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试问过几个读书人：“知道符家钦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其实，我也是几年前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薄薄的《沈从文故事》的小册子后，才知道符家钦这个翻译家的。但我认为，凡是知道沈从文的读书人，都是应该知道符家钦的。可惜的是，在“沈从文热”渐成显学的今天，曾翻译过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并在海峡两岸出版多个版本的符家钦，在辞世三年多后，不仅平生事业不能彰显，连名字都快被世人遗忘了，还有一家出版《沈从文传》的出版社，竟把译者符家钦的“钦”印成了“饮”字，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更让人伤痛的是，这位生前著作等身的翻译家，身后的遗稿却处处碰壁、无法出版、还白白花去了家属好几千元的前期制版费。
手边有两本署名符家钦的遗著《流年絮语》和《译林百家》，都是先后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地摊上遇到的，出版者注明为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符家钦的这两本书，除去叙述作者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外，还有不少涉及现当代翻译界、文学界以及新闻界人物的故事与“今典”，可以说是两本饶有兴味、堪值一读的好书。但这样好的遗著，为什么要由这样陌生的出版社来出版印行呢？原来这样的出版现象，也是眼下不少文化人的无奈之举，早已暗中流行多年了：手边有一本好书，无处出版，但又敝帚自珍，为了给逝者或生者一个交代，只好买个便宜的香港书号在内地印刷出版，每本书的印数也不多，大都为馈赠亲友之用。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自费出书，这样的书，北京的地摊上常常遇到，而且多是不合时宜、但又别具新意之作。
符家钦的坎坷经历令人唏嘘叹息，于是，我写了一篇小文“知道符家钦么”，刊载在2005年5月25日的《竞报》上。没想到是，文章发表的当天，符家钦的公子符东义先生，恰好正在四慧站等候开往河北香河的汽车，偏偏就买了一张当天的《竞报》浏览，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熟悉又久违的名字，他形容说：“家父离我们而去已有两年。除去子女及有数的故友，家父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是谁，因为什么，又提到了家父？我急匆匆读起该文。读过之后不禁悲喜交加，仰天长叹！”于是，他通过报社，打听到我的地址，几次与我通电话，讲述他们一家几十年的悲惨遭遇。
符家钦（1919——2002），四川合江人，自幼聪慧，自小学、初中、南开高中，半工半读到重庆中央大学，毕业进入报社。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继续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符家钦平生结交下几位挚友，如我国新闻出版系统的先辈刘尊祺、萧乾、冯亦代……他们的人生都有个共同特点，一生坎坷，历尽磨难。他们或在1958年同被打成右派，或因历史冤案遭受牢狱之灾。符东义回忆：父亲从北京的国家机关被押送到天津茶淀农场劳动的那年，他刚读初二，甚至没有给父亲一个同家人话别的机会。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家就是天塌下来了。“文革”的红色风暴，又把父亲送到新疆大沙漠边劳动，子女也被四处遣散。父亲在新疆规规矩矩地干活，日夜盼望着能有摘掉帽子早日与妻子儿女团聚的那一天。树叶一年年绿了又黄了，父亲诗中写道：“乡梦到三巴，热泪满衣衫。”等到平反归来，则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符东义本人却没能再回到北京，只有调动到距北京较近的河北省香河县，也算是京畿之地吧。
符家钦1978年复出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到了1984年，又因腰脊髓病变导致截瘫，可他在轮椅上依旧以年出一书的进度与命运抗争，先后出版过著作和译著24种，约600万字以上。198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圣若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介甫的洋洋30万言的英文版《沈从文传》，这位不到40岁的汉学家，对于研究沈从文文艺思想的演进，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立论公允，缜密严谨。且不说其史料之丰富之翔实，考据之认真之详尽，每个细节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有所本，仅就趣味而言，也是盎然丰沛的。1987年冬天，符家钦接到诗人荒芜的信，建议他把这本书译出来，萧乾老师听到消息也鼓励由他来翻译这部巨作，汪曾祺更是推荐符家钦，“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细如发，一丝不苟的翻译家，我相信这本书的译笔不但会是忠实的，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直到1988年5月，沈老这颗文坛巨星陨落后，躺在轮椅上符家钦才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正式开始动手翻译这部书，并与原作者金介甫开始通信。想不到的是，这位年轻的洋博士（他面壁十年写这部传记时只有30多岁）居然学贯中西，符家钦的一切质疑问难他都能迎刃而解，要查的引文原件他无不立时复印寄来，并字斟句酌地在一万多字译文里指出一百多个表达不确切之处。全稿译完寄去后，金介甫为了不耽误发稿，用一个多月功夫就把30多万字细心校订了一遍寄回，符家钦感慨说，我译书40年，像这样著译双方推心置腹、切磋字句的例子，还是第一次体验到。在大陆，这部书稿终于在1990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先后还有了多个版本。
《沈从文传》在海峡两地出版后，获台湾图书大奖。同时，符家钦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并非文艺界的学者信中指出，金介甫原著中有大量注释，是珍贵的文坛掌故，单纯为读者承受力着想而割爱，十分可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清代学者有一种优良学风，即“言必有据，无征不信”，金介甫的注文也吸收了这种优良传统，他广搜博采，仅私人晤谈的作家学者就高达118人次，并认为他写这部文学传记，主要在于提供史实，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所以，金介甫本人对国内初版时删去大量的注释也是耿耿于怀的。为了让中国读者也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沈从文这一个乡下人是如何成长为文学大师的曲折人生，符家钦于是便将这646条注文补译出来，又出版了后来的全译本，忠实还原了原著。而前面提到的单行本《沈从文故事》，只是注释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掌故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
就是这位被汪曾祺形容为“他岁数不算太小，但是长得很年轻，单纯天真就像一个大孩子”的美国学者金介甫，80年代因为奋力挖掘沈从文这个“出土文物”而一举成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反观我们的翻译家生前死后的命运，却是那样的风雨如磐，辛酸悲凉。有言道，盛世遗贤，是社会的悲哀；那么，符家钦遗著接连被冷落被拒绝的遭遇，又该是谁的悲哀呢？我不忍再问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