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一、
无论谁来到延安，站立的夕阳映照的宝塔山下，耳畔就会响起那首著名的歌曲《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首《延安颂》的词作者，就是从著名茶乡福建安溪走出的女作家莫耶（1918——1986）。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早年当过教员，后来成为安溪民军首领之一，曾任东路讨贼军暂编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安溪县长、驻闽海军陆战队团长，少将旅长。1932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上学期间，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1930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同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家乡组织妇女识字班，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1934年秋，莫耶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10月，19岁的她随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到达延安，成为从沦陷区及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从这时候起，作家更名莫耶，意寓《搜神记》及鲁迅先生小说《铸剑》中那锋利的宝剑名(莫邪)。
随后，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1938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词《歌颂延安》，由中央宣传部征得其本人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行列。《延安颂》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传统革命歌曲。
1938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1940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晋西北兴县一座天主教堂大院里，贺龙大声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1938年冬到1940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萧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还有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1940年以后，她除了写剧本，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
1942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她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她纺的线被评为特等品。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划为右派。莫耶成为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受批判和降级处分，还差点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改。
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等历史旧帐，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
1979年，笼罩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1本4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1986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是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走完自己人生最后旅程的，终年68岁。
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二、
对一个终生追求真理、跟随革命的女战士来说，莫耶的一生并不平坦，而牵连她一生的现在又很少提到的政治事件，就是缘于她在1942年3月发表的一篇小说《丽萍的烦恼》。
现在我们一提到自1941年后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时的作品，就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其中，不应该忽视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的《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9日，丁玲有感于两桩离婚案，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中国妇女长期承受的封建压迫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未彻底消失，一些有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的女性，婚后在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逼迫下却成了“回到家庭的娜拉”。
丁玲的文章发表一周之后，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也在《西北文艺》上发表，文中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为了反抗封建婚姻而投身革命，后与一老革命成婚，但这位女干部与首长结婚以后，只能呆在家里生孩子，侍候着丈夫而不能出去工作，还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而男权思想严重的丈夫却把丽萍的种种“牺牲”当作天职，以封建家庭观念束缚妻子，这让女主人公充满着无尽的烦恼，在某些章节里，小说还暴露和批评了个别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妻子的粗野行为。《丽萍的烦恼》对中国社会进步中封建残存因素的探索，显示出莫耶创作观念的成熟。它在艺术形式上，恰好呼应了丁玲的感受，这两篇文章都在抨击党内的封建习气，思考着如何消除进步制度中残存的封建因素，这种理性的审视，不仅增强了女作家们婚恋题材中反封建的深度，也揭示出即便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封建因素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它既在现实制度中浮现，也在很多人的思维中留存。小说在《西北文艺》上发表后，顿时轰动了晋绥解放区，因为过去大家看到写革命队伍的作品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比较肤浅的文章，而这篇对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式的作品，使人们耳目一新。据说，那个时期，大家见面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你看过《丽萍的烦恼》了吗？”地方文艺界和一些干部、青年学生对这篇小说是一片颂扬声，社会上人们争相传阅，群众自发集会评论、赞扬这篇小说。
1942年3月13日到3月23日，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的生活进行讽刺和指责，并在读者中间引发强烈反响。据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温济泽在研究院进行的调查，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王实味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四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老子在前方卖命，有人在后方骂娘。
然而，这篇小说却在晋绥边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有人说好，有人叫骂。许多老同志就对《丽萍的烦恼》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老同志革命有功，也需要婚姻，需要生活，而这篇文章就知道反映了知识女性的烦恼，难道老同志就没有烦恼了？正如当时流传的一句老干部的名言：“老子打天下，讨个老婆你们还有意见·”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文学问题，从现在看来，这正是文化观念的差异，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与现代都市文明冲突的具体反映，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虽然来到了他们视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但却依然有被被乡土中国文化包围着的感受，无论是《三八节有感》，还是《丽萍的烦恼》，诉说的都是这种孤立无援的思想状态。
莫耶没有料到，《丽萍的烦恼》在讨论中很快被封杀，并酿成一桩严重的文艺事件。一些文章开始联系作者的出身进行批判，如说：《丽萍的烦恼》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作者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形成绝对主义；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可以歪曲现实，流为讽刺”。此后，不仅这篇小说再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莫耶本人也因小说一直生活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的座谈会，名为座谈会，实为斗争会，连晋绥军区保卫部的领导都亲临会场了。会上，这篇小说被铁板钉钉般地定性为反党文章，莫耶本人也被打成“反党分子”。
接着，在1943年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斗争中，由于小说《丽萍的烦恼》和家庭出身的原因，莫耶又受到审查批判。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才度过难关。到了1947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在康生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莫耶因为历史问题与“反党小说”问题，再次遭受晋绥军区宣传部的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在一座破窑洞里关押禁闭了几个月。莫耶曾回忆，禁闭她的这个窑洞里曾停放过死人，她被关在里面，非常害怕。有几次，她发现，老乡从门缝里塞进麺饼子，这使她非常感动，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莫耶在“三查”中挨整的历史问题，还有一段连她自己都被蒙在鼓内的插曲。原来1934年，她在上海编辑《女子月刊》时，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的军统特务沈醉，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化名陈沧，此时也在上海活动。因莫耶的父亲曾加入过“复兴社”，沈醉在她父亲面前称晚辈，还曾追求过她，两人亦相恋同居。后来莫耶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沈醉思念的书信也追到了延安。但此事莫耶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信都被上边扣住了。组织上因此也对她产生过怀疑，这也是她在整风、“三查”中不断遭到审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事直至“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后揭发后，莫耶才如梦初醒，得知自己一生屡屡受挫的真正缘故。
所以，几十年来，《延安颂》虽然继续在人们中间传唱，但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歌词而没有词作者名字的，莫耶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所有这些，并未影响这位女战士的革命意志。可以说，由于《丽萍的烦恼》带来的政治后果，像挥之不去的噩梦，始终缠绕着莫耶的一生。
三、
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拿莫耶的遭遇来讲，她因为《丽萍的烦恼》遭受批判以后，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期间的精神状况与生活情况如何？我们是无法得知的，然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40万字《高鲁日记》，有不少与莫耶有关的第一手现场记载。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以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
《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还记载有同是《战斗据社》和《战斗报》战友莫耶的一些言行，读到这些珍贵的、不同于那些干巴巴地行状的记载，一个坚强的女作家的立体形象渐渐浮现出来。
在高鲁笔下，是这样描述莫耶的——她喜欢写作，也很幽默。开会讨论朗诵的民族形式时，有个同志说要尽量写“豆腐干”大小的诗歌，莫耶说“要写臭豆腐干大小的诗歌”，大家笑了。她较注意收集文章中的词汇，并与别的同志讨论这些词汇的用法，即使有人讽刺她也不在乎。我们称她是“无一不知的通家”。日记中还记载，莫耶的笔名是漠，后又改成岛。莫耶让他看引发争议的《丽萍的烦恼》，提出些意见。高鲁日记里说：自己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说什么好呢？想不出，对她写作品的意见，以前是不正确的，她写的作品确实值得学习。可到了10天后的15日，就有了“关于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我们准备了讨论会，开会时旁听”。
据日记记载，我们知道批斗莫耶的所谓“座谈会”，是在1942年9月28日召开的。莫耶自己说：“那时有个老干部联系我的家庭出身，说我这篇小说是反党的；有个部队的青年干部却挺身而出，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争吵起来。当时，正好作家杨朔路过晋绥，也参加了会议，吓得会议没开完就走出了。”
可见，就在当年激烈批判莫耶的时候，也有挺身而出、持不同意见的，高鲁日记写到：“伊杨（杨朔同志）到一二〇师政治部开座谈会了，会议情况十分紧张。莫耶同志写了《丽萍的烦恼》，赵戈同志和晋绥军区保卫部的李科长发生了争执。莫耶的态度很好，这是她的一个进步，是她在1942年以来最大的进步。”从日记里知道，与执意要整治莫耶的保卫部李科长发生争执的青年干部名叫赵戈。
这个日记中提到的赵戈，在莫耶逝世后，曾在一篇《莫耶，一个真正的女兵》的长文中回忆到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酷——你想，一个保卫干部亲临一个文艺座谈会督阵，这意味着什么？更奇怪的是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文艺工作者却寥寥无几，只有我和我的老社长、当时还很年轻的欧阳山尊和我两个人。我们当时是抱着真诚的愿望来帮助莫耶的，当然也是真诚的认为莫耶的作品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发言的共同点认为莫耶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的，不是现实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认为发言是很有党性原则的，谁也没料到因此激怒了那位保卫部领导。他拍案申斥：“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赵戈也拍案高喊：“我爷爷是工人，我父亲是工人，我也是工人，我是无产阶级，你才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这一下李科长更加震怒，加上国内革命战争“左”倾肃反扩大化的流毒犹存，他怒吼着：“你敢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杨朔同志就是在这时离席而去的。我认为他不是被吓走的，他不会那样胆小。
对一个看不惯的旁观者，尚且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莫耶当年承受的政治压力，更可想而知了，那时，她才不过24岁年龄，连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故，多年的恋人也面临着分手。高鲁日记1942年11月18日记录——武陵同志告诉我，他和岛（莫耶）不结婚是有原因的。一是莫耶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受到批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物质条件不好，生孩子困难；三是他自己的条件不够。莫耶同志让武陵要努力写作。武陵也很努力，在《抗战日报》发表了几篇稿子。现在莫耶仍在鼓励他，让他继续锻炼写作。莫耶同志想作国文教师。我想，这些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包含了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日记中记录，一个同志因为失恋想离开战斗报社，莫耶就与他谈话，想挽留他。“莫耶同志是个热心人，精神很好，她自己还因《丽萍的烦恼》受到了批判斗争，但还在帮助别的同志。”
莫耶去世后，当亲人整理她的一些文稿时，发现了1942年的一本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年《丽萍的烦恼》遭批判时她的心境。如1942年9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么几段：
“从这两个月的情绪变化中，我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我欣幸着自己再一次地受到锻炼。我更珍惜自己旷达的性格，这将使我身历万难而无所畏惧，我会使自己日趋坚定与正确。”
“今天是晴朗的天气，我背起挎包和同志们到石塄子政治部去开‘丽萍’的检讨会。一路上，我和同志们边走边说笑。我笑得那么开朗，像是去赴空前热闹的盛会。周围的人一定会奇怪地想，这是要斗争她的会呵，为什么她那样不在乎？在我自己默默地走着时，我也会想到，我是开这会的中心目标呢，人们会用各种眼光来看我的。这的确是难堪的，这是一种耻辱！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我个人锻炼过程的一个关键，我要勇敢地去迎接它。……当我走进会议室，人人都在看着我，甚至有的人显示出幸灾乐祸的神色。我想，在这些幸灾乐祸的人面前，我要以我的态度告诉他们，不要以为女人都是脆弱的，受不起打击的，我要把斗争当作我生活上的锻炼，我是有足够的勇气来迎接困难的，我能泰然地游过最惊险的波涛。而且我要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她比许多自认为勇敢的人更勇敢。”
“来参加会的人多得连门外也挤满了，众目睽睽地望着我。我挟着笔记本，平静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他们是那样的不自然，而我却笑了，我想，你们看我吧，我比你们更坦然呢！于是我走到主席台边的一张方桌子跟前，我独居一面，摊开本子，拿起笔，在本子纸页头写上‘丽萍的检讨会’。”
两本日记的交相印证，我们可以读出莫耶的勇敢、坚强、乐观和旷达。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即便是在遭受误解与冤屈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四十年以后，丁玲、莫耶所反映的这种文化冲突的思想，在韦君宜的《露莎的路》中再一次涉及，继续着同一个话题。八十年代，韦君宜因脑血管病而住了医院，自这时起，她的手已逐渐麻木而不能握笔，可是她就在这艰难的情状下勉力陆续写完了《露莎的路》，这是她难忘的一位女性的遭遇，她写出来不为别的，只是实实在在让人看那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主人让通讯员给自己的丈夫带去一封信，末尾写到：“给你一个吻！”，可那个老干部不懂得这个“吻”，却反问通讯员：“不是给我一个物吗，东西在哪里？”由此可见，无论是丁玲、莫耶还是韦君宜，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当年都能感受到与工农干部之间那种文化上的差异是如何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今天再来回顾《丽萍的烦恼》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爱情、婚姻和人性的话题，在任何时代都是能够成为永恒的文学主题的。（原载《海内与海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