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言题目不是我选的，而是会议主题设计者非要我讲的。坦率说，我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但议题设计者是朋友，而且我没法反驳他的理由：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确，我做过一点儿研究，但我不愿意谈，因为自己的研究还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谈这个题目，如果你不从自由派角度来一通批判，就会被看作“新左派”。不过，最终促使我决定还是谈这个题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并不担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说得面目全非，而是忧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着眼点实际上会有碍我们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个题目——我们需要摆脱的恰恰是这样的着眼点。

有人马上会说，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着眼点。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问题。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其次，我们知道，晚清学人意识到，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他们并未掉进后来从现代西方涌入的各种“主义”的观察点。1898年7月，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时，康有为给皇上进呈了一篇《法国革命记》，在进呈“序”中，康子说：

昔孔子读《诗》至“殷士肤敏，灌将于京”，乃掩卷而叹曰：“大哉！天命无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页）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西方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拿破仑的征战拉开了西方国家也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来看，中国学人面临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为的问题感觉仍然来自孔子，如今我们会觉得实在过于迂腐。可是，仅凭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来对应法国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邹谠教授的长文《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就以康有为1895年的上书起头（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面临的中国问题明显承接自晚清志士，这就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制度挑战和国际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谁个不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毛泽东正在进入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时，他以诗词这一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这就是著名的词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据说在60年代才改为“一截还东国”，理由是“不能忘记日本人民”）。

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然而，早产的民主宪政把中国带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针对的是所谓伪民主宪政，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孙的革命破坏了已然建立的宪政秩序，断送了第一共和。事实上，随后出现的军阀割据乱局以及日本太阳帝国乘机蚕食中国，都是二次革命导致的结果，甚至为“汉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汪精卫宣称，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结束内战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法结束内战状态。值得对比这样的史实：第一次欧战爆发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面临介入国际冲突的抉择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参战，派出了数百人的工兵部队，人数虽少，国家角色却不小；然而，第二次欧战爆发时，中国却处于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煎熬，气都缓不过来。

毛泽东在内战状态中仍然不忘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国。完成中国的基本统一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虑成了他首要的政治关切。70年代初与美国的和谈因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战略重点的转变，在我看来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鲜半岛上爆发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场战争并非毛泽东所希望的，他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美国强势介入使得战争态势突然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决定积极介入的决心越来越强（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战役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片欢腾，东德总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毛泽东的两个大举动实际上都与他对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的想象有关：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超英赶美”为目的，这是晚清洋务派早就梦想过的；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支援所谓“世界革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志发动“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岭闭门一月，首先审度的是国际局势，打破“冷战”格局的战略意图就在这里形成（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 14页）。

所谓“冷战”，绝非仅仅美苏两个“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苏联操控 / 夹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集团与美国操控 / 夹持的“联合国”集团之间的国际对抗，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他的内战战略原则基本上一脉相承：一是跳到外线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战场；二是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贫穷国家包围富豪国家——支援亚非拉。如今学界所乐道的毛泽东为中国打开的新世界格局，的确与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属于这一战略行动的直接战果之一。

令人感兴味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两次与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关的行动，都以建立“公社”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而“公社”作为政制理念恰恰是现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与此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说用清末民初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可以问：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化解了吗？中国在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从皇权政制经民国宪政（第一共和）和内乱及外敌入侵，毛泽东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着制度挑战得到化解，否则，不仅中国政制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将一笔勾销，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不能忘记，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再次以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毛泽东替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划分三个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现在看起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阶级冲突政治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翻版。当时的处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实际政治利益的强权国家正在继续角逐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毛泽东的实际政治战略——续铁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识形态外衣，从冷战外线切入世界政治领导权，其战略意识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立诉求。冷战结束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格局解体，新一轮争取政治领导权的国际冲突格局开始形成。可是，冷战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国的强权压过了俄国的强权，而是中国在毛泽东带领下争取民族国家自立突围冷战格局。民族自立是强有力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形成竞争格局。

我不得不感兴趣的是：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

我的发言已经超时，只能讲到这里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