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对人的生命有正常感觉的人，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就算只是用目光一一扫过书中记录的664位死者的名字，也一定会感觉到一阵阵寒颤和窒息，这确实是一部死亡的恐怖之书，一部极权统治下的人类“非正常死亡”之书。我们无法知道书中记载的那些死者生前对死亡是否有过，或者有过怎样的思考。我们不知道，在最后的绝望决择时刻，他们是否还留恋行将结束的生命。我们也不知道，面对确实无疑的生命末日，他们究竟是怀着对死亡的恐惧，还是把死亡当作是对苦难的解脱。
《复归的素人》的作者也是一个差一点就曾非正常死亡的人，在这部遗稿中，他多次谈到死亡，有一篇还是专门谈他的生死观“遂生重死”的（《复归的素人》（代序）第4节）。他写道：“我是一个读书甚少、阅历甚浅的常人，没有什么哲学的智慧。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我愿意无甚高论，标举一个极简单的主张：一个人应该遂生重死，以实现从生到死的存在意义和存在目的。在我看来，遂生就是要求自己活得任情适性，同时也允许别人这样活下去，重死就是不让自己白白丢掉性命，同时也不要别人这样做。这种生死观太浅近、太平实，或许不值得哲学家一笑，更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但我信奉这个原则。”
这是他老年时对待生死的想法，其实，在36岁前，他已经有过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验。1942年，他22岁，肺病加剧，并感染了胸膜炎，当时他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医疗和物资极其匮乏的抗日战争年代里，肺病是不治之症，他的大学同学中就有死于肺病的。他自以为死期不远，但却侥幸地活了下来。1955年反胡风，56年肃反，他都无辜地被牵连于其中。当时他还完全缺乏在一个红色恐怖的政权下生存的心理准备, 一下子突然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无端羞辱和莫名恐惧，他惊慌失措、无以应对，因此动了死的念头，动过自杀的念头。当时他觉得，他所正在遭受的屈辱和尊严伤害已经超过了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在自然死亡还很遥远的情况下，自我了结成为一个合理而自然的选择。后来，他在文革中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羞辱和迫害，但是，由于那时他对自己既没有荣誉，也没有尊严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羞耻感也已经严重退化，所以反倒不那么感到需要以死来寻求解脱了。
政治运动中想自杀，生肺病可能会送命，同样是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包含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大凡生病的人想活下去，是因为眷恋生命，而政治运动中想自杀的，则是因为对生命已经绝望。生肺病和被划为胡风分子或反革命，这是两种绝然不同的经验，然而居然同样成为对一个人求生愿望的考验，这肯定是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所以，在《复归的素人》作者那里，这样的经验充其量只能形成与某种特定生活经历有关的个人生死观。1942年他想活下去，是因为对他有意义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后来他到底活了下来，那是命运的眷顾。他在1955、56年有死的意愿，但是，出于对家庭责任的考量，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与命运无关。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两次与死亡的邂逅，让他获得了宝贵的人生历练和生死教育，成为他后来在文革中应对更大生死危机时所必不可少的心理准备和生存本领。
《复归的素人》中的许多生死思考都是他在文革后写下的体会，在他写下这些体会的时候，除了文革中的生死危机，他已经又经历了另一场生死考验，度过了另一次生死难关，那就是，他在1979-80年经历了一场几乎夺去他生命的心肌梗塞，在医院里躺了一年之久。在医生两次宣告已经没有存活希望的情况下，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他思考死亡问题的时候，非正常死亡一直困扰着他。非正常死亡有时候似乎是可以辨认的，例如他谈到的文革中两位同事的自杀和他父亲在1965年的自杀，但非正常死亡有时候却并不那么容易辨认，他岳父、母的死便是例子。他回忆道：“我在家破人亡、等待退职处理的情况下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收场。家破指的是我的妻儿被迫散居四方。……人亡则是指我的岳母和岳父分别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三年相继在苏州去世。他们两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在街道居民中作为地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岳母是吓死愁死的，她临终时的一句话是‘汪同志管不到我了’，汪同志原是司前街道管户籍的女性民警。岳父则是被一名男性民警小王从卧室里拖出房门进行训斥时摔倒地上，当夜心脏病猝发，在次晨天亮前悄悄死在床上，没有任何遗言”。
在他坎坷的一生中，死亡从他二十二岁时就进入了他的人生，再加上他周围发生的许许多多可以辨认和难以辨认的非正常死亡，死亡成为一个萦绕在他心头的人生课题。死亡有时候是对生命的威胁，但更多的时候，是寻求解脱的诱惑。但他自己的生命终于没有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结束，他是在非常安详、完全没有前兆，有没有痛苦的状态下突然逝去的。这使得他生前种种对死亡的思考和准备都似乎成为不相干的庸人自扰。
然而，仔细一想，又会发现，他对死亡的思考和准备并不是多余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们可以让后人记起，历史的某些时刻，人的社会生存处境曾经被专制政治极度恶化，以至无数人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极端困境，心灵上始终笼罩着非正常死亡的阴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曾经不得不自行选择或被迫非正常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则凭借着某些扭曲的生死观，坚持着活了下来。这类生死观之所以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对后人有历史见证的价值，是因为谈死，实乃谈生，在一个非正常死亡频繁发生的国家里，先一定是已经出现了正常生活不再可能的情况。这时候，死亡已经不再如蒙田所说，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或许根本与哲学无关的问题。它的浅显和迫切使得哲学性质的“知死”和“知生”得以渗透到普通平民的生死意识之中，成为他们可以凭借日常经验和常识判断去自行把握的心得体会。《复归的素人》中的“遂生重死”就是这样一种普通平民的个人生死观和常识体会。
在“遂生重死”中，“重死”比“遂生”更重要一些。虽说“重死”是不让自己和别人“白白丢掉性命”，但人毕竟不能不死，所以他很自然地会想到人“如何死法”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有三种死法：第一是自杀，第二是抗争，第三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抗争便是对抗，对这二者来说，死亡都是在眼前就要发生的事情，但意义却又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自杀，他是这么说的：“在漫长而困难的岁月中间，我曾经遇到过许多次的精神危机，有些是受间接的原因所牵连，有些则是由身不由得己的事件所引发。不少相识的师友正是因为承受不住那些危机的袭击，先后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过以后，有人责备他们的脆弱、懦怯，也有人赞扬他们的勇敢、义烈，言人人殊，似乎都有道理。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如何生，如何死，必定都有一个不能另作选择的价值标准。”
对于抗争，他是这么说的：“世间的确有一些热血男儿，他们铁骨铮铮，坚持义不受辱，直至舍生取义。这些仁人志士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周围的世界。为了人类的尊严与福祉，他们敢于高举抗暴的旗帜，率先冒险犯难，甚至在不幸被擒就戮之际，仍然能嚼烂舌尖，直唾强人之面，身殉他们的主义。巧伪的旁观者尽可以把这种首义行为嗤之为匹夫之勇或故意漠视它唤醒顽懦的价值涵义。”
至于他自己，他既没有自杀的决心，也没有抗争的勇气。他自我剖析道：“我从重死的原则出发，却没有追随我那些师友，在类似的精神危机中自行了断。这应该归功于我的常识。我清楚地意识到：迫害狂故入人罪，横施凌虐，本意就是要逼我轻生，我若是真地自杀，只能使不血刃的加害者双倍地称快。”再说，由于长期在羞辱、无尊严的人生中苟活偷生，他也已经习惯了“忍辱含垢，赖活于世”的生存方式。虽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道德懦夫，但他还是很敬佩那些以死抗暴的大丈夫，因而看到，自己信奉的“遂生重死”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失败的生死观。他承认：“我保全了渺小的自我，却一声不吭，坐视数不清的无辜受难者或辗转沟壑，或死于非命，而无所作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找不出任何有力的藉口来为自己的偷生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遂生重死的原则确实是失败了，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在三种“如何死法”中，对他来说，“顺应”是剩下的唯一选择。如果说自杀和抗争是属于青壮年的死法，那么顺应便似乎更是适合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已经思考过前二种可能，而终于没有勇气加以实行的老年人。自杀和抗争的死法是一个终结的时刻，而顺应的死法的则更是一个过程。前二种死法或是怀着恐惧，或是带着仇恨，决心一了百了，摆脱一种在决死者看来已经不再具有人类生存价值的生命方式。《复归的素人》中这样回忆青年教师丁文功的自杀：“这位年青教师死后没有留下一具完整的尸体，却留下了一位年青寡妇和两个孤儿。他在投轨之前曾否想到过他们？也许想到过，也许是想够了不愿再想。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丁文功对于迫害的恐惧一定胜过他对于死亡的恐惧，他对于自我尊严的重视一定远远超过他对妻儿的重视。自杀成了他自认的最好选择。” 对丁文功来说，死亡是他生命最后的终结时刻。
相比之下，“顺应”的死法则是拖延这个最后时刻的到来，而且在这个终结时刻到来之前，把生命本身当作一个死亡的过程。即使这样的生命也许既不自由，也无尊严，但也未尝不能积累一些于自己或他人有益的常人体会。当一个人年龄越来越大，步入老年的时候，“顺应”死亡便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顺应也就是接受生活，但那并不等于心灰意冷地听天由命，而是有意识地观照、体会、把握生命的意义，并有所准备地这样顺应自然死亡的到来。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在再一次经历了生命的危机（心脏病），而似乎一下子步入了晚年以后，他写道：“至于我自己，在面临心灵死亡与肉体死亡这两种危机时，我也曾经历过与之相应的自我挣扎。……在经历了种种的人生变故之后，我现在这样活着可以说是又一轮全新的体验过程。这种生活体验已不再杂有多少利害之心，不妨描述为一种平静中的等待和等待中的观照。我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不知道还要再等待多久。无常使者究竟会在哪一天来到是不能预卜的。但愿到时我仍能庄敬自持，顺应自然的律令，在家人的目送中从容死去。”（《“文革”亲历纪略》）
《复归的素人》的作者从年轻时就喜爱蒙田，这位16世纪的作家对死亡多有思考，死亡既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过程。蒙田自己似乎对死亡抱着两个相当矛盾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死亡是人所无法为之作准备的一件事情：“死亡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死亡是没有办法练习的），练习了也无助于我们。一个人可以通过习惯或经验，使自己能够忍受痛苦、羞辱、贫困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意外，但死亡，我们却只能尝试一次，在遭遇死亡时，我们都是新手。”第二个态度是，死亡是可以准备，也应当准备的。一个人可以咀嚼死亡，以更好地，比较容易地消化死亡，思考死亡的人在死亡来临时比较能够从容应对，苏格拉底便是一个楷模。蒙田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整整三十天去反复思索死亡，在这段时间里，他充分消化了死亡，已经确实知道该如何面对，没有情绪，也别无选择，行为和语言都很低调、放松，而不因为这样的思索感到负担或冲动。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说明苏格拉底的一生了。”
蒙田思考的是正常的死亡，他当然无从预料，400多年后，人类历史会出现极权统治，使得非正常死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许多人结束生命的方式，因此，他对死亡的两种态度都必须有所修正了。首先，在一般的社会里，大多数人确实如蒙田所说，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并无意识，也不去多想，“他们并不对死亡费心思，但这并不会改变他们还是在死。”但是，在非正常死亡频繁的社会里，会有更多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不得不有所意识，也不得不去想。例如自杀者丁文功就是这样，可以想象，在活着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心里经过了无数次的痛苦练习，因此，在投身火车车轮的那一刻，他已经熟练得连想都不用再想了。
其次，确如蒙田所说，人的生命就如同在向最后的死亡时刻不断迈进，思考不思考死亡是有区别的。思考死亡和死亡如何影响人生，是在人的心灵时空中，延缓死亡的到来。不思考死亡的人，在死亡来临时觉得来得太突然，来得太急促，令他措手不及。因此，不思考死亡的活法与朝向死亡飞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思考死亡的人则不同，他对死亡有所准备，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会觉得死亡终于来了，几乎是跚跚来迟。思考死亡的人至少在心理时间上延缓了死亡的来临。但是，在生命没有尊严，人无法把握自己生命意义的社会里，延缓死亡仍然也未必就真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既无自由，也无尊严的状态下，即使在非正常死亡不很频繁的时候，慢慢地死，也不等于好好地活。在看起来似乎“自然”的生活中，早已有着太多的人性扭曲和败坏。蒙田说：“如果我们知道如何适当而平静地生的话，我们就将知道如何适当而平静地死。”“适当而平静”就是“抛弃非分之想”、“顺应自然”，这就恰恰要求顺应者把没有尊严的生命接受为一种宿命，而如此以死反观的生，其实很难说有真实的意义和完整的价值。
《复归的素人》的作者说，他的“遂生重死”是一种失败的生死观，应当是一个正确的自我评价。他曾非常努力地保持一种对死亡的适当而平静的心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算是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说：“大病以后，死亡这个总是站在人背后的影子，更成为我人生的伴侣。但那不是一个令我沮丧的黯淡的伴侣。它跟随我，但不搅扰我。虽然人生有苦难，有折磨，有死亡，虽然我对人生的盲目信任因此而消失，但我还不至于变成一个忧郁者或者一个厌世者。我没有什么到死都不能松手的东西，值得我牢牢抓住。我可以和身后的这位伴侣一起泰然前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但是，无论他自以为把死亡思考得多么透彻，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他都无法成为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即便在他复归为一个素人之后，他还是只能用一种隐微抒臆的曲折方式来进行他的思考和写作，他还是只能用怀疑（“不盲目信任”），而不是任何真正的信仰，去半有半无地把握对生命的意义。在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复归的素人》（代序）中，在对时光之流的唏嘘中（《岁月之流》），在他以老迈之身“踽踽独行，穿街越巷”的时候，在对某些人生前作恶，死后厚葬的蔑视中（《美薄葬》），他体会到，在生命还在延续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惧、担心和鄙视都是没有用处的，“从前我习焉不察的世象现在呈现出新的面貌，从前我迷惑不解的问题现在有了可以满意的回答。圣贤与骗子，福音与谎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彩饰一一剥落，迷雾终于消散。在我病倒之前，我曾经看到过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相；在我病愈之后，我又看到了更多变幻无端的事情。”在充满变化和变故的生命中，他一直以“遂生重死”来睁着眼睛生活，以“不盲目信任”来看待周围的事情，不管这种生死观和怀疑的生活态度有怎样的局限，那至少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已大半生在一个远不尽如人意的世界里，以死观生，以生说死的一点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