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代的一些作家也可称之为经典作家的话，那么，显然，他们要比古代经典作家更颠簸，更动荡。在世纪之交，这些现代经典形象的变异幅度几乎剧烈到了戏剧性的程度，好像是发生了一场“政变”一样，颜色、气味、式样仿佛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了。郭沫若这样的激情“旗手”变得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穆旦却成了目光的焦点。茅盾恢宏的气势也打了折扣，倒是不想宏大的钱钟书成了“昆仑”，湮没无闻的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走向了世界，上海滩的另类女性张爱玲的旗袍换上“女的鲁迅”长衫。
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如果在20年前的话，起码也算是大不敬，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或许是经典，尤其是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细细回味近年来鲁迅研究的种种迹象，就会发现，鲁迅作为现代经典，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即从政治偶像、文化权威变成了文学经典。
在鲁迅逝世以后，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经由毛泽东的阐释和命名，鲁迅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人。“三家”、“六最”把鲁迅推向了政治、文化、文学、道德人格等全面神性、唯一正确的高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政治家命名的政治偶像的鲁迅由于政治的变革而逐渐倾覆，起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所阐释的文化启蒙的鲁迅。鲁迅阐释的政治垄断，让位于知识分子的文化阐释，并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权威。在支克坚、王得后，特别是王富仁先生等人的努力下，鲁迅的价值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转向现代性启蒙文化的轨道上来。“思想革命”和“立人”之间几乎是殊途同归，都可以置于反封建的现代性文化轨道上来。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可以看作是关于启蒙鲁迅的最具代表性成果。这种思想革命的阐释在高强度启蒙氛围的8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认同。事实上，鲁迅的启蒙价值，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学院知识分子阐释鲁迅的重要原则。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鲁迅的阐释发生变异。在现代主义影响弥漫文坛的之际，鲁迅原本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被重新揭示出来，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李泽厚率先从存在主义的角度阐释鲁迅。李泽厚在1987年的时候，将鲁迅、陈独秀和胡适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他将鲁迅的独特性定位于“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将“超越启蒙”看作是鲁迅超越一般五四作家的独特之处。而所谓“超越启蒙”也正是鲁迅的存在主义精神气质。李泽厚强调了尼采、安特莱夫、迦尔洵、橱川白村对鲁迅的影响，强调鲁迅怀疑、虚无的反抗精神，甚至将鲁迅看作是类似于加缪笔下的席席福斯。
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
鲁迅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
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胡适 陈独秀 鲁迅》，《福建论坛》1987年2期）
紧随李泽厚之后对鲁迅进行存在主义阐释的是汪晖。汪晖的《反抗绝望》虽然也讲鲁迅思想区分为启蒙理性和生命体验，但是，他的侧重点却在于揭示鲁迅思想的矛盾性或悖论性。他从鲁迅的早期开始，分析鲁迅启蒙理性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复杂矛盾。他认为，鲁迅早期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是理性的，具有历史目的的启蒙思想，就是立人，通过人的思想改造，达到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却接受了书本华、尼采等人的现代生命哲学。这些生命哲学，使鲁迅对历史理性发生怀疑和动摇。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可以看作是王富仁研究模式的深入或变化。如果说王富仁的研究模式还存在着明显的机械决定论倾向的话，那么，钱理群则在这一基础上揭示了鲁迅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心灵的探寻》以“野草”为轴心，以辩证法为基本思维方式，聚焦于鲁迅心灵，分析鲁迅思想、精神世界的多种元素的组合、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张力和情感走向。
90年代以后，由于自由主义、新儒学（包括新国学）、后现代主义等新的文化语境的形成，以及新的历史条件，鲁迅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异。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对鲁迅的质疑和批评。鲁迅的思想、精神、文学成就，包括性格、心理等等，几乎都遭到或隐或显的批评。林毓生等海外新儒家早在80年代对鲁迅反传统的批评，在90年代逐渐获得一部分人的响应，尤其是青年学生。与此相关的是，对鲁迅激进、批评。
来自自由主义方面的批评，也许是最具有文化启示性的。在自由主义不断扩散的过程中，人们自觉不知觉地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衡量鲁迅的价值，人们批评鲁迅的偏激、好斗，甚至阴暗，这是在所难免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无疑是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以鲁抑胡”或“以胡打鲁”，都未必是冷静的理性态度，能分辨鲁、胡的不同位置与价值，才是最客观、公正的态度。一些学者业已分辨出鲁迅与胡适的不同文化精神及其功能，这是最具有意义的。胡适无疑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是什么主义却很难获得一致性的认同。但是，这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并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健康的现代性文化秩序不可能是单一文化因素构成，必然是多种因素，甚至不能缺少“异类”。如果鲁迅、胡适被置于同样的文化高度的话，这意味着以往鲁迅的唯一性权威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社会整体的精神导向逐渐趋向多元性。
90年代末期相对集中出现了一些质疑、批评鲁迅的文章。这也许和世纪末这个富有暗示性的时间有关。当时中国文化界流行着结算20世纪的宏大企图，在为20世纪文化结算的宏大行动的裹挟之下，鲁迅也自然成为衡量的重要对象。谢泳的《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为什么以反专制为宗旨的鲁迅却总是被专制利用。这种提问暗示我们，鲁迅被利用固然和文学外部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但同时鲁迅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可能被利用因素。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主要批评了鲁迅研究界制造鲁迅神话，如关于幻灯片神话，鲁迅性格神话等。张闳认为，幻灯片神话具有“圣人传说”的基本因素：示众者/看客；启蒙者/愚昧的众生；堕落/拯救等。鲁迅反抗黑暗的性格之中，饱含着偏激、不宽容和攻击性的性格，而鲁迅研究界却将这种偏狭变得理直气壮。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在批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对鲁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20世纪中国作家缺乏伟岸的人格，因而也无法创作出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作品，鲁迅也不例外。作家朱文发起、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是对一些青年作家的调查问卷，其中涉及鲁迅。这些作家对鲁迅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个别作家对鲁迅却抱以反抗、蔑视的态度。王朔的《我看鲁迅》则认为鲁迅既不是伟大思想家，也不是伟大作家，因为鲁迅没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没有足以标志其创作才能的长篇小说创作。鲁迅只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鲁迅杂文则不能看作是文学。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则指出鲁迅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笼罩着西方的东方主义的阴影。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格不是中国国民，是东方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国民。另外，还有一篇署名朱大可的网络文章《殖民地鲁迅与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在网络广泛流传。文章把9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批评和质疑以更尖锐、苛刻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文章暗示，由于包办婚姻的缘故，鲁迅情感受到高度压抑，并沉溺于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之中。鲁迅的七条遗嘱是他的仇恨政治学的七条基本原则，鲁迅的话语与毛泽东的话语汇合具有一种异曲同工的特性。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对鲁迅质疑、批评对最激烈的一次。尽管仍然有人使用“贬损”、“风波”等用语概括这种批评，甚至个别人使用了带有文革遗风的语言进行反驳，但是，国家权力机构却对此保持了宽容的沉默，鲁迅研究界主流的反应也是冷静的正常的，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将这种对鲁迅的批评看作是社会变化、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这是20世纪中期以来，鲁迅研究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实，从鲁迅本人来看，他是那种爱憎分明、缺乏中庸气质的作家，既容易激发强烈的共鸣，也容易引起剧烈的不适、反感乃至激烈的批评。这就注定了他那种在大风大浪里起伏、动荡的命运。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经典性作家，都必然遭遇各种不同的理解，遭到千奇百怪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误读，当然也包括反面的批评。经典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留存，无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移动而为人们所塑造。没有遭到质疑、批评的经典作家最多只是一种权力垄断的反常性经典，而非正常的经典。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其置身于历史过程中的这种无限的自由阐释。
从这个角度讲，在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的新世纪鲁迅研究，依然是90年代鲁迅研究惯性的延续。直到目前为止，学院派的鲁迅研究其实仍然定格在90年代中后期。渴望“走近鲁迅”或者“还原鲁迅”的努力并没有拿出超越以往的成果。随着历史的移动，“还原”的冲动会不断递减，而各种不同层次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误读也许会不断涌现。近几年的“鲁迅研究之谜”、“鲁迅活着会怎样”、“新发现的鲁迅”等等，都和“还原鲁迅”无关，它们只是鲁迅作为经典文学家被自由解读的表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