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出具法律文书的情况下，8月19日，陕西渭南市警方将前《方圆》杂志记者、自费出版了纪实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从家中带走，仅口头告知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被媒体称为“渭南书案”。至今警方未按规定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原本答应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地公安、文化各方，近日在媒体面前“集体噤声”。中国作协创联部昨天表示，陕西渭南警方带走报告文学作家谢朝平，是对作家创作权的侵犯；如有必要，该部门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切实维护作者或作家的合法权益（谢朝平是四川省达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作家自费出书司空见惯，权力干预公民的自由表达也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当一个作家的自费出书行动与“非法经营罪”扯上关系时，诞生的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其中必有深不可测的内幕。据媒体报道，2003年8月，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洪水过后，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陕西省上报的灾区3474户村民外迁。按照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按照每户1.7万元的标准补助，中央补助共计5906万元。但直到2006年，村民仅获得50万元救灾款。而当时作为《检察日报》下属《方圆》杂志社记者，谢朝平曾到渭南采访移民款被挪用一事，并形成了两篇文章，但最终因为被当地“公关”而无法问世。谢朝平遂决定写一部三门峡移民史，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6次自费从北京到渭南采访，终成纪实文学《大迁徙》。一言以蔽之，《大迁徙》披露了诸多移民问题，而依靠扎实的采访深揭腐败恰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渭南书案”中，警方的行动在程序上存在着不少明显瑕疵，这一点已为许多评论所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渭南移民问题，谢朝平远远不是命运最为糟糕的。在谢朝平之前，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早在1992年就曾实名举报当地移民资金管理存在的诸多漏洞，《工人日报》派出记者调查核实后刊发了报道，而阅读这份报纸的100多个村民和200多个学生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非法集会；李万明本人则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渭南官方秘密关押了22天，直到中纪委介入才恢复正常工作

当我们罗列这些媒体已经刊布的事实时，不能不为这场较量的坚韧性所震撼。较量的一方，虽然力量弱小却不屈不挠；较量的另一方，面对毫不对称的对手，却也拿出了狮子搏兔的精神，动用了拥有的几乎所有手段，以致剑走偏锋留下话柄也在所不惜。从这点看，渭南方面动用警力进京抓作家，颇有点像“急不择路”，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将谢朝平拘押，则近于“急不择言”。这就跟当初认定读报的村民是在“非法集会”一样，他们要的只是结果，过程如何无关紧要。

关于渭南移民资金使用中的问题，李万明举出了很多实例，“先后向某物资部门免息借出400万元，到1996年仍欠74万元未还；向某中外合资企业非法入股300万元，同时下属某县移民部门也向该企业非法入股300万元，该企业因效益甚差，资不抵债，被迫宣告破产，致使入股资金的本、息及红利分文未收……”在此，我们不拟作出“媒体审判”，轻率地断言，谢朝平、李万明乃至当地移民的反映和举报均属事实，但问题是，这么多年来，面对这么多公民的质疑，面对李万明举出的斑斑可考的证据，当地官方可曾做过一次像样的调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全面封堵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不遗余力打击质疑者时，权力的反应却十分坚决和果断。这怎不让人疑窦丛生？

一场腐败与反腐的较量酝酿于1992年，至今日才被全国公众围观，不幸地走向渭南官方所竭力避免的一面，渭南官方的能量于此可见一斑。而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在证实一句名言，“文字比石头更加不朽”，真相终究是封堵不住的。

包括渭南官方在内，想必没人敢公开否认反腐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义事业，但透过“渭南书案”，一个残酷的事实呈现在公众面前：反腐只有依靠清洁的权力之手。现在要让“渭南书案”得出一个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结论，恐怕只有寄望独立于渭南官方的调查者的介入了，否则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只是按近来惯例对谢朝平说一声“道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