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中央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干部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相关国有企业中的干部等，都必须按照规定向组织报告相关事务。

这些事务包括个人的婚姻及其变化状况、干部持有出国出境证件及出国出境情况、直系亲属在国外境外的职业状况和刑责情形。而对领导干部及其直系亲属的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的申报要求则更为具体：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报告时限以一年计。报告的对象是相应或上级组织。这些报告，既可以作为党组织了解干部情况的资料库，也是党组织任用干部的依据，还可以作为处置贪腐案件的参考材料。

相对于1995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次的《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要求干部申报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情况以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而且对干部报告相关事务的严肃性和惩戒程度都有明显的加强。这是中央强化干部管理，清楚了解干部及其直系亲属情况，保证干部合理合法地使用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推进。在了解与约束干部及其直系亲属是不是滥用公权谋取私利方面，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从严治理和约束权力上，“规定”显示了中央的决心和制度取向，传达了治国先治权的信息。

从组织控制的角度讲，党管干部，当然需要党政机构从严约束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但党政机构要真正管理好干部队伍，将干部的贪腐可能降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保障干部的廉洁从政，组织纪律的内部约束还需要社会公众、法治规章的外部约束保障。党政机构的纪律约束固然重要，但这些机构对管理约束的对象而言，始终处于资源短缺的状态。一方面，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的常态工作十分繁重，而人员和资源配置较为有限，势必难以对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随时变化着的财产状况和家庭情形及时跟进和掌握。另一方面，为现代先行法治国家证明的、最为有效地以公开化与法治化的方式管理约束公共权力，目前在制度层面上仍有较大缺失。再一方面，在目前中国还缺乏登记财产与掌握个人生活信息的充分技术手段(如全国联网的干部信息系统、一号管终身的信息控制体制等等)的情况下，“规定”还必须诉诸干部的道德自觉，因此规定的实施依托的只能是软动力。

清楚了解干部的个人与家庭信息、掌握干部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就是要有力地将干部约束在公权公用的行动范围内。无疑，公开化、法治化是最好的保障机制。公开化，可以将领导干部必须让公众知道的个人与家庭信息暴露给全社会，这不仅会大大降低监督干部的体制成本，而且由于公众中总有人知晓干部对组织刻意隐瞒的某些信息，从而会大大提高掌握干部个人与家庭真实情况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法治化，可以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与家属情况的方式方法举措严格制度化，既保证领导干部的个人隐私，又杜绝领导干部随意瞒报或官官相护，进而保证申报相关事项的公正性、平等性和真实性。这样的建构，既有利于各级党政组织公平地任用奖惩干部，也有利于保证领导干部面对法治申报相关事项的社会正义，更有利于建构公众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信任感。

1995年、2006年、2010年的三部“规定”呈现了日趋刚性的、以党政纪律管理和约束干部的现代精神。这种精神，正逐渐逼近更为刚性的法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