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自己如何回应关于“抄袭”的批评？为什么至今不公开回应？

答：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

坦白地说，我在阅读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确感到很惊讶。根据研究，王文对于《反抗绝望》的指控共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但他忽略或掩盖这些注释，或者将所谓参见式注释曲解为抄袭。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发现。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

我对《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见是：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

如果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欢迎态度，并在再版时吸纳这些意见。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

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相比于在媒体中炒作，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

答：学术规范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复杂性，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八十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氛围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

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我是这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倡导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曾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判和自我批判——但这个批判应该是真正的学术批判，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问：您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答：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转变中，有争论是好事情，但如果为了打倒论敌而采取捏造证据、向国内或国外大规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这样的争论就会走向反面。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

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