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6月份才辞去记者工作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8月30日，谢的律师、我的前同事周泽从警方获悉，谢“涉嫌非法经营”，因为他基于3年的采访自费出版了印数1万本的纪实文学《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前些年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职称等需要，被迫拿出积蓄或举债，于是有了“稻粱都为著书谋”一说。而55岁的谢朝平似乎不属于这两类人，这位有社会关怀的“潦倒文人”却为何因写书而成为“非法经营”者？这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根据国务院1997年1月颁布、2月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的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与《宪法》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原则是一致的。

那么陕西渭南警方拿人的刑法依据何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第一款，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刑法》本身没有相关的非法出版规定。而《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并依法登记的，不得印刷报纸、期刊、图书，不得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显然，谢朝平目前只是一个“文化个体户”，他既没有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也没有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即“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根据报道，他是通过山西省文联主办、全国百家社科核心期刊《火花》杂志的增刊将他的作品刊印并包销的。《火花》杂志承认，增刊的报批手续没有履行，但是谢朝平并不知情，如果说涉嫌非法出版和非法经营，那与他何干？

根据其他媒体记者提供的信息，渭南警方还指谢朝平涉嫌大额非法买卖和营利。既然谢不涉及非法出版和非法经营，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非法买卖和非法营利。谢于今年年初写成10万字报告文学《移民》(后改名《大迁徙》)，与《火花》杂志社属下月刊编辑部谈妥，以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况且他也没有营利渠道，因为购买的读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那部分渭南民众，更不用说他自己为了出版还自掏腰包5万元承担印务费用。

可见，谢朝平的“非法经营”罪嫌是子虚乌有，实属另一种形式的“因言获罪”。自中共十七大提出保障公民“四权”以来，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和表达权日益受到全社会上下的重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两大重点之一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公布的年度人权发展指数显示，中国“在改善本国公民生活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

因此，这样以刑事手段来对付一个作家的正常表达，在国内也引起了网民的批评。有网民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指出：“谢朝平这样的有良心的作家，应该是我们社会的财富，也是社会公平的一面镜子”。也有网民作出很好的法律程序分析：“退一万部(步)说，他有犯罪嫌疑，也可以应用保释制度，然后再起诉，审判，定罪嘛。为什么非要(就要)抓、抓、抓。”

不久前笔者撰文指出，与有单位保障的记者相比，积极关心社会事务的公民更值得关心。如果说记者和媒体的基本权利还缺乏法律保障的话，那么记者因职务行为遭受牢狱之灾或严重人身伤害毕竟少而又少，因为他或她有媒体自身、记者同行和社会舆论的声援。而曾经的记者、如今的“闲云野鹤”谢朝平呢？(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