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权势的两个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规定凡是有行政级别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国企的副处级以上的官员，每年申报本人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这个消息传出，一些廉政专家很是兴奋，认为这个规定迈出了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步，从打击腐败迈向到防止腐败阶段。

当然，这个规定的确从条文上要比一九九五年开始实行的官员收入申报制度要好得多，比较详尽地规定了申报范围，而且规定申报材料可以作为升迁的依据，甚至还规定了申报不实的惩罚办法。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规定跟官员财产公开相比，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财产的申报，是报给组织人事部门，报给管干部的部门的，而公开，则是告之公众。内容上的差距，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完善，但向上申报和对大众公开，则是根本方向性的问题。美国在一九七八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中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司法、立法系统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必须在任职前申报财产状况，而且还需按月申报，申报范围包括配偶和抚养的子女财产状态。最关键的是，受理申报的机构必须将官员财产申报数据公开，供社会大众随时查阅复制。欧洲各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大同小异，都强调的是对大众公开。甚至台湾于一九九三年制定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也规定申报材料必须装订成册，供大众查阅。可见，所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关键就在于把官员的财产状况放在阳光下，放在大众的视线里，所以，这类法案又被称为阳光法案。

然而，官员只对上申报财产，不公开，实际上就是上级掌握官员情况的一种方式。而掌握官员的情况，即使在古代的帝制时代，也是管官的应有之义。孔飞力先生的著作《叫魂》，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上级总是力图掌握最多的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尽可能不让上级知道得太多。政治的控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的掌控问题。因此，朝廷对官员有定期的考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有监察制度，有皇帝直接派出的监听耳目，甚至还有特务机构。这么多的手和耳朵伸到下面，就是为了多了解一点下面的情况。不一定非得反腐败，关键是掌握情况，至于拿谁开刀，什么时候开刀，全凭皇帝的意志。皇帝最怕的是，根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想开刀，都不知道冲谁开刀，以什么借口开刀。

所以说，尽管古代没有规定要官员定期申报财产，但官员大体的财产状况，皇帝其实是知道的。乾隆时纪晓岚的亲家做着盐务的官，皇帝要查他，纪晓岚由于总在皇帝身边「上行走」，事先得知消息，通风报信，给亲家捎去一封信，里面装了一点盐和茶(寓意「严查」)，亲家得以转移财产，皇帝没有查到预期的财产，知道有人走漏风声，很快纪晓岚就败露，被发配到了新疆。他的亲家，最后也逃不过追逼，该交出来的，都得交出来。

所以说，上级掌握官员财产状况，这还是一个古代政治的制度逻辑。而现代政治，则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仅仅是让大众监督，也包含对大众知情权的尊重。古代政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仅仅上面知道官员的财产状况，是反不了腐败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助皇帝加强了控制，能防止官员的离心离德，防止反叛。掌握了官员的情况，特别是多吃多占的情况，就等于你的短处被上面拿住了，什么时候整你，整不整你，全看上面高兴不高兴了。有的时候，特别聪明的皇帝往往还会有意无意透一点风声给这个官员。暗示他，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不用说，这样的话，这个官员对皇帝自然死心塌地，死忠到底。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会出现王亚南先生《中国官僚政治》那本书所说的现象：皇帝以腐败换取忠诚。

显然，在二十一世纪，在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现在中国的网民已经有四点二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新一代的网民，个体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萌发，都是前几代所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务的公开，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成为普遍而强烈的呼声。一段时间内几乎城乡都可以见到底「脱衫」，一种讽刺官员财产不公开的文化衫，就是这种呼声的体现。

现在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变革，而非古代政治的重复，无论这种重复有多么的精致，都无非是古代权术的翻版。而尽管各级官员都热心古代权术，用于官场恶斗，也许有用，但放在公共领域，只会弄巧成拙。但愿，此番官员财产的申报，是一个台阶，一个通向官员财产公开的台阶，一个过渡到现代政治的中间阶段。否则，反腐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