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具体一些，我探讨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多少年了，总可以具体一些。由经验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多少近距离观察过一些，至少一位，腐败分子的行为吧？我更愿意一般地研究“行恶者”的心理状态。

所谓“恶”（badness）简直是一个中性语词。因为对应的，有些讽刺意味，是经济学的商品概念（goodness），或门格尔讨论的“善”与“财货”。如果沿这一思路对话，我推测，我们会走到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叙事、古典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传统里去。在这一传统里，“恶”的涵义是为改善自己的福利而损害他人福利。于是经济学家说：谁不恶呢？那么，我们可以强化一些，将“恶”定义为：损害自己福利并损害他人福利。于是经济学家说：不理性，不可能长期存在。有些懂得这一传统的网友可以继续写。

那么，不沿着上述传统呢？我们可以说，恶，不是邪恶，我以前（在搜狐博客我的日志）写文章界定过这两个十分不同的概念。恶行，首先是“自私”（谁不恶谁不自私）。让我们沿着新的和老的制度学家的叙事传统：不过，自私不能无限制，要有道德，或曰“自律”。布坎南说：“首先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谓之“立宪经济学”。正确。那么，自律怎样发生呢？回到我说过的“群体之恶”了：假如你自律而你周围足够多的人不自律，那么你的自律对你而言毫无意义？或是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等价于哈姆雷特问题的问题。

第三种叙述，因为刚才见到这里留言者责备“体制”---意味着无人有罪，我写了多少文字，恰好是要抨击这类荒唐见解。请问，“体制”是否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假如某一天你进入体制，你行恶呢还是行善？你在体制里行恶的同时仍可以责怪体制，这样的态度，永无获救之望。让我接着说：第三种叙述是，沿着体制问题深入探讨。关键是不要浅尝辄止，如以往一样，大家纷纷骂一通体制问题，然后各自回家，依旧沉沦。我们每一个人，如我开篇所言，或多或少认识几位体制内的朋友，这些朋友也有过恶行吧？最初的问题只是界定“恶”的涵义，然后是，即便罪恶较大者，以我的观察，仍有善心，这才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如同没有至善之人一样，也没有至恶之人。我曾每周拜访若干次三里河某一部委，那是1990年代初期，不很腐败，一群朋友，聊天，办公，抽空处理我带去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国际事务”。我只有陪聊的份儿，况且都是朋友呢，确实不习惯，但可以忍受，所以就在大楼里徘徊，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观察他们的行为。当时，一位处长的身价（指每一项目的价值），以我的调查，大约在25万元，那是一个被称为“处长经济”的时期。25万？太廉价了吧。不要忘记，那时，我每天乘出租车总共花费50元，可以满城跑，夏利算是好车了。那时的“恶”，常见的，是公文包里的现钞（通常装10万）送给朋友介绍的朋友，批文盖章，忽悠外商，回扣汇款，出国旅游，诸如此类。都很年轻嘛，没人念叨晚年生活。在这些朋友看来，这类行为根本不算是恶，无非是“大家拿”而已，还都特仗义，谁少拿，别人都会打抱不平。自律？那是“迂腐”。玩世不恭，那是“潇洒”。阿谀奉迎，那是“小市民气”。值得分析，我们的体制从来就是这样的，不如苏联那样严格，被斯大林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不信？问问你爷爷，也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也一样。毛泽东亲自过问的，共产党进城两年，三反五反，其中一项“反贪污”，各地领导人进京汇报工作，有贪污的干部已占机关干部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调查很难进展（涉及太多干部故无干部愿意交代）。毛泽东有政治智慧，约法三章，只抓“老虎”，万元以下者免（提供激励相互揭发检举）。今天我们揭露的腐败窝案，当初就有，只是不够万元罢了。国人腐败，必以群分，官僚政治两千年，也是如此（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先写这么多。善与恶，是最原初的东西，其次才有科学和伪科学。超越善恶的，不是社会科学，这里不必讨论。

善恶是情也是理，然后有法，不合法营私，称为“腐败”。不讲善恶而论法律，等于假设实存法是正确行为的标准。在转型期中国，这已是大错---错置概念之实境。中国实在不缺法律，法条泛滥成灾，无端推高交易费用。若要取消法律之先天正确性，依照法学传统，应讨论立法初衷（立法者意向）的适用性。或者更追溯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论如何，不能假设法律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说，在legality 之前，必须先有 legitimacy（我愿意译为道德合法性）。后者，实话说，是我们共产党的软肋。当然，也是国民党的软肋。不过，历史总要从某一时刻开始。不提早期是否当真“立党为公”，韦伯所说的发自内心的权威，或卡里奇马权威，确实存在了一段时期。然后是官僚化时期，这也是韦伯的定见。道德合法性逐渐丧失，这是官僚体制腐败的必然结果。人心有公理，善恶有准绳。否则，什么是道德合法性？须知，不探究当代中国的道德哲学与法哲学，就无从讨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与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