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舆论界、政法界都在热议一桩冤错大案：一个被判“死缓”的“杀人犯”赵作海，经过11年牢狱之灾，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之后，被“杀”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赵作海被宣告无罪释放，原来经手审理此案的公检法人员被分别问责：其中进行严刑逼供的公安干警，已被刑拘；而当事的检察官、法官也被停职检查。但他们私下庆幸当时没有对“杀人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有意“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否则他们就不只是错判，而是错杀，追究责任就大有不同了。
社会舆论在追问和反思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时，大都责问检察官和法官明知证据不足（检察官曾因此3次退回公安机关侦查），而不依循“相互制约”和“罪疑从无”的原则，释放赵作海；却顺从“上面”的压力，判处他死缓，良心何在，正义何存？
这种追问，是有理有据的。作为“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中应当是“公平正义的化身”的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和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他们应具的司法伦理。作为错案的经手人，他们责无旁贷，“法无可恕”。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在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他们这样判处，却不无“情有可原”之处。据报道，当时正值中央要求司法机关雷厉风行迅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高潮期。按权威部门的统计，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成为严重违法侵权、影响党和司法机关形象的老大难问题。2002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经验交流会要求在2002年6月底前全部纠正超期羁押现象，这“一刀切”的决定，成为司法部门“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实际上是公、检、法、司的联合体，主要职能是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约”；政法委员会的委员制也变成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而书记又多是由现职或出身于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兼任。据悉，商丘市政法委书记还不是学法律的，而是学煤矿和矿山机电的），大案要案都须经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最后由书记个人说了算。这成了判案的习惯程序。正如商丘市检察院此案的主诉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员所说：此前长期关押赵作海“就是政治需要”；此后，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快审快判”的批示，也是政治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结论都定好了，检察院、法院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们只有服从”。（参见2010年6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专文：《赵作海冤案形成过程》）
如果不服从呢？按内部纪律就只有被罢官甚至问罪的后果。我国的检察官和法官一般不具备“舍身为法”的节操，就只好服从上级决定。稍有良心的法官、检察官才勉强做出“留有余地”、“网开一面”的判决。因此，如要追究责任，根子还在党的政法制度的固有弊病：党大于法，政法委的专权和错误决策，以及把司法政治化，把判案运动化。
不过，在那种情境下，当地检察、审判人员采取“留有余地”的对策，判死缓得以“枪下留人”，既保住了无辜者的生命免遭冤杀，使后来平反还有活口；又曲应了上级武断的威权；事后还可减轻自己的罪过。再说，“留有余地”也是给自己的良心存留一点空间，不失为保住做人的道德底线的一种权宜策略。虽然这并非崇高，总比那种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或踏人尸骨以升官的行径要可取得多。
联系到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详见郭道晖：《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该警察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奔向自由的青年。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的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在不得不执行恶法恶令的时候，当事者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尽最大智慧，“留有余地”地、打折扣地执行。也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你有凭良心坚持和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你必须承担罪责。
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你整我、我整你”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最高领袖专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不可抗拒的运动中，仍然有一些明智之士和没有泯灭良知的党员干部，不怕担风险，或冒死“包庇”无辜受害者，或在可能条件下宽容、善待一些受难者。如在急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中，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被上级指定至少要划3个右派；但在局长王冶秋的曲意呵护下，居然没有划一个右派。又如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在其《反“右派”亲历记》中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再如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两年后，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张闻天“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还有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保了下来。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大力平反历次冤假错案，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予以改正。（以上参阅腾讯网：《他们是如何躲过了“右派”帽子的？》，原载2008年7月1日《新闻午报》）
以上诸例表明，即使在“不可抗力”的高压下，仍然可以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
当然也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运动中跟风整人，执行恶法恶令，以求自保，伤害了一些人，包括自己老战友、老同学和亲人，事后深自忏悔，登门道歉。他们当时一念之差，弃置这“一厘米”自主权，没有尽这起码的道德义务，以致备受良心谴责，遗憾终身。像《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赵遐秋在其《跟风整人的懊悔》一文中诚挚的自责那样，或像另一期《炎黄春秋》撰述的另一位老干部临终还念念不忘这个毕生欠下的良心债，死不瞑目。（见2009年第2期文章）应当说，他们毕竟还是良知未泯的好人，这是千古悲剧。
往者已不可谏，后之来者犹可追。近读《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田纪云同志《我从政的几点体会》一文，其中告诫人们：“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文化大革命，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善哉斯言！这几个“不”，正是你拥有的“一厘米的自主权”和最低道德义务。
可是，不少人并没有坚持这样的底线，而是随波逐流，积极卷入，充当打手，助纣为虐，至今仍不见有所反思和忏悔。有些人甚至是“借”纣为虐，即借运动的大旗，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做出灭绝天良的暴行。像“反右”运动中的云南昭通专区党政领导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和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就是例证。至于“文革”开始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女学生们毒打校长卞仲耘致死；北京大兴县农村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婴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广西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对立派别的群众，有的地方甚至炒吃人的心肝；辽宁司法机关虐杀张志新烈士还狠毒地割断其咽喉（据悉当地犯人临刑被割咽喉的前后达30多起）……凡此种种打人、杀人甚至吃人的暴行，固然根在“始作俑”的暴君，但他们在具体执行中不是“打折扣”，而是更加码，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警世箴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类人的罪恶是不能全推到暴君一人的。
每个人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写”历史。人们，可要珍惜这“一厘米主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