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