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友人送来周有光前辈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信,我被这位104岁老人的精神所感动,马上遵嘱代转,并让友人表达我对周老的敬意。9月25日,不顾我的劝阻,周老在儿子周晓平(75岁的著名气象专家)和蒋彦永教授的陪同下,硬是坐轮椅来到我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受教非浅。
周老谈到早年去美国留学,主修经济,有幸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过接触。那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一个新高峰,站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大量人才流入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是偶然的。我很同意周老的看法。19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来年,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予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德国人占12%,犹太人占18%,中国大陆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靠科学知识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周老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是自下而上,尊重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参加学术性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里面有许多美国的大官,他们也是学者。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们中国刚好相反,大官坐在前面,教授坐在后面。”周老还谈到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这也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领导,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英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闲谈中周老还谈到:“社会科学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本来研究中心都在欧洲,后来跑到美国去了。自然科学三百年前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科学是比较晚的。”周老还谈到,“由于几百年走改良道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法国和西班牙就差,拉丁美洲都不行。”
周老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多种,有的已被译成外文。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真是令人敬佩不已。记得去年一月,在《炎黄春秋》的茶话会上,邵燕祥曾建议向周有光老人约稿。周老比我长11岁,思维依然极其敏捷,他说他是85岁以后,才着重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这真是与时俱进了。他现在每天用电脑上网并写作(我却是一个电脑盲)。去年底,我收到周老寄来的《朝闻道集》,夹条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包括老人在语言、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东西文化中的优劣长短。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目前流行的称谓的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文化将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周老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文章中,周老阐述了这一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周老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谈话中他认为:“现在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不是国家的,哪一个国家的。现在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后者是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共同的现代文化当中生活,同时保留了本地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效的成分。所以现代人在双层次文化中生活,当代文化同古代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说不清楚了。趋同文化快得不得了,一个地方搞一个东西,其他地方都学习了。”周老谈到自己这样的经历:“我到医院去看病,等医生,等拿药,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手里不拿手机的,手机跟人分不开了,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还有宽带(网),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我不懂这个名词,周晓平插话说:没有中文翻译,就是短的博客,传输信息的力量很大)。”周老接着说:“是一个微型博客。可以有一种好的印象和另外一种印象相互沟通,每个国家的透明性增加了。所以,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有很多人论证,中国30年之后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我插话:这是最好的估计。80年代我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有22个研究所在研究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的GDP就会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人均,中国还只能是下游,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周老在《全球化巡礼》一文后有一个附条:“从人均GDP看世界”,这个资料来源于2001年《世界地图集》。去年岁末,周老给我寄来一份最新的统计——世界各国人均GDP,这份资料来源于2010年《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mac and Book of Fact)。我比较了两个相距近十年的统计,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有光老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学者。他生于1906年,1927年登上大学讲座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曾在上海参与“七君子”的救亡活动。1949年,他从美国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被改行从事文学改革工作。周老一生学术贡献很多,由于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人统计,中国用手机发短信使用拼音输入法的占97%,操作电脑使用各类拼音录入法的占50%以上。关于手机对世界的影响,谈话中周老是这样评价的:“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周老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编审之一,故有“周百科”的美名。他还是该书日文版的国际学术顾问。令周老遗憾的是,中文版出版近30年,卖了还不到20万部,而日文版刚出版就卖掉70万部。日本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都是东方国家,两国人求知欲却有如天壤之别,怎不令人叹息。
本书的出版后记名曰《一本讲真话的书》。周老曾对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个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周有光前辈以104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制造了跨世纪的传奇。我虽然同周老是初识,只有一面之缘,却有深切的感受,获得很大的教益。我希望所有求知的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同时我还期待着周老有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