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何谓启蒙》(Was ist Aufklarung？)一文的开头给启蒙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依赖监护的状态是自我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是在于缺乏不要他人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果断和勇气。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

然而这个明确、乐观、令人鼓舞的座右铭只不过是康德对启蒙的全面看法的一部分。在这个绝对、看似单纯的座右铭背后，康德对于启蒙理论上的普遍性与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看得十分清楚。在同一篇文章稍后的地方他说：

的确，如果自由得到保障，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总会有一些独立的思想者，甚至在大众的那些现行的监护人(die Vormünder)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在他们解除了自身的依赖监护之轭后，将为一种理性精神做好准备，这种精神既尊重自己的也尊重他人独立思考的价值与 禀赋。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最初被这些监护人置于那种轭下并且后来一直被迫不能摆脱它的公众，当他们的某些监护人发现并非所有的监护人都有能力引导启蒙之时，已被这些［启了蒙的］监护人激发起来独立思考。培植偏见(Vorurtheile)是如此有害，因为这些偏见会到头来报复那些发现自己或他们自己的前辈曾是这种偏见的始作俑者的人。因此公众只能缓慢地达到启蒙。一场革命可能会颠覆个人独裁、贪婪或专横的压迫，却永远不会带来一场真正的思维方式的改革，新的偏见将会同旧的一样主导着不思想的大众。[2]

这段话虽然凝练得近乎晦涩，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启蒙(有别于个别人经由果敢等品质而独自达到的启蒙)，由于发生在人类千百年来被迫混昧的背景之下，不会是一个干净整齐的事件。最可能首先达到启蒙的，应该是那些过去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这一部分人出于对普遍启蒙的渴望，一方面教给大众启了蒙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果，必然与那些未达到启蒙或反对普遍启蒙的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发生抵牾。启了蒙的监护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他们想要启蒙的大众来反对反对他们从事启蒙的人。在这种利用中，启了蒙的监护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为了要消除旧的偏见而培植新的偏见，以反对坚持旧偏见的人。作为结果，大众也许消除了旧偏见，但启蒙的目的仍不会达到，因为大众只不过是换了一副精神枷锁而已。

显然，启蒙在一个社会的、大众的层次就紧密涉及到自由问题。既然连一个可能会颠覆专制压迫的革命都未必会带来普遍启蒙，那么怎样一种环境才会对启蒙更 有益呢？在这里，康德对理性(Vernunft)的使用作出了一个重要区分。据康德看来，理性应分为公用的(der öffentliche Gebrauch)和私用的(der Privatgebrauch)两种。“私用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某个委托给他的民政职位(das bürgerliche Posten oder Amte)上运用他自己的理性”[3]；“公用的理性是指一个人作为学者面对读者公众运用他自己的理性”。[4]私用的理性必须得是被动的， 它必须遵守社会所达成的契约，即法律和依法而生发的命令。有公职的人如果都自行判断法律、命令并有所取舍的话，社会显然就要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在这里服从是首要的。公用的理性则相反地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学者不仅可以、而且作为义务也应该对现存的宗教乃至政治社会缺陷提出“深思熟虑” (sorgfältig geprüfte)和“善意的”(Wohlmeinende)建议，以同公众共享。康德对理性公用中何为公用的具体规定十分严格。比如他认为，一个牧师在自己 教堂中对会众散布对教会教义的批评，不应该被看作是理性的公用；而如果这位牧师撰文发表这些批评，才是理性的公用。这样，康德实际上把有益于公众的公开的问题讨论同私下的(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某个圈子或团体内的)党派性煽动小心翼翼地区分开来。在这样定义、分析了理性的两种使用及其区别之后，康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貌似悖论的口号：“理论什么、理论多少都随君便，只要你服从！”(Rasonnirt, so viel ihr Wollt, und Worüber ihr Wollt; nur gehorcht！)[5]在这个口号背后，除了上面所说的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考虑外，康德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出于为思想自由本身着想的考虑。康德洞察到，“更大程度上的政治自由(bürgerliche Freiheit)似乎有益于人民的精神自由，然而也给它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更低程度上的政治自由与此相反为精神尽其最大的潜能扩张自身提供了空 间。”[6]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康德实际上在暗示政治上的自由总是伴随着政治上的实际可行性与社会责任。当政治上的自由扩大到自然(Natur)与人性(die menschliche Natur)所能允许的极限时，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就减少到了可能有的最小度。当思想与实践达到这样一种相当的统一之后，思想的后果与实践的后果就非常接近。现实对实践的限制与制约同时也就是对思想的限制与制约，行动的可行性因此便等于思想的有意义性。另一方面，当政治上的自由非常有限甚至基本上不存在时，思想的自由就成反比地扩大了。因为当思想与行动几乎完全脱节时，思想因为缺乏人在自由行动时所受到的外在自然与人性自然的制约，倾向于把一切属于不可更移的种种天然制约连同人为的政治不自由一起看作是妨碍精神发展的消极羁绊，进而把前一种制约所包含的可行性、责任后果等问题排除在自己的考虑之外。这样，政治不那么自由的环境中，思想的绝对自由程度就大于政治自由环境中思想所可能有的自由程度。

如果我对康德这段话的诠释不误的话，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反天然的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滋生的绝对思想自由，未来一旦找到一个松动了的政治社会环境，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公用的理性无疑会影响到私用的理性，而当法律或命令明显地违背理性、因而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只是个人或某种特定团体的一己意志与强权时，压抑理性私用而服从法律命令的忍耐力必然是不会太久的，因此康德的口号更适用于一个在公用理性与法律之间存在良性关系的成熟社会。在一个只有思想自由却没有相应的政治自由的环境里，这种自由的思想到头来往往不仅无助反而有害于未来的政治自由。这一点应该说是已由法国革命和德国后来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史所显示了。

康德对启蒙的期待是相当乐观的，也是相当谨慎的。比他晚一两代的人，如费希特(Fichte)、年轻的黑格尔、谢林(Schelling)在法国革命的激励下对一个末世般的理性主义社会的期待则激进多了。但是这种激进在许多人那里——特别是黑格尔——并没有持续太久。除了某些他们那个时代具体的历史现实因素之外，作为思想家，他们思想上的转变首先是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同康德一样，黑格尔、谢林、还包括荷尔德林——这三位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都意识到了群众的存在及其意义。这些一度比康德激进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失去了康德式的对启蒙本身和启蒙可行性的乐观。但是这种乐观的丧失并不是为悲观所取代， 而是产生了某种更深刻的洞察。连同思想发展上其他一些转折点，他们所达到的对理性与大众关系的洞察是德国观念论思想(der deutsche Idealismus)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一份表达了图宾根三学友共同观点、大概由黑格尔执笔、后来被称作“德意志观念论最初的系统纲领”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的单页手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重要的转变契机。同康德所期待的最终的、破除一切迷信的启蒙相左，这篇“纲领”乍看上去仿佛是种倒退：

同时我们如此经常地听到人说大众必须要有一个可感的宗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神话体系(Mytho1ogie)，然而这种神话体系必须服务于观念(Idee)，它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神话(die Mythologie der Vernunft)。

在我们把观念感性／审美化(ästhetisch)、即神话化(mythologisch)之前，人民大众对这些观念不会感兴趣；反过来，在神话体系理性化(vernünftig)之前，哲学家必然要以之为耻。因此最终启过蒙的人与未启蒙的人必须要联起手来，神话必须哲学化(philosophisch)，人民大众必须理性化，而哲学必须神话化，以便使哲学感性化(sinnlich)。[7]

在康德那里将会是自相矛盾(oxymoron)的“理性的神话”这个口号，是“德意志观念论最早的体系纲领”中最有意思的片段。如上面的引文已明白显示的，“理性的神话”就是要把纯粹的、赤裸裸的理性裹以一套感性的外衣以接近大众。因为大众有的是幻想(Fantasie)和想象力 (Einbildung)，然而缺乏思辨的耐心甚至能力。毕竟，不可能让社会中人人都能读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是神话是故事，成体系的神话是自圆其说的故事，所以只有这种感性的故事而不是抽象枯燥的理论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神话体系必须与理性相符，否则启过蒙的人们将无法接受完全荒唐不经的故事。

比起图宾根三友后来更成熟的作品，这篇纲领无疑是简略而粗糙的。但是至少在荷尔德林和谢林那里，从这篇纲领出发，他们后来发展的思想脉络异常清晰。在荷尔德林一八00年到一八0七年精神失常时的诗歌里，神话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而且那些神话已经超越了那篇观念论纲领中“理性的神话”这种说法所包含的理性与神话之间的机械关系。在谢林的成熟哲学里，神话始终是他哲学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这样，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康德的启蒙已经让位给了一个致力于神话构造的新世纪。以荷尔德林始，继之以尼采、瓦格纳，德意志民族精神再造神话的热情是直至民族社会主义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在战火中崩溃才告终结的。

注释：[1] 《康德作品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卷八，页35，Berlin：Georg Reimer，1912。引文为引者所译，下同。

[2] 同上，页36。

[3] 同上，页37。

[4] 同上。

[5] 同上，页41。

[6] 页41。

[7] 施图加特版《荷尔德林全集》（StA），卷四，页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