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研究中国人口的王丰教授和以生命周期人口经济学研究著称的梅森教授合作撰写的报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显示：1982～2000年期间中国享有的“人口红利”对这一期间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约为15%，而在2000～2013年期间，这一贡献率仅为4%。此后，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2014～2050年期间将每年下降0.45%。

该报告还显示，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年龄组在55～65岁之间，其次是30～55岁的群体。这就意味着一个老龄化的人口，那时，我们的家庭能够为儿童和青年人支付的各项开支要远比现在的少许多。预期会发生这一情形，或多或少具有长期理性能力的家庭（家族），可在一开始，例如在2013年，就努力积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以应付老年时期的开支。

物质资本的积蓄只是一个方面。由于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人力资本而不是来自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所以，家庭的资本积蓄，回报率最高的方向将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主要的积蓄方式是家族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广义的健康不仅涉及医疗卫生与养老，而且涉及休闲方式与心性陶冶。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健康，归根结底与教育有密切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从儿童教育转型为老年健康（可称为“投资方向的老龄化转型”）。这一趋势的减弱或强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是否能够建立令人信服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为支持这一体系的巨额开支而遵循的财税政策的效率（即能否减少“政府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以及改革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的努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强化了家庭投资方向的老龄化转型。

显然，家庭投资方向的老龄化转型将极大地降低教育投资水平，从而迅速降低未来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政府因“失灵”而难以补救因家庭投资方向老龄化转型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和主要由新增资本决定的技术进步的速率下降。与这一情况同时发生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数量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趋势。

以上分析意味着，部分地由于人口老龄化，部分地由于政府失灵，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很可能已经结束。至少，在未来十几年内，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从每年高于10%的增长率下降至低于5%，最终收敛到工业化各国平均的经济增长率。

从“劳动”要素的角度看问题，首先，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及其成功与否，决定了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维持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费用）。其次，教育体制的改革及其成功与否，决定了复杂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新劳动者知识结构的费用）。最后，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及其成功与否，决定了劳动力在退出劳动时的维护费用。

这样，我的论证可支持下列诸项政策建议：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旨，应使医护人员的报酬主要与劳动力的健康水平成正比，应将“诊断”“治疗”“药物”和“护理”视为医疗服务价值链条的核心环节并且尽可能地获取这些环节的规模经济效益；⑵教育体制改革的主旨，应使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从“教科书导向的”转型为“问题导向的”，相应地，应将目前被大量浪费在各类“课题”上的教育和科研经费转用于培养问题导向教学的师资和学生；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主旨，应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享有更高程度的保障水平，从而诱致家庭投资成为教育主导的，也由此可诱致社会有更高的纵向流动性；⑷最困难的改革，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官僚体制日益庞大且“宏观调控”以来官僚化进程加速，使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艰难。迟早，官僚体制造成的效率损失将完全抵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我们应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了解经济学及其效率原理——这一原理的有效性只能以人类生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前提。所以，除非我们不需要“效率”从而取消竞争和利润，我们或多或少总要承认工商业竞争和利润动机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而有的生活的不可预期性；⑸最后，更彻底地反官僚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