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浮沉，中国另一类自由主义的盛行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据我查英国《牛津英文词典》1989年第8版第882页和美国《韦布斯特第9版新大学生辞典》1991年纽约英文版第688页，都是说它最早出现于1819年，原意为“在政治学或神学中坚持自由观点，或者指一个自由党人特有的政治信条”。“自由主义”初登上社会舞台，因信奉兼容并包、激励个人自由发展而风靡一时，它随即演变为包括自由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创作文化、自由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种社会思潮。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潮虽然主张兼容并包、自由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却是确认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753年的意大利，原意是指人的社会性。到1822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派的人士开始用“社会主义”追求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病和矛盾的新型社会制度。鉴于自由主义崇尚私人自由投资、自由竞争等等造成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则信奉全社会整体自由解放，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按计划促进全社会人人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合作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既继承自由主义积极成果又克服自由主义弊病、比自由主义更加科学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

由上述可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起初都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于英国，随后扩展到欧美以至全世界。两者共生共存，既互相对立、互相对抗，又互相消长、互相渗透。自由主义(含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这两大社会思潮，各自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它们又是各自代表人们追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声势日益浩大的群众运动。自由主义起初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促进个人的自由解放，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占居统治地位，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资本主义加剧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畸形发展，这又显示出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又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以纠正克服自由主义的弊害，求得社会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协调发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思潮，首先激荡于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到20世纪初叶才开始涌进我国。这是由于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晚于欧美一百多年。又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成长较慢，另加上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对我国有重大影响，所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涌入中国后的命运与其在西方的命运是大相径庭的。在19世纪的欧美，自由主义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造就了英、法、德、美等国资本主义列强，而社会主义政党只是方兴未艾 ;在20世纪的中国，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只经历28年的艰苦奋斗，就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进而于1956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却屡遭冷落。

我国自由主义的领军大师胡适(1891——1962)多次想组织一个中国自由党，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深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环境里，始终未能组成。胡适于1926年7月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途经苏联，7月27至29日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三天。他一方面目睹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的景象，顿觉“他们(指苏联人民——引者注)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1];另一方面又深感苏联实行一党制、缺少反对党批评监督的弊端。于是胡适在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当时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引者注)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变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有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接着他还写出：自由党“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2]胡适在国共合作时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显然是想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外另立旗号，用以制约国共两党，促使中国走美国式的两党制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又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来弥补资本主义的流弊，防止中国变为苏联式一党专制的国家。10月4日胡适在伦敦回复徐志摩的信中坦言：要改造社会，“近世的历史支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3]随后此信以《新自由主义》为题，发表于1926年12月8日《晨报》副刊。胡适大概是我国学者中首创“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者。他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以自由主义为主体、社会主义为附属。他这种独具慧眼的设想后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实现了，然而在中国却终成泡影。无奈胡适在考察苏联、欧洲和美国之后于1927年5月底返国时，中国的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共合作已经破裂。随后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全国的国民党政府照样实行苏联式的一党专政体制，不但共产党被取缔，而且连自由主义派的活动也备受压制。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胡适虽然有几次都受人拥戴要出面组建自由党，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基础不够雄厚，自由主义派势单力薄，国共两党斗争尖锐而复杂，都未能得逞。到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崩溃之时，国民党中还有人出面想组建由胡适等人主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来争取美援，以扭转败局。然而大势已去，无法组成。胡适老师[4]本人早在1949年4月21日就逃到美国去了，并且拒绝出任外交部长。这表明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愈益式微之时，中国本土却有另一种土生土长的自由主义不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日益蔓延，颇为盛行。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7日写成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此文影响广大而深远。文中开宗明义郑重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形式，诸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不关心群众痛痒，办事不认真，知错不改，等等。文中阐明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文末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5]由于毛泽东这篇重要文章的传播，尤其是此文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直至70年代末，在我国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放任、不进行思想斗争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大危害，必须经常对自由主义的种种现象开展批评和斗争。毛泽东所批判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比，显然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就两者都是崇尚自由放任而言，却有异曲同工之道。

总而言之，西方自由主义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只在二、三十年代一度如浮萍般泛过绿色，40年代以后不论外来的大自由主义或者土生土长的小自由主义，在我国都愈益沉沦，近乎销声匿迹，或者声誉愈益败坏，几乎人人喊打，溃不成军，四处散落。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应对自由主义的三种不同态度

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通过书刊和各种媒体，又重新输入。近30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大有死灰复燃的态势，在老中青三代人之中知音者越来越多，从而逐步改变了中国人视自由主义为无根浮萍，或洪水猛兽的老观念，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省视在西方久盛不衰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愈益风行萌起于二、三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是针对肇始于18世纪末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由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23—1790)创立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经济的自由发展，肯定市场机制是推进经济自由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干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新兴资本主义战胜老朽封建主义，对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确实起了重大的指导思想作用。新自由主义同样崇尚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度自由化和市场化，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宣扬“市场远离政府就是美”，更加鼓吹减少金融管制，减少工会势力，减少对劳工的保护，减少社会保障与福利，减少最高税率。这种“五减少”的方针当然对极少数垄断资本家大为有利，确实也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振兴。特别是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促使西方从60年代带头掀起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给貌似垂死的资本主义增添了新活力，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于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如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英国哈耶克为首的伦敦学派等，又声誉鹊起。他们的著述于80-90年代在我国也颇受青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也破除了种种禁锢，呈现出多样多元的新局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人们各自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我感到现在社会上人们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持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即斥责自由主义、倒向自由主义和超越自由主义。这里试加简析。

首先，思想保守者既继续反对毛泽东当年所揭示的种种小自由主义、土自由主义的表现，更坚决反对当代西方的大自由主义、洋自由主义。他们强调自由主义不论大小、土洋、新老，通通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背道而驰的，都要同之彻底划清界限，坚决斗争到底。他们认为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有内外部两方面原因。其外部原因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西方以自由市场经济、多党民主政治和多元自由文化为诱饵，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发动攻势;其内部原因就是共产党领袖戈尔巴乔夫之流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节节退让，逐步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结果招致失败。因此他们主张要维护苏联模式，甚至把“改革开放要突破苏联模式”视为假命题。难道固守苏联模式、只对之作枝节修补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命题?他们把当今我国官员腐败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都归咎为因指导思想上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而造成的恶果。这些看法我认为是有偏颇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严重弊病，正由于长期多次延误了改革开放，以致积重难返，最后领导人被迫退让，转向西方的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固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传统僵化、极权的模式不改革或者延误改革，必然迟早是死路一条。罗马尼亚党政军首脑齐奥塞斯库到1989年12月底最后时刻，依然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党制，决不搞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结果遭到人民强烈抗议，军队哗变，齐氏夫妇被处决，失败得更悲惨!这就是明证。我国当今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主要并非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很不健全而造成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正确的认识。

其次，思想西化者对西方自由主义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近二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实行民主共和，尊重个人自由，激发个人自由创新力，才能不断带头掀起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从而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和大众生活的逐步改善;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正是由于长期实行专制独裁，扼杀个人自由，经济社会难以发展，人民生活难以提高，所以苏共及其坚持的社会主义最终被人民群众抛弃，苏联东欧国家只有最终回归自由主义之后才能重新振兴。为了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他们主张我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及早转向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为指导，经济要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政治要全面民主化、多党化，文化要全面多元化、自由化。在他们心目中，我国的现代化实质上是美国化，应该及早紧跟美国就会日益富强起来。他们否认世界上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形态之分，肯定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国家与专制独裁国家之分，强调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存在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弊病，但是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加以解决。即是说，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对策，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没有看到，正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氛围中，不断产生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各种社会主义者，近二百多年一直在不懈探索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我们深信，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认识只要越来越符合客观规律，最终就必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

最后，思想解放者对西方自由主义采取一分为三的具体分析。即：既要借鉴自由主义的精华，又要抵制自由主义的糟粕，更要超越自由主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尊重个人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样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病在于没有继承、汲取自由主义的这个精髓，却渗透了俄国370年来沙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遗毒，在建设社会主义的74年间一直没有认真清除这些内在病毒，又对外封闭，拒不接受自由主义的新成果，才最终遭到失败。现在俄国已经有人汲取了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提出“自由社会主义”的理论，旨在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精华，重新振兴社会主义。我们翘首期待其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努力克服苏联模式僵化、封闭的痼疾，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用以作为调配资源和激活企业活力的手段，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路，从此才开始在经济体制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例，西方新自由主义崇尚“小政府，大市场”，这样虽然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但是由于削弱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因此危机不断，灾难重重;而苏联模式奉行计划经济，采取“大政府，小市场”，由国家垄断了极其有限的消费品市场，这样造成长期的短缺经济，经济效益、效率低，人民生活难以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我认为实际上实行的是“中政府，大市场”的改革方向，既逐步扩大市场，又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而且由统治型政府逐步转变为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这样才能尽量发挥市场的功能，又减少西方市场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我们深信，我国大多数人都不会是各走极端的思想保守者或思想西化者，而是信守中庸之道的思想解放者。应该清醒地看到，近二百年来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社会思潮，尽管彼此对立、对抗、对峙，然而又是互动、互补、互融的。例如许多国家涌现的“社会自由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就是明证。这一点底下还要进一步说明。

三、《超越自由主义》作者的执着严谨与苦心孤诣

年轻一代学者华炳啸和我一样，都属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诚心要坚持社会主义、超越自由主义、决不东倒西歪的严肃研究者。他早在1995年5月就给我寄来他为纪念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奠基者列宁诞辰125周年而写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小册子，约5万字自费排印的征求意见稿;1996年9月又寄来他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者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而写的《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另一本小册子，约7万字自费排印的征求意见稿。当时他还是在西北大学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青年干部。拜读之后我感到他尽管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理论工作者，然而刻苦钻研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与运动史的名著，有很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心和责任感，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总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积极的决策建议献言。我当即通过书信和电话给予鼓励，并且希望他继续努力，修改得更好些。从此我们成为忘年交的好友。1997年元旦他曾寄来贺年卡，表示“愿追从您的足迹，为社会主义振兴事业奋斗终生!”同时他写下八句述怀诗：“赤子良知向新晴，铁肩道义觅知音，人微言轻何足虑，学浅才疏不忘勤;昨日奇葩今做土，今朝枯草明复青，长江后浪推前浪，不信中华不振兴。”随后他又在业余时间埋头苦干，继续写出一百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的书稿。2002年6月我到西安讲学时承他热情接待，并送我三本该书打印稿，要求我多提意见并为之作序。由于书中涉及诸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陕西一家出版社审稿后认为本书虽然理论创新颇多，但是要删去敏感问题才能出版。作者不愿意割爱，就只好把书稿搁置起来。今年2月美国卡特研究中心一个项目负责人审读了再次修订后的《超越自由主义》书稿后，同意资助，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千磨万击，千锤百炼，书稿从草成到现在已达十四年之久，其中历经增补、搁置、修改和压缩，现定名为《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古语云：“十年磨一剑”，真是功到自然成。这部难产佳作足以表明作者不是为个人成就和名利写书，而是真心诚意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全面成功尽责尽力作出奉献。

苍天不负苦心人，长年耕耘有收获。从书稿中可以看出，作者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苦读了众多思想史经典名著及其他当代中外著名学者的著述。然后经过自己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亲身经历，含辛茹苦，独立思考，反复锤炼，提出创见。从某些问题上看，可以说做到了如《荀子·劝学篇》所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全书视野宽阔，从政治哲学到历史哲学再到社会哲学，既总结历史，又着重现实，更展望未来，全面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潮，重点阐发宪政社会主义新理念，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向。作者悉心提出的一系列新见解，对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很有启迪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参考价值。在这里我不妨列举一二实例。

如何认识当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这是我们当今认清世界现势和我国对策的一个首要问题。我于1988年发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8年增订本)，提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新见解：即16—18世纪的封建资本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末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资本主义。2000年我又发表《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收入高放文集之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社会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的资本主义。作者吸收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学者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当代社会资本主义有这样六个新特征：非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人民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资本主义，福利保障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同时，他又分析了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深信社会资本主义未来必然继续发展为完全的新社会主义(这部分内容原为第一编其中的一章《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包括三节内容，全面分析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内部矛盾及其演变趋势，后因本书篇幅所限被全部删除——华炳啸注)。写到这里，也许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会有国家社会职能在增强、福利保障在完善、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这样的新特征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吗?其实，在西方并非只有一种新自由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空前严重时，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总统，实行“罗斯福新政”，加强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大力调控，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指导性计划，促进经济复苏。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凯恩斯结合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推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张“调整资本主义”，以降低工资办法扩大就业，降低利率，扩大货币发行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加强基础建设和军事工业投资，用国家干预这种“看得见的手”来调节被“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市场经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主观上都是旨在拯救资本主义以摆脱水深火热的深重危机，然而客观上却给资本主义增添了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因素。不论罗斯福新政或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超越自由主义，它不同于要削弱政府管制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但是依旧属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依我看，它们推行的是超自由主义，即超出而并未超越自由主义，这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当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精明的资本主义卫道士就审时度势，被迫超出自由主义半步，采取某些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举措(如采取国家指导性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保障)，于是又催生出超自由主义，它既挽救了资本主义，又给资本主义增添了社会主义因素。这样就使1926年胡适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设想在西方变成现实。实际上胡适所说的“自由社会主义”应该改为“社会自由主义”，因为社会资本主义是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主体，社会主义为附属。正由于当今世界是社会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当今资本主义虽然危机重重，总能一再安然度过，难以引发战争与革命，难以用传统的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一举推翻资本主义。在当今新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一体化、全球一村化的新时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世界主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而且需要和平合作，共创双赢，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各自探索通往未来大同世界的新路。看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未来将由共生共存发展为共长共荣，由社会自由主义到自由社会主义再到人人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世界大同的胜境。这是我在这里要着重补充说明的一点。

本书的中心内容如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即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方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具有永久性，这是其固有缺陷;然而由于它主张实现并且逐步完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却能使资本主义长盛不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我国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区别于苏联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从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49年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先在广大农村和部分县城建设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拥有较为丰富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践经验。例如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我们党的独特创新。按理论，在1949年后我国可以更快地探索成功从新民主主义宪政到社会主义宪政之路。可是由于深受苏联模式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长久未能顺利实现。1954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55年钦定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等等，都没有遵循宪法的规定。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的书信中，肯定“大学、中学都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但是他却要“取消宪制(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6]。他没有说要削减别的课程，却要取消宪法课，可见他并不重视法制与法治教育。到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坦率地直言：“民法、刑法那样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7]这种想法和心态，只能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哪里谈得上实行宪法民主政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连宪法本身也成为二十几页废纸。1975年第二部宪法和1978年第三部宪法仍然包含不少“左”的内容，1982年第四部宪法又经过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正，逐步完善。然而使宪法付诸实践，真正成为宪政民主政治，，依旧任重道远。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在当下的中国，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本书作者就如何更加完善宪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宪政提出了很多新建议，其中有的别人未必同意，如把人大常委会改称参政理事院，把政协改称人民议政院，等等。还有，把未来共产主义称为“人类自由主义”，也容易引起争议。但是这样正有助于开展学术争鸣，探求最佳改革方案和最佳理论创新，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全面成功。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以应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挑战，并且最终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彻底改变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赢得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政治民主的赞扬，达到如同对我国经济繁荣的称颂一样，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从这个方面来看，本书的出版会起积极作用。

肃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