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100年，中国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诚如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作为知识人，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次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四民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人才，保证了人才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阶级（亦称士绅阶级）是封建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一身而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西方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地位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严峻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100年前的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后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校，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封建专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自此，近代知识人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 “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知识分子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衰弱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而实际上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态，因而与真正现代化的多元社会有明显的差别。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从国家政权中疏离出来，而且也游离于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只有一部分进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在失去了土地的依托后，获得了现代文化活动的天空，即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至少是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他们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形使得近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而且是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化。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知识人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有多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