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说明：当代社会，面对频频爆发的灾疫（自然灾害与突发性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必须展开伦理审查，以为灾疫防治提供国际性行动框架，更为灾疫后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灾疫伦理学，是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引导当代人类重建存在安全、消除生存风险的综合性实践科学，本文（上中下三篇）就是这门综合性实践科学之蓝图的最初描述。因而，本文具有完全的原创性，它不仅体现较强的认知引导功能和理论价值，更具有实在的现实实践指导价值。
上篇：主要探讨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与方法；
中篇：主要探讨灾疫伦理研究所应该具备的理性姿态、道德立法原理、普遍公理和基本原则
下篇：主要轮廓灾疫伦理研究的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予以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之实践探讨的多元维度。
摘要：灾疫伦理学是对当代存在危机与生存风险的应对之学，它诞生于对生成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最终人为因素的伦理检讨。灾疫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灾疫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与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所以，理性审查灾疫伦理研究的生存背景、伦理目标、认知视域和探究方法，成为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奠基问题。
关键词：灾疫伦理 生境 灾疫后重建 伦理视域 生态化综合方法
灾疫伦理，是当代伦理学的生活应用。灾疫伦理学，是从伦理角度来探究当代灾疫发生的人力原因，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并为当代社会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不仅是防灾救灾的伦理学，更是引导当代人类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
1、灾疫伦理学诞生的生存背景
一切精神探索，一切理论形成，都源于人的存在困境，并构建求解生存出路的认知方式，提供行动导向，灾疫伦理学的诞生亦是如此。在当代进程中，人们对灾疫予以伦理考量，展开伦理研究，完全是因为灾疫的频频发生且日益社会化和全球化。因而，要构建灾疫伦理学，首先得理解灾疫，理解灾疫为何需要伦理介入、需要伦理拷问、需要伦理引导。
这里的“灾疫”实际上指涉两类事物，一是自然灾害，一是瘟疫。前者如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高寒、酷热等巨大变异的自然现象，直接威胁到地球生命安全并造成人类社会生命财产的的巨大损害；后者如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所引发的社会性灾难。
自然灾害与瘟疫，自古而然，它是生命世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法则而自行消长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灾疫现象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因为“天行有常”：自然的变异，生命的消长，都是“天行有常”的真实展开。然而，在人力意志日益增长到可以干预自然律令，技术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自然状貌、动摇地质结构、逆转环境气候的情况下，灾疫的发生，则更多地体现了人力对自然和生命世界的逆转。当代人类生活世界中所频频发生的灾疫，最终是人的力量逆转自然和生命世界的真实展现。
当我们把如今各种灾疫频频爆发的主要之因归结到人类自己身上时，也许会引来异议或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冷静并恢复生存理性的思考能力，就会发现这种归因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正是切中问题的关键。以疾病为例，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赋予历史视野，就不难发现，在过去（比如20世纪50-70年代），更多的疾病由饥饿与劳累所致；而今天的许多新疾病，却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则是饮食与享乐，比如全球性的爱滋病、恐惧2003年的SARS，搅乱2007年生活的手足口病等等，都与人们的饮食和享乐直接相关，说得更直接点，吃与玩才是流行病爆发与传播的罪魁祸首。
二是环境破坏并日益恶劣。这里的环境当然包括居住生态环境，社区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进一步看，如上环境的日益恶劣，最终源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罪魁祸首，不是其他，而是人。比如，空气、水、土壤，这是人与地球生命共生的三大必需自然资源。但在今天，我们所喝的水是从高度污染水源中抽取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被各种工业、生活废气笼罩的；我们所赖以立足的土壤，不仅高度贫瘠，而且充盈着无数致癌的废料与有毒的垃圾，我们所吃的大部分食物也无一不经历过各种品牌的农药洗礼。由此，人体生命赖以维持的三大基本资源——水、空气、食物都是有毒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毒气熏天的世界里，吃的、喝的和呼吸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体内脏器的最终承受能力。我们生活于这种毒气、毒害、病毒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不生病那是你福星高照有运气，突发性疾病不全球化传播与流行则一定是怪现象。
显而易见，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之所以无处不充满毒害，并不是自然的降祸，而是我们人类自身作的孽。
客观论之，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并不是静止、孤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整体，并且充满自我创生活力，当这种自我创生活力在某一个方面一旦被某种超越自然的强暴力量所改变、所扭曲时，它就出现整体上的生态变异，从而影响到生命世界，当然也包括人类这种生命的生存，从而使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共生互生链条断裂，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瘟疫绵绵漫延。比如，当人力因素累积而改变了气候，随之而来的，也就扭曲了自然的自我创生活力，从而改变着自然界的整体生态状况，比如森林在某些地方止步了，草原开始了消退，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某些地方出现大频率的降雨，而另一些地方连连干旱；某些地方出现飓风，冰川不幸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成为湖泊或海洋等等，都与气候的人为改变直接相关。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当“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1]（P74）
再比如，当工业革命获得全面胜利，地球却遭受了最后的蹂躏与践踏，而使超越承受极限的地球不得本能地朝向“反者道之动”方向运行，于是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以及超越人类承受力的酷热或高寒，则频频降临。震撼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所谓的“中国已进入了地震活跃期”，人们将其归结为地质板块运动，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30年来的片面经济增长对地球资源掠夺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全面破坏，冷静审视一下四川以及全国的大地生态状况，也许我们就不会这样若无其事地把这一灾难之因全部推到“地质板块运动”上去了。
地球是一个完整生命体，地球的地质有其使自身之整体生命得以健康运行的地质结构。工业革命的胜利却是以全面破坏地球自身地质结构为代价的，因为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所构建的工业社会，是以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基础的；工业社会的目标，是全面实现物质幸福论。基于此而构建起“生产—消费”生存模式，必然以技术革新为动力，以开发和掠夺地球资源为实质指向，因为开发和掠夺地球资源，才可源源不断地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无限消费的欲望与需求，实现物质幸福。而这一行动努力的最终结果，不仅地表资源被掠夺干净，使地表自然地貌发生巨变，而且地壳中的资源也被掏空，迫使地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比如海啸、地震、洪水、干旱等等，都是地球表面形态和地球内在地质结构发生巨变所形成合力的爆发体现。挖煤、采气、采油以及抽取地下水，这是掏空大地的内脏，在长江中游修建三峡程度、在长江上游修建诸如紫坪铺等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水电站，这是在地球表面累筑固体的或液体的大山，一些地方大地内脏被掏空，一些地方大地表面承受超越本身承受力的重压或挤压，比如将水位提高到几百米高的江水，对两岸大山的挤压力，以及修筑几百高的三峡大坝、紫坪铺大坝，对地壳的重压力----也就是说，地壳内被掏空了的部分与超负荷地承受挤压与重压的部分之间，失去了原来的固有动态平衡，而必然产生地质结构的裂变，这种裂变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这种裂变的间接表现形式，就是洪水、干旱、海平面升高、气温变暖等等；这种裂变的次生形式，就是环境变化促使生物圈内动物、植物、细菌，微生物乃至病毒的恶性进化与变异，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传染病、流行病的全球性传播。
由此不难看出，在远古的游牧时代和农业时代，自然灾害与瘟疫的主要之因，是自然的律动，是纯粹的天灾；而在工业时代尤其是在后工业化的当代社会，自然灾害频频爆发和瘟疫绵绵不断的根本之因，是人力，是人力意志指向自然，对地球进行暴虐掠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丧失理性自制力而疯狂追求物质幸福所种下的——并必须由人类自己来吞食的苦果。
灾疫伦理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背景下形成的，它面对人类作孽自然、作践地球所种下的生存苦果，而谋求如何补救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危险状况的生存导向学问。因为，要在灾疫发生后减轻灾疫，要在频频爆发的灾疫面前减少灾疫，防治灾疫，人类、社会、时代以及政府、团体、企业、个人都必须学会自我检讨，而这种自我检讨要真正富有成效，必须将其置于伦理之域，予以伦理审查。所以，当代人类在灾难重重中要走向自救与重建，必须构建灾疫伦理学，因为只有通过它，才可为欲望重重的当代人类理性地走向生态整体存在的世界，搭建起一座认知的桥梁、价值导向的阶梯以及精神重建的坚固堡垒。因而或许可以说，灾疫伦理学是当代人类面临种种灾难与不幸而谋求开创新的幸福之路的路标与桥梁。
2、灾疫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方向
灾疫伦理研究，是引导人类生存朝向理性、生态、健康方向发展的实用研究。为此，它必须构建实践理性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为当代人类排除存在危机，降低生存风险，朝着理性、生态、健康方向谋求存在发展，提供认知视域、价值导向、行动原则和方法引导。
具体地讲，灾疫伦理学探索的首要目的，是引导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精神与能力，勇敢地面对存在现实，清醒地认知生存困境，理性地谋求突围与改变时代生存境遇的方法与途径。
客观论之，我们的存在现实有两个层面，即存在的一般现实和特殊现实。作为前者，我们始终生存于一个不确定的或然性世界里，“一切问题，都生发于一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是这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的生命。人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或然性世界之中。从坏处说，他的存在包含着一场赌博。世界是一个冒险场，它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2]（P20）正是生活世界的这种极富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误导我们迷失道路。作为后者，我们很难驾驭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本性，因而，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以欲望为指引，而把迷失的道路视为正途，在这条迷失自我的所谓正途上，为了欲望的满足和感官的享乐，不断地升级对自然的战争和对人的战争，从而制造出源源不断的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
因而，我们所面临的存在现实和生存困境，集中地表现为迷失道路和制造生存风险。频频发生的当代灾疫，不过是这种道路迷失和生存风险的具体表现。构建灾疫伦理学，就是直面如此存在处境和生存状况，回应更加不确定、不稳定、并且变化无序的或然世界，回应久被遗忘的人类本性和放纵的欲望，寻求拔除危险、重建生态秩序的存在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途径、方式与方法。
杜威曾认为，哲学产生于一种对生活的回应，一种对生命在或然性世界中的处境的一种回应，而伦理学作为对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对遗忘的人性的回应，对放纵的欲望的回应，对迷失道路的回应，对无序生活世界的回应。这种回应，就是拨乱反正，就是重建，就是人对自身的重新回归，就是重新开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3]（P365）的生态整体道路。
灾疫伦理学要担当起引导当代人类重新开辟“人与天调”的生态整体道路之重任，必须引导人类重建“生境”。所谓“生境”，就是使生命与自然(或个体与整体)生生不息地生育、生长、繁衍的环境。“生境”是一个生存论概念，它本身内蕴着一种伦理意蕴，一种关于生命与生命、生命和自然、个体与整体的伦理价值倾向。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以及生命自身得以生生不息地展开生存的全部条件，能够互为体用的生存论方向，恰恰展示了生命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因而，人如何看待自身生存的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如何获得能够生生不息地生存的生境问题，进一步讲，这实质上是人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最终是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这是当代人类要开辟新的生存之路、谋求完整生存之道所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重建“生境”，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存在境遇和生存处境。当代人类的现实存在境遇和生存处境是什么呢？是整个人类伴随着21世纪进程而全面进入了高生存风险的时代。并且，面对这样一种高风险的存在处境与生存困境，政治、法律、公共政策，以及国家行动或国际合作，都无法寻找到一种正确应对的方法和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正如尼克•博斯托罗姆《生存的风险：人类灭绝的场景及灾难之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已经具有毁灭性的地球和具有灭绝人类自身之可能性的各种灾难所堆积起来的“生存风险有一组特征，根据其有用程度足以把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范畴。即；由生存灾难所造成破坏的最大量级；试错方法的无果；进化的生物及文化应对方法的缺乏；消除生存风险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的善的事实；所有后代子孙皆是风险担当者的事实；所需要的应对方法的国际本质；试题本身的高度猜测性及跨学科性；涉及评估生存风险概率的细微的、多重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整个领域的相对被忽视。” [4]（PP256-257）具有如上特征当代生存风险，是单一的政治、法律、公共政策所不能解决的，也是单边的国家行动或利益取向的国际合作所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彻底打破利益框架，彻底突破单边主义的实利模式，彻底抛弃工业社会那“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5]（P21），立足于生态，着眼于整体，从人性重塑、认知反思、价值重构与模式重建入手，去构建一个全球行动框架，包括全球化的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与方法体系。然而，这一工作是政治、法律、公共政策所不能做到的，惟有仰仗伦理学对灾疫伦理学的构建。灾疫伦理学的当代人类目标，就是为灾难频频的当代人类，谋求生态整体存在与发展，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行动框架，包括伦理理想、道德目的、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和方法体系。
3、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开放视域
在当代社会，灾疫问题不是局部或偶然的，更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一个体现人类历史之必然性的、具有广泛关联性的、且充满了动态扩张多元可能性的生态整体问题。对灾疫问题予以伦理审查与检讨，则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生态整体的视域，把灾疫问题纳入人、生命、地球、宇宙之共生互动的整体框架中来考察。由此，灾疫伦理学不仅是伦理学的，还是政治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公共政策学的、人类学的以及文化学的。不仅如此，灾疫伦理学还必须融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政策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人类文化伦理学以及生态伦理学等诸多社会伦理元素于一体，并从而使自身获得生态整体的视域开放性。
表面上看，灾疫伦理学的对象是灾疫，但实质上是人和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因为一切灾疫都是相对生命而产生，所有的自然变异现象都因生命而构成灾疫现象；所有对灾疫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最终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的安全。所以，生命伦理学构成了灾疫伦理学的基本视域。
生命伦理学是认知生命存在、理解生命存在如何展开自身伦理本性的学问。因而，对生命的伦理拷问，决不能孤立、静止，因为生命始终与世界互为体用：“世界是以生命为实在方式而敞开自身；反之，生命却是以世界为平台来创造自身。生命与世界这种共在与互生关联性，使生命伦理学必须以生命为起点为目标，并以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生生不息的动态敞开为极限视域。在这一动态生成的视域里，生命伦理学呈现出开放性的多元扇面：其宏观扇面，是地球生命伦理学→自然生命伦理学→宇宙生命伦理学；其中观扇面，是生物伦理学→动物伦理学→植物伦理学；其微观扇面，是人本生命伦理学，包括人的生命之生殖伦理学、死亡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康复伦理学，以及人之自我实现的生命创造伦理学等等。”[6]（P80）
生命伦理学之所以构成灾疫伦理学的基本维度，是因为它为灾疫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宏观尺度与方法；与此相反，医学伦理学却为灾疫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微观尺度与方法。
客观来看，灾疫伦理学实际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生命安全，二是生命的康复和健康。
相对地讲，生命安全问题，属于灾疫预防伦理学所关注的重心；而生命的康复和健康，则属于灾疫后重建伦理学所关注的重心。但这两个问题一旦落实到具体层面，都与医学伦理学密切联系，因为，医学伦理学本身就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康复和健康问题，前者即是医学的预防伦理学，后者即是医学的治疗伦理学。
生命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既相区分又相重叠的：人的存在以生命世界为母体，生命世界又无可逃避地落在人的存在视野之中。从宏观方面讲，如何使整个生命世界及其负载的所有生命能按照自身的本性而存在？从微观层面看，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充分享受到生命安全与生命健康（或康复）的权利？合而言之，人或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如何能按其自身的本性而存在，并配享生存的安全与健康，这是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均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必须求助公共卫生伦理学。
客观地看，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美，热潮于当今世界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领域。虽然这个新领域兴起的直接社会动因，是突发性传染病的全球流行，但从学科自身角度看，它恰恰是临床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走向整合的自身逻辑体现。
众所周知，医学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直接的社会动因是各种医疗环境变迁导致一系列道德方面的难题，需要伦理方面的解决。然而，医学伦理学自产生之日始，所面临解决的道德难题，始终是动态变化的：它所关注的重心，从早期的医患关系、医学专业主义，逐渐向器官移植、基因工程、生殖科技以及医疗资源分布等方向转移。而突发性传染病的全球性流行所产生的诸多新的道德难题，却是医学伦理学无力解决的。因为医学伦理学只局限于临床医学领域，为在特定医患人际互动平台上能够有效地解决医疗方面诸多不断涌现出的道德难题，提供微观的伦理尺度、伦理判据、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与伦理方法。所以，医学伦理学都只能以个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围绕个人自主权而展开。20世纪末以来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突发性流行病的全球化传播，超出了医学的范围而进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核心问题。因为，流行病的盛行与全球性传播，恰好表明了社会环境比医疗科技更为强大、有力地影响和控制了人们的健康和疾病。所以，改善和建设社会环境，构成当代人类生活健康和预防、救治疾病的根本方式与宏观方法。
临床医疗所关心的是患者个人身体状况的改善，因此，医学伦理学是关于患者个人身体状况改善的伦理学，它是以个人为取向，关心的是个人（也包括与患者之治疗活动相关的一切个体，比如医疗工作者等）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公共卫生关心的是包括患者个人身体状况改善在内的整个社会环境状况的改善和建设。所以，公共卫生伦理学是关于整个社会环境改善和建设的伦理学，它是以社会和人口为取向，关心的是公众、社群之权益维护和保障。由此可见，医学伦理学的探索所贯穿的是个人自主原则，公共卫生伦理学建构却必须遵循社会公正原则。
医学伦理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微观领域的医疗行为得以正常展开以及医疗争议得以获得权益维护（包括患者、医护人员、医院等）的伦理依据、伦理方法、价值尺度与道德原则。作为以临床医疗伦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同样要以对微观领域的医疗行为和医疗争议方面的道德问题展开探讨为重要内容，但更根本或者更核心的问题，恰恰是公共卫生在制度、意识形态、政策决策、社会组织等层次上的伦理争议，以及公共卫生倡导与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困境，解决这些伦理争议和道德困境的最终人性依据、伦理判据、价值导向、道德原则、行动规范等，才构成了公共卫生伦理学探讨的基本内容。
公共卫生伦理学虽然统合起了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在疾病与瘟疫方面解决了人和生命如何可能按其自身的本性而获得生存安全与健康（或康复）的问题，但自然灾害对生命和人的威胁与危害问题，却被抛于其视野之外。公共卫生伦理学所面临的这一局限，恰恰为灾疫伦理学所弥补。因为灾疫伦理学不仅要关注人和生命的生存安全问题，也要关注人和生命的生存一旦遭受灾难的威胁问题，即无论是来自于疾病或瘟疫的全球性传播，还是来自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则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救治与康复。由此，灾疫伦理学不仅要统合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更要关联起政治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公共政策伦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文化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等众多应用伦理学科，而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学科视域，架设起一个全面开放、多元包容的学科审查平台。惟有如此，灾疫伦理学才能真正发挥它引导当代人类通向未来、创建生态整体生存世界的桥梁功能。
4、灾疫伦理学的探究方法
灾疫伦理学所面对的首先是人和生命，其次是物，然后是地球和宇宙。灾疫伦理学所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是世界的生境问题。因而，灾疫伦理学为之努力的，就是引导当代社会重建起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共生互生之生态关系，全面促进人作为整体而存在，使其生存达到“人与天调”的良序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人造的灾疫之难，并进一步理性地杜绝人对灾疫之难的再制造。
为此，灾疫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重新认知世界，重新认知环境，重新认知人和生命，重新认知自我人性，重新认知我们过去的作为和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重新认知我们未来面对的各种可能性。地球生命的多样性存在，是人的健康存在的物质基础；动物、植物的健康生存，是人健康生存的必须前提；地球和宇宙的整洁运行，是人清洁生活的必须平台；生命、地球、宇宙的良序运行和动态平衡，有赖于我们人类自己的理性节制和对自然法则的遵循。今天的人类，不仅生存在一个抗击洪水与天旱、高寒与酷热相交替预的劳顿环境里，更生存在一个飓风、酸雨、地震频繁发生的备受生死恐惧煎熬的环境里，还生存在一个倍受污染的环境里，噪音、废气、农药、激素以及各种工业生活垃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脆弱的身体，同时也在不断试探着地球的终极承受极限：草原在缩减、沙漠在蔓延；河流在干枯、森林在消散；水竭见底的湖泊、存草难生的小山，粉尘弥漫的荒漠、油污浸染的海滩……地球自我调节修复的能力在一天天衰减、衰减、再衰减！冰山融化、温室效应，阴阳循环失节，四季消失，人体因此丧失自然的节律而处于一种无形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把人类武装成了最凶恶的侵略者，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没有纯粹的自然，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人类征服者的足迹；并且，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就是生命毁灭，就是大地被掏空而荒芜，剩下的，就是生命的衰弱、疾病和面临死亡的呻吟。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必须清醒：改变人类存在状况和生命健康状况的治表之法，当然是生命科学，是现代生物医学；但是，其真正的治本之法，却是地球生态医学，是生命生态科学，是生境政治学，是生命社会学和宇宙文化学。而灾疫伦理学，就是对以上各学科予以伦理整合的“全生”伦理学。
作为全生伦理学的灾疫伦理学，要担当如上使命与责任，必须构建自身并发挥全生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功能，必须重建其研究方法。并且，灾疫伦理学所重建的方法，必须体现生态整体的视野，必须把灾疫伦理思考引向生态整体的道路。基于这一双重要求，灾疫伦理学所需要构建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生态化综合的方法。因为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地球和宇宙才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立法者，人的存在和生存必须遵循地球和宇宙的存在法则。这是人类医治地球、恢复生命世界活力、促进生命健康存在的认知起步。灾疫伦理学必须遵循这一法则，并担任起为自然和生命护法的引导责任。而且，生态化综合方法主张认知视域的动态整合与多元开放，强调对灾疫问题进行伦理探索，不仅要有人类视野，也要有历史视野，更要有自然（地球和宇宙的整合表述即是自然）视野，因而，自然、生命、人类、历史，此四者的动态整合，构成了灾疫伦理学研究的真正认知视域。
生态化综合方法以自然、生命、人类、历史为四维视域，将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存在和生存，置于人、生命、地球、宇宙之动态生成的大背景上来考察，则发现人与人、人与生命、生命与生命，以及个体生命与地球和宇宙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共生互生的关系。由此，人的生命存在的健康，不仅有赖于人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健康，更依赖于地球生态环境和宇宙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江海河流、大地山水之生命充满蓬勃朝气与活力，这才是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的根本伦理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