三天，不能不令人有所联想。
５月７日，凌叔华又完成了一篇小说《再见》，写一位叫筱秋的小姐，偶遇多年前的男友骏仁。当年，因为听说异地的骏仁结婚了，筱秋中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系。尽管骏仁仍旧有所表示，筱秋最终还是决定与他“再见”了。也就在五月份，陈西滢在其著名的“闲话”专栏中，刊出了一篇很特别的短文《庆贺小戏院成功》。与他以议论见长的绝大多数“闲话”不同，这篇仅是报道一次演出，并且表示对“这剧本的作者凌叔华女士”等人的庆贺。由此可见，凌叔华与陈西滢交往已经有了新的动向。此刻，徐志摩远在欧洲，并不知道这边悄悄的变化，所以对于“叔华两月来没有信”，觉得不解。
如果说《吃茶》和《再见》引起注意，是其特别注明的写作时间，那么凌叔华的成名作《酒后》令人叹奇，则是小说与现实的对应和巧合。女主角采苕与丈夫永璋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子仪之间的结构，与凌叔华、陈西滢、徐志摩三人的关系，真可谓“异质同构”。故事发生在一次酒宴之后，子仪睡在别人的客厅，因为喝了酒；永璋絮絮叨叨说着话，也因为喝了酒。采苕呢？正是喝了酒，她才产生一时冲动，向永璋表示，自己想去吻一下熟睡的子仪。尽管获得同意，临到关键时刻，她还是迟疑了，最终还是回到永璋的身边。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凌叔华的小说：“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不仅可以看作《酒后》的评语，也可以用凌叔华本人身上，当作她处理个人感情的心理模式。但考虑到《酒后》发表于1925年1月，当时凌叔华感情倾向尚未明确，她不可能预感到后来的事。这只能说是应了王尔德的那句名言：“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
三
可以肯定，凌叔华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难分难解之后，才与陈西滢确定恋爱关系的。而这一关系的公开，可能更迟。至少徐志摩从欧洲回来后，有一段时间并不知晓。
徐志摩是1925年7月下旬回国的，不久追着陆小曼去了上海。他们的感情受到极大的阻力，以至于决定就此分手。徐志摩“凄惨”地返回北平，全身心投入《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10月1日，他主编的改版第一期刊出。上面除了他自己的代发刊辞《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外，便是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梁启超的旧体诗《题宋石门画像》。编者附识写道：“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她的。还有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女士的，一并道谢。”梁启超那篇，无疑是点缀。徐志摩首次主编四大副刊之首的《晨报副刊》，隆重推出的，其实只有凌叔华一人。他一再表示感谢，热情有余，措辞有误，没说清那图案是临摹的还是创作的，由此又引出“凌叔华窃取琵亚词侣”案，并成为轰动文坛的“闲话之争”的导火索之一。这已是题外话，按下不表。值得注意的是，代发刊辞中提到邀请的撰稿人阵容时说：“至于我们日常见面的几位朋友，如西林、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女士、凌叔华女士等更不必我烦言。”其中“西滢”和“凌叔华女士”相隔很远，不像徐志摩后来的文字中，一般都称“通伯叔华”。另外，徐志摩约凌叔华写小说、画图案时，陈西滢好像并不在场。
就在徐志摩一心扑在副刊上，几乎忘了陆小曼之际，事情突然出现转机。陆小曼顺利地离了婚，只身赶来北平。她与徐志摩早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看到《晨报副刊》，才找上门去，两人又“欢欢喜喜”地沉浸在热恋之中。不久，凌叔华与陈西滢之间也有进展，并于1926年初举办了订婚仪式。按当时的习俗，订婚是向亲友及社会公布双方的恋爱关系。只有订了婚，两人才能以恋人的身份出入各种场合。2月21日，徐志摩在老家硖石，征得家里同意后，给陆小曼写信说：“订婚手续他（徐父申如）主张从简，我说这回通伯叔华是怎样的，他说照办好了。”至此，徐志摩与陆小曼，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各有所属。
此后，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交往，虽然再没有曾经的热情，却依旧频繁。《晨报副刊》以及后来的《新月》上，陆续发表了凌叔华的十余篇小说，都是徐志摩经手编发的。1928年，新月书店预告出版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徐志摩为之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集子正式印出时并未收入。现在只能看到一些片断，是从中摘录出来作为广告词的。原文如下：“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感情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徐志摩现存的文字中，为人作序，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他自己唯一的小说集《轮盘》，题词则是“敬献给我的好友通伯和叔华”。
正如凌叔华所言，徐志摩抬举她的文学成就甚高，他们的通信多半是谈文艺的。可要说他们只是文学上的朋友，恐怕未必。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凌叔华，却没有一句与文艺有关。有意思的是，他常常拿凌叔华美满生活来与自己的境况对照。1931年6月14日，由北平写信给上海的陆小曼说：“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孩子更胖，也好玩，不怕我，我抱她半天。我近来也颇爱孩子，有伶俐相的，我真爱。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个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听其自然是不成的，我们得想法，我不知你肯不肯。”6月25日又有信说：“人家都是团圆的了。叔华已得了通伯，徽因亦有了思成。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的。就是你我，一南一北。”这里将叔华放在徽因前面，或许是考虑到陆小曼与二人关系的亲疏，可由此也能看出，叔华和徽因，在徐志摩心目中，本没有多大的亲疏之分。
四
凌叔华婚后的文字，很少涉及徐志摩。直到他出了意外，满腔的情感方如决堤的洪水，一泻而出。《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一文，一反她“适可而止”的文风，直白而强烈，程度绝对不亚于陆小曼和林徽因。文中有一节耐人寻味：“在三年前的夏夜，志摩，想你还记得吧，我同通伯忽然接到你要过东京一晤的电报，第二天一睁开眼我就说梦见志摩来了。通伯说真的吗？我也梦见他来呢。说着我们就去接早车，心下却以为或者要等一整天，谁知人一到车站，你便在迎面来的车里探出头来招手了，这事说来像是带神秘性，或是巧得不可信；可是我们安知不是宇宙间真有一种力！”在另一个场合，凌叔华还说过一件同样神秘的事。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中写道：“昨天下午在凌叔华家，沈性仁、张奚若夫人同叔华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华说，几年前他们有一个快雪会，是在雪天里同很多朋友游西山，后来志摩做一篇文章纪游，叔华把他这篇文章抄到一个本子上，头一页上写一副对联，（我不会背原文）意思是俯临高处看溪壑的云雾的景致，上面戏题志摩先生千古。这次志摩将离北京的时候，叔华无意中给他看了，他还说，‘那就千古了呢？’谁知道竟成谶语！”一再念叨这些灵验的故事，可见她受到太大的刺激，有些不能自控了。
徐志摩生前，一直视凌叔华为红颜知己。他对陆小曼说，只有叔华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他把八宝箱存在凌叔华那里，让她在自己回不来时写传记小说用，并对沈从文说，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凌叔华当然要为徐志摩做点什么。她首先想到的还不是写传记，而是出版“志摩信札”之类。她是在徐志摩追悼会上，听胡适说徐志摩的信全是极美丽的散文，出版后一定更能巩固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便想将自己手上的，再收集一些别人手上的，编个集子尽快出版。她去找林徽因，没想到林徽因不仅未拿出信件，还要看她保存的两本康桥日记，于是惹出一桩令各方都不快的“八宝箱事件”。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中所有遗稿，“收储保存”了，并写信给胡适说：“‘传’不‘传’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传记小说无法再写，书信集也没编成，凌叔华后来只是摘录了徐志摩给她的六封信，发表在她自己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作为纪念。
关于为徐志摩墓碑题字的事，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说：“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原因是题词的内容不合适，她请胡适另找一句，或另找人写。结果如何，未见下文。今据吴其昌后人说，凌叔华随后还是写了“冷月照诗魂”一句寄去，被制成一个正方形的石碑，立在徐志摩墓侧。有人见过此诗碑，赞叹其改动名句的贴切。而乡人多不知此碑为何而立，无人关心其下落。
五十年后，旅居英伦的凌叔华收到陈从周寄来的《徐志摩年谱》，回信说：“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另一封信中又说：“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用手足之情来解释自己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常得体，但两人毕竟不是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兄妹，那份感情怎么说都很特别。凌叔华在信里还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些是不是真话暂且不管，理由却不充分，如果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那又将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