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研究实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向来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但是，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又努力树立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观，摈弃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其最终结果是将文化研究自身也看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实践。因此，本文认为，文化研究陷入了大众化想象与精英化现实的矛盾之中，其大众化追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民粹主义信仰。而民粹主义信仰实际上是当今左翼知识分子合理化自身行为（文化批判）的一种意识形态。

关键词：文化研究 文化批判 大众化 精英化 民粹主义 意识形态

雅克·拉康提出著名的“镜像阶段”概念，认为人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象征阶段”之前）将自身认同于镜子中的幻象，生活于对自己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路易·阿尔都塞又将此概念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演绎成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整个一生通常都处于“镜像阶段”，生活在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人乃是“意识形态动物”。拉康和阿尔都塞（尤其是阿尔都塞）都是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源泉①，文化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以破斥“镜像”和批判意识形态为基本目的的。揭露自我想象的虚假性，尤其是揭露那些与现存统治紧密结合的自我想象（身份建构）的虚假性，乃是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然而，颇具讽刺色彩的是，文化研究本身也不得不陷入某些虚假的自我想象之中，文化研究者也往往生活在对自身事业的想象中，对于自身的实际状况缺乏清楚的反思，有时甚至刻意回避某些有害其美妙自我幻象的明显事实。在这里，我想谈的是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幻象。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大众化与精英化的悖论，文化研究将自身想象为大众化的，而实际上却往往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

　　一

文化研究无法摆脱精英化的命运。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

文化研究虽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案，其人员出自社会学或文学批评等非常不同的传统学科；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传统的实证主义文化分析，具有明显的左翼文化批评色彩。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至今缺乏明确的界定，文化研究似乎也拒绝清楚的界定，因为这正符合文化研究中盛行的不确定性教义。但即使接受乔纳森·卡勒较为宽泛的说法，文化研究有两个来源，除了英国学派之外，还有法国学派（卡勒似乎漏掉了德国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②文化研究之为左翼文化批评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众所周知，在英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诸成员都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等人虽然批判正统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雷蒙·威廉斯之所以被公认为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也显然与他自觉冲破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传统而服膺马克思主义有关。在法国，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肯定是左派性质的。德波德和情境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波德里亚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晚期虽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仍然属于左翼成员；罗兰·巴特对流行文化的分析显然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范畴，也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批判性研究，都与左翼激进政治联在一起。

今天，文化研究已经全球化，所以它的批判性质也不再那么纯粹了。本·安格尔认为，当今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性的和方法论的两种。前一种仍然忠实于文化研究原初的设想，以某种激进政治为最终目的，致力于对各种形式（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宗教等方面）的文化霸权的批判；后一种则排斥任何明确的政治目的，仅仅专注于对于当前文化现象进行游戏式的分析。③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全面，但很有启发性。它表明文化研究原初的设想乃是一种“批判理论”（虽然不一定是安格尔所喜欢的那种法兰克福学派性质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的“美国化”引起许多人（包括本·安格尔在内）的忧虑，也表明文化研究原本是批判性的。④其实，甚至“美国化”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批判性的，尽管批判的立足点可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文学批评中的耶鲁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虽然排斥任何固定的政治立场，但其解构方法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一种批判方法，与左翼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⑤

既然文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化批判，文化研究的精英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至少从卢梭、伯克等人从左右两翼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开始（其实应该说，至少从人类存在批判实践开始），批判事业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一种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固然博大精深，能够读懂的真正的工人大众却寥寥无几。这一点，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看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队伍中去等著名思想，显然就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的。列宁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存在的必然性。事情其实非常明白，社会批判的事业乃是一项专门化的活动，绝非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以马克思的旷世奇才，也不得不为这一事业耗尽毕生精力。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仅仅为了较好的掌握已有的思想资源，也需要具备相当的天分和消耗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而这对绝大多数人民大众来说是不可能的。

其实，文化批判的精英化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劳动分工问题，而且是一个精神取向、生存态度问题。批判意味着必须尽量与被批判对象拉开距离，甚至独立于被批判对象。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努力与资本主义社会拉开距离，甚至处身于这个社会之外。同样，要批判当代文化就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文化，不能将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必须带着适当的怀疑态度去面对它。于是，文化批判必然预设一种非自然的文化接受态度。文化批判意味着批判者必须使它所面临的对象“陌生化”。凡是遵从已有习惯去接受某种文化现象的人都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人，都不可能进行文化批判。批判者必须将习以为常的东西看成是成问题的，必须在理所当然之处发现理所不然。所以，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学说到罗兰·巴特的“去神秘化”学说都努力将批判看成是一种违背文化接受者的自然倾向的事业。因此，在众人以为无可怀疑之处发现问题，乃是批判的前提。但是，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的”、习以为常的文化接受方式的拒绝，而后者却是绝大多数人接受文化的基本方式。于是，文化批判实际上就意味着将自身作为一种非大众的接受方式分离出来，并赋予自身以不同于乃至优越于大众接受方式的特殊地位。文化批判本身就划出了两类人。一类是精英，一类是大众。可见，文化批判不可能不是精英化的。

法国新潮理论家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显著的例子。罗兰·巴特区分出“可写的文本”与“可读的文本”，可读的文本只需读者“消极地”接受即可，而可写的文本需要将文本阅读过程变成生产过程从而使阅读成为另一次写作。表面上看，巴特所说的可读的文本似乎应该指传统古典文本，而可写地文本似乎应该是现代主义文本，但实际上从巴特的《S/Z》一书可以看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是对不同的读者而言的。对普通读者而言，一切文本皆为可读的文本；对于像巴特那样的专业读者来说，一切文本皆为可写的文本。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对一般读者是可读的文本，对于巴特则是可写的文本。两种读者、两种阅读方式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多法国左翼新潮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可回避的前提。皮埃尔·马舍雷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讨论文学问题，明确区分“朴素的阅读”与批判性的阅读，最终也不得不与罗兰·巴特一样堕入精英主义的泥潭。普通读者不会进行罗兰·巴特那样的“生产性阅读”，也不会进行马舍雷那样的“症候式阅读”，能完成这种阅读的只能是少数人。因而，法国批评家将自己的工作与普通人对待同一对象的方式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同时表明，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一种文化研究，走向精英化是不可避免的。

　　二

但是，文化研究诞生伊始，反对文化的精英化（包括文化研究自身的精英化）就是其倡导者们苦心追求的目标之一。文化观上的大众化可能要算是文化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了。文化观的大众化首先表现为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即研究的主要对象）。

严格的意义上讲，作为一种相对统一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开始的。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识文断字的用途》一书的出版和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其基本标志。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文化研究的创始人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反对精英文化和提倡大众文化看成自己基本的使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突出了一种完整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性意义。⑥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则通过追溯自埃德蒙·伯克到乔治·奥威尔以来二十五位英国作者对待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的态度，为英国工人阶级独有的文化（“文化”＝“整个生活方式”）辩护，证明存在一种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真正的大众文化。⑦可见，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力图发掘一种本真的大众文化并为本真的大众文化辩护。

后来的文化研究不满其创始人钟情于本真的大众文化和敌视当代大众文化的倾向，通过彻底抛弃本真大众文化的观念和重新估价当代大众文化而将文化研究的反精英主义立场彻底化了。7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接受了很多理论资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启示文化研究者颠覆精英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的传统等级观念，波德里亚的后现代学说（特别是其内爆说）则启示文化研究消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再加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式的不满和对于文化消费主动性的强调，当今的文化研究早已将当代大众文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众文化研究。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文化研究中不言自明的“事实”。

文化研究不仅固执地将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当今文化研究更是坚决排斥文化的精英性质。当今的文化研究以摆脱精英化而自豪。英国第一代文化研究者本来就确定了一个基本目标，那就是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主义”和阶级意识灌输论。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基本意图就在于证明阶级和阶级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队伍内部产生出来，以说明先锋队思想的谬误。在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的著作中，这一意图也相当明显。当今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化倾向多半就是由此而来的。

文化研究脱胎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利维斯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反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的结果。阿诺德和利维斯实际上并非现代纯文学的信奉者，他们相信文学不仅不是无功利的而且是有最崇高的功利目的的。他们将文学看成宗教的当代替代物，认为文学以培养超阶级的优秀人格（所谓完善的人）为基本目标。利维斯并不钟情于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而是钟情于英国历史上颇具道德感的一批作家，其《伟大的传统》一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英国文学经典序列。利维斯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高贵化”的目的。文化研究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它文化现象的思路，但坚决摈弃他的精英主义立场。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袼尔顿都严厉批评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说它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不再认为文化和文化分析可以超越特定阶级和群体的态度和立场，而是相信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这就彻底否定了阿诺德和利维斯从纯粹精神的角度所界定的“精英”观念，表明一切皆是大众的（精英只是幻象），文化研究的问题只是确定什么样的大众而不是区分精英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这种反利维斯主义的渊源本身就清楚的显示了它根本的反精英化构想。

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也很能说明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也以其精英化而备受文化研究者诟病。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化最突出的代表，因而也是文化研究最突出的“反面教材”之一（其反向重要性也许只有利维斯可以与之相比）。阿多诺的精英主义集中表现在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顽固”坚持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上。阿多诺认为，面对“被全面管制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要么是顺从性的要么是对抗性的。他相信当代大众文化完全是顺从性的。他只是在以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等为代表的那种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真正的对抗性。⑧阿多诺本人的文化批判也变成了这种精英主义的一种实践。阿多诺文化批判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刻意回避大众化交流，就是其精英主义的表现。⑨目前追溯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虽然很难回避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但总是不情愿将法兰克福学派看成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乔纳森·卡勒也没有提到法兰克福学派），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文化研究本质上就是反法兰克福学派的（尤其是反阿多诺精英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相信，阿多诺及其同事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看成了铁板一块的，错误的估价了当代大众文化，以致于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死胡同。在文化研究者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异质性和灵活性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大众文化也具有反抗或批判现存社会的潜力。于是，我们看到，文化研究明显的是逆阿多诺思路而行的。文化研究千方百计否定阿多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指控，致力于挖掘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激进潜能。

当今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消费（或接受）的角度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的大众化可能性的。对于当代大众文化在生产环节和传播环节上的“自上而下”性质，文化研究者们从不否认，并且看成是当代大众文化与过去大众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文化研究之所以非常看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就与此密切相关。文化研究者承认，当代大众文化由于是自上而下地生产出来并传播给接受者的（在这点上他们接受了阿多诺的部分观点），它必然深深地浸染上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是，当今的文化研究者拒绝将大众文化消费者看成是“文化白痴”（他们相信阿多诺就有此倾向），竭力说明大众文化消费者具有积极主动的性质。于是，证明普通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也具有批判的可能性成了近期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发展出了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是极端主义的思路。法国德塞尔托的日常生活理论和受其启发建立起来的英国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代表。他们强调大众文化的消费环节与生产传播环节之间的断裂，强调消费者面对既定文化产品的自主性。他们认为，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使用”过程。尽管大众文化产品本身充满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符码，但如何对待它们却不是已经确定了的，而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消费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到手的文化产品。德塞尔托和费斯克相信，消费过程实在是一个颠覆过程，消费者采用各种“游击战”的策略颠覆文化文本中的霸权性符码。他们试图证明，大众文化的消费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批判，大众文化本质上就是民主的。

这种观点太极端，太难令人信服。所以，文化研究中更流行的也许是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里、米歇尔·皮巧克斯等人提出的更为温和的理论。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里认为，消费者“阅读文本”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是“顺从式阅读”，第二是“协商式阅读”，第三是“对抗式阅读”。顺从式阅读完全接受文本既定的一切，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符码；协商式阅读对文本既有内容有所保留，但大体上不会对其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对抗式阅读厌恶文本内涵，对文本内涵持否定态度，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⑩米歇尔·皮巧克斯则认为，消费者对待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有三种态度：第一是“认同”，第二是“反认同”，第三是“去认同”。认同是完全接受意识形态，反认同是完全拒绝意识形态，去认同则是通过破除意识形态以达到重建自身（身份）的目的。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试图表明文化消费的多样性，尤其是表明文化消费成为文化批判的可能性。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里看重的是他们三分法中的“对抗式阅读”，米歇尔·皮巧克斯则更看重自己三分法中的“去认同”。他们的观点哪一种更正确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此处不作讨论。此处只想表明，他们都力图证明大众消费虽然并不都是批判性的，但却包含着批判的可能性。

当今的文化研究者们大都相信，这些“消费中心”理论足以证明，一种非精英的、真正大众的文化观在以当代大众文化（以所谓大众传媒为中介的文化）占据绝对优势的语境下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些理论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至少在消费环节具有成为真正大众文化（即真正“人民的文化”而非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些理论很好地完成了文化研究树立真正大众化的文化观的原初理想。

　　三

树立一种真正大众化的文化观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不仅仅是合理的研究对象，而且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还为文化研究活动本身提供了最终的根据。它可以证明文化研究本身的合理性，可以证明文化研究本身就可以是非精英化的。正如本·安格尔所说，文化研究与实证主义文化分析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后者将自身与对象割裂开来，不承认自身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前者则坦然承认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将自身也看成一种文化实践。因此，文化研究总是把自身也看成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即文化）之一。文化研究也是一种类型的文化实践。?既然如此，文化研究理论家们树立起来的大众化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研究自身的看法，它大大有助于文化研究将自身看成是大众化的。

前述消费中心理论就很好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如果能够证明普通消费者也可以是批判性的消费者，一直困扰着文化研究的精英与大众之分就可以抹平了。理由很简单，如果普通的（即大众的）消费行为本身就可能是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本身也就可以列入这样一种消费行为之中，看成是一种大众的日常消费方式。于是，文化研究自身的精英化阴霾似乎就烟消云散了，文化研究也似乎真正“大众化”了。并且，文化研究多半还接受了后结构主义 “根本不存在元语言” 的著名格言，相信就像根本不存在超越普通话语的元话语那样，也不存在超越普通文化阅读方式的元文化阅读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更是“理所当然地”相信自身走向大众化了。目前的文化研究日益趋向于微观的人种学研究，也是这一思路的必然结果。由于将文化研究定位于消费环节，由于将文化批判看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通行为（即所谓将文化阅读还原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文化研究也就自然演变为对文化和社会的微观层次的研究，与哈罗德·加芬克尔等人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人们的日常互动）研究非常近似。

可见，文化研究从反对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开始，到大力提倡人种学研究为止，完成了其追求大众化的全部历程。目前，文化研究的支持者们大都相信，通过将文化阅读还原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文化研究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大众化的研究方式。

然而，文化研究真的摆脱了曾经纠缠着文化批判者们的精英化幽灵而大众化了吗？文化研究真的不必为传统左翼人士所面临的既想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却远在千里之外的那种尴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精英”指的是阿诺德和利维斯意义上的那种超阶级的（精神高贵的）少数人，那么文化研究或许真的已经摆脱了精英化。一方面，阿诺德和利维斯所构想的那种“精英”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也许从未存在过，因此，文化研究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那种意义的“精英化”。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者自身也承认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承认自身受制于个人和群体的利益。文化研究向来以具有“反思性”而自豪，承认自身的现实功利性乃是其基本教义之一。因此，文化研究者很难说是阿诺德和利维斯意义上的“精英”。但是，如果“精英”是指区别于大众的少数人，在这里特指不同于普通文化消费者的少数文化专家，那么文化研究实际上没有摆脱精英化。不需要进行详细的实证主义式的统计分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文化研究诞生之日起，文化研究基本上就是高等院校某些学者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它虽然不断提防着学科化、体制化的危险却依然日益陷入学科化、体制化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浏览一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乃至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只不过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之内，是勿庸置疑的。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文化精英的又一种“游戏”，文化研究实际上还是精英化的。

因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研究到处揭露幻象，自己却跌入了关于自身大众化的幻象中。明明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却总是相信自己已经大众化了。霍尔和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为文化研究自身预先构想的大众化形象提供了借口而已。姑且不论文化的消费环节是否真正包含批判可能性，即使存在批判性的消费方式，文化研究者的解读方式与普通人的解读方式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伊恩·昂的著名论文《〈达拉斯〉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伊恩·昂在邀请《达拉斯》的观众给她写信时称自己为该剧的一个普通fans，但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fans，而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普通观众对《达拉斯》无论持多么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决不会写出《〈达拉斯〉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论文。本·安格尔曾指出，普通的解读无论多么具有“生产性”，毕竟不是真正的再写作；但文化批评者的解读则是名副其实的再写作，因为他写下了新的文本。文化研究本身的确也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决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文化消费活动（不管这种消费活动多么具有“生产性”）。文化研究者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一些专家，他们或许与传统的文化专家不同，但本质上属于同一类人。因此，文化研究者将自己看成是霍尔乃至费斯克所说的那种普通文化消费者，是完全错误的。文化研究的自我大众化想象实在是对自身的一种误解。

　　四

文化研究为什么会漠视自身的精英化而将自身想象为大众化的呢？为什么如此强调破除一切幻象的文化研究竟会误以为自己是非精英的而陷入大众化的幻象中呢？一切幻象的产生都是以情绪代替理性的结果。文化研究大众化幻象的产生乃是由于它过分偏爱大众化和过分厌恶精英化。文化研究对大众化的执着和对精英化的厌恶甚至已经到了相信大众化就是真理而精英化就是罪恶的程度。肯定大众化和排斥精英化已经成了当今文化研究者的一种本能。因此，就像任何时代的宗教信仰者一样，文化研究者在大众化与精英化的问题开始讨论之前预先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它的所有理论都不过是信仰话语，都只是为了证明它预先就死守着的那个信条：大众化＝正确，精英化＝错误。由于当今文化研究多半分享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表象主义”认识论的批判，相信根本不存在“客观认识”这样的东西（“客观认识”被看成是实证主义的谬见），上述信条就更加巩固了，因为它又获得了哲学上的辩护。

文化研究者们很少怀疑“大众化＝民主化，精英化＝贵族化”这一公式的合理性。但实际上，这一公式包含着诸多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一是将民主理解为 “人民当家作主”，而不问这在现实中是否可能，以美好的想象取代了现实。二是将“人民”理解为下层老百姓，理解为当今社会正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被统治者，比如工人阶级、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如同性恋者、残疾人）、殖民地人民，等等。文化研究者总是力图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三是将精英等同于贵族老爷，等同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或这些压迫者的帮闲者。四是相信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就是人民，相信当代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就是下层老百姓。文化研究者往往对这些概念不加辨析，他们还常常以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不确定性的理论为这种不加辨析辩护。显然，“民主”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等于与“精英”相对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不等于左翼人士所说的下层老百姓（更不等于正蒙受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当今文化研究者混淆了这一切，目的只在于维护他们心目中的文化民主形象。他们所追求的这种文化民主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文化民粹主义而已。

所以，文化研究的大众化和反精英化最终来源于文化研究将文化民主主义等同于文化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呢？简单的说，民粹主义是指知识分子对于下层人民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可看作民粹主义的基本信条。狭义的文化研究在其发源地英国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都致力于发掘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无不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当今的文化研究更是将民粹主义推到了极致。德塞尔托和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消费者极尽颂扬之能事，最大限度的凸现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信仰。德塞尔托和费斯克几乎把普通消费者想象成罗兰·巴特的化身，具有将阅读变为书写、享受“文本的快感”的神奇能力。他们简直把普通的大众文化消费者看成了真正的文化先锋派。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将文化大众神圣化的倾向。

　　五

从自由多元主义的角度讲，知识分子信仰什么本来无可厚非，因而信仰民粹主义也没什么问题。但对于文化研究却不然。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要义之一就在于打破那些迷人的幻象，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幻象，因此，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信仰就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问题了，文化研究在这里理当保持其引以为荣的“反思性”。如果对文化研究本身进行一次意识形态批判会有什么结果呢？也许人们就会发现，民粹主义实在是它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表现在它将作为消费者的 “大众”理想化，成为一种想象的存在物。结果，民粹主义与其说是有利于真正的大众不如说是有利于文化研究者本人的。文化研究构想了一个美好大众的形象，最终只是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于是，通常自命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研究自身也陷入了意识形态之中。作为左翼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者常常指责别人是意识形态的囚徒，殊不知他们自己也是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囚徒。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文化研究自身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当今时代左翼知识分子为维护自身社会地位而接受的一种信仰。

当然，说民粹主义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决不意味着文化研究乃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阴谋。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比如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学说）乃是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意识形态批判虽然意味着联系特定群体的利益来理解某种“虚假意识”（阿尔都塞所谓想象性的“表象体系”），但这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就等于揭露某一群体的阴谋。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群体，但决不是该群体的阴谋。我们之所以说民粹主义因服务于当今左翼知识分子的利益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因为民粹主义是由左翼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处于当今时代的学术圈中）所促成的。不管当事人如何理解，客观分析起来，民粹主义只不过是替左翼知识分子辩护的一种“必要幻象”而已。真正的文化大众往往不关心大众形象的好坏，也极少关心文化的大众化还是精英化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作为文化专家的知识分子的事。而且，我们已经说过，左翼知识分子无论如何追求非精英化，还是难逃与大众化背离而重新精英化的命运。即使文化研究者相信民粹主义是针对人民的，那也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因此，民粹主义最终只是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或用文化研究的术语说，在新的“语境”下）所信奉的一种自我辩护方式。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不是大众重塑自身需要的产物，而是左翼知识分子试图确定自身形象的结果。理想化的大众形象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镜像”。知识分子将自身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对象身上，从而形成了民粹主义。那个理想的大众实际上是左翼知识分子自己希望成为的东西。

进一步说，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根源于左翼知识分子在左翼社会学说中所处的“漂浮”（姑且借用卡尔·曼海姆的说法）地位。左翼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漂浮，只是按照一般的左翼社会学观点它才是漂浮的。到今天为止，左翼社会学仍坚持一个基本信条：社会分为上层的统治阶级和下层的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分为压迫阶级（比如资产阶级、欧洲白人、男人、异性恋者、成人等）和被压迫阶级（比如无产阶级、少数民族、女人、同姓恋者、青少年等）。知识分子（即便是出身于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文化研究创始人）属于一个可上可下游移不定的阶层。因此，在左翼社会学图景中，知识分子向来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既不属于统治阶级又不属于被统治阶级。他不得不在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上作出选择。而他的选择实际上又是一种道德选择，因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别实际上已经隐含了道德判断，是坏人与好人的分别。左翼知识分子应该理所当然地选择站在好人即被统治阶级一边，努力变成人民中的一员。所以，左翼社会学没有为知识分子指定一个确定的地位，其基本信条迫使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为大众化而苦恼。越是道德高尚的左翼知识分子越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精英化与大众化问题的煎熬。他们越是感觉到自身作为精英（少数专家）的实际身份，越是感到痛苦。脱离人民，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

因此，民粹主义很可能的确如某些人所说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负罪感”。真诚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觉得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端地占据了一个高于“人民大众”的优越地位，甚至感觉自己是个道德上有巨大亏欠的寄生虫。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知识分子（很多还是非常有头脑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和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更能说明这种“负罪感”的存在了。面对人民于心有愧的感觉，是左翼知识分子颂扬人民、走向民粹主义的主要社会心理原因。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心忧天下，将自己看成是民主社会的马前卒。服务于人民，促进社会走向全面民主，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当今的左翼知识分子又非常害怕被说成是高高在上对人民指手画脚的贵族老爷，害怕自己也被归入“精英”的行列。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虽然也面临着精英化的危险，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心抛弃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立场，希望成为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既然铲除人间一切不平是他们根本的目标，他们自然也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另一种不平等的制造者和参与者。所以，文化研究者竭力漠视自己的文化专家地位，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通的文化阅读者。

齐格蒙·鲍曼认为，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运动以来将自身理解为立法者的狂妄自大，已经谦卑地将自身理解为阐释者了。鲍曼说：“正是贵族政治的衰落，才使‘小农’的形象理想化；正是‘文化立法者’的衰落，才使‘民众’的形象理想化。” ?鲍曼用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来解释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信仰，很有启发性但却也很有误导性。它很容易让人以为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变化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变化。其实，即使存在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变化，也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实际地位的变化而是其主观想象的变化，即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化。作为当今最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鲍曼实际上不过是在谈论自己的体会而已。正是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化导致了文化民粹主义的流行，从而造就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注释】　　

① 斯图尔特·霍尔曾作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著名文章，将阿尔都塞学说看成是文化研究的两大理论前提之一。参见：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Edited by John Storey, London.New York.Sydney.Auckland: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1996,pp31-48.

② 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③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LondonWashington,DC:The Falmer Press(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p5.

④ 比如，阿兰·奥康纳在《美国文化研究的问题》中就认为，以格罗斯博格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抛弃了文化研究的政治使命感，而投身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中去了。参见：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Edited by John Storey, London.New York.Sydney.Auckland: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1996,pp187-192.

⑤ 理查德·罗蒂说：“解构主义运动的力量与活力，离开其政治关注点，也就不能被理解，”“最广义的解构主义可以作为一种表示，它所指的是一阵在知识分子中对现状不满和怀疑的强烈旋风。”参见《后哲学文化》第五章第三节“解构和激进政治”，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第135－139页。

⑥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通过追溯1780年到1832年的一段英国历史，证明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于1832年最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突出特征便是强调英国工人对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的形成乃是英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形成的基本前提。E·P·汤普森在《前言》中说：“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⑦威廉斯批评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英国人民而只是描绘了他们自己对英国人民的想象（无论褒贬，英国人民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只是一些扭曲的形象：或是危险的群氓，或是善良的野蛮人）。参见：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⑧事实上，阿多诺甚至对这种类型的现代主义都不是完全肯定的，因为它毕竟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从而带上了自身的“原罪”。1936年3月3日，在给本亚明的一封信中，阿多诺认为，高级艺术与通过工业生产出的消费艺术“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污点，都包含着可变因素（当然，在勋伯格和美国电影之间决不存在任何中项）。两者都是一个自由统一体的两个被撕裂了但却没能再结合起来的片断。”参见： 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Theodor W.Adorno,Edited by J.M.Bernstein, London:rouledge, 1992.p2.see Bernstein's "introduction".

⑨参见：《美学理论》，阿多诺著，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英译本见：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lated by E.B.Asht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p5.

⑩ 参见斯图尔特·霍尔《编码与解码》，See: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Simon D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PP90-103.

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LondonWashington,DC:The Falmer Press(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参考一下马泰·卡林内斯库对阿多诺的批评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卡林内斯库认为，阿多诺错误地将大众文化的对象（即“大众”）设想为“劳苦大众”乃至工人阶级，而实际上大众文化的对象乃是中产阶级，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需要和趣味的体现。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0页。

参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