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畅销书叫《野蛮生长》，作者带有一丝自豪的口吻介绍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混乱规则中拳打脚踢的故事，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而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状态用野蛮成长来描述，几乎是最贴切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目前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并不光明，他们就是城市新移民的第二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农民工二代”。
前车之鉴
今天的中国有些类似美国的“镀金时代”，那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内战结束和南方重建展开，美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工业发展迅猛，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入高潮。以制造业的兴起为主要导向，来自爱尔兰、意大利、中国的移民为美国工农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奋斗和血泪也成为今天“美国梦”的一部分。
随着1978年中国结束文革，走上改革开放，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中的一部分因为失去了土地，一部分因为城市给以他们更多的吸引，能较为稳定地寻找发展和就业机会。其中有些人进入城市时把孩子留在了农村，这就是“留守儿童”，而另一些人把孩子也带到了城市,这些孩子就成了“城市新移民”第二代。
而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依旧存在，以国家权力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从总体上看，户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传统的统治色彩。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这就意味着这些随同父母来到城市的孩子无法和有城市户籍的儿童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是不可忽略的。
2005年10月27日，法国巴黎东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少年在躲避警察追赶时触电身亡。愤怒的当地青年开始纵火发泄不满，骚乱在一周内，迅速蔓延到巴黎周边十多个城镇。人们普遍把骚乱归结到两个原因。其一是法国大城市与周边郊区贫富、治安、就业上的强烈落差；其二是法国一直以来寻求的种族、民族、文化同化政策反而加深了对立。
这次发生骚乱的巴黎周边地区主要聚居着非洲与阿拉伯移民，他们大多居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里。法国政府当年为缓和巴黎城区住房压力，在郊区及周边省份集中兴建了大批住宅楼。高人口密度，众多移民，高失业率，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尤其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区，15岁至25岁青年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40％。
这次法国发生骚乱的主要是第二代移民,而中国的移民第二代,现在大多数还没有成年,他们成长过程中,享受到的公平机会和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远不如城市居民。有些人批评法国政府，给移民提供的公共住宅区，使他们不能与本地居民很好的融合。但我们却从来没有给这些城市的移民提供过任何形式的住房福利，他们大都住在卫生条件和公共设施极为缺乏，类似棚户区的“城中村”里。这是一个远比法国严峻，而像定时炸弹一样迟早要爆发的潜在矛盾。
本文把研究对象定义为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这比称作“打工子弟”更为准确，因为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中独立开创商业和经营的也有相当比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季节性“打工者”，同时他们又不同于那些在外企或事业单位等工作而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白领，这个群体集中地随同父母来到大城市生活，是近年表现突出的现象，所以称作城市新移民第二代更为贴切。
有识之士提出过一些假设：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大部分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甘愿回到家乡，也不会再适应农业劳作；他们因为从小就和城市户籍的孩子一样在城市生活，会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强烈的公平诉求；他们成长中会面临身份定位的困惑，他们对于环境敏锐的感知，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态度。
在马加爵案中——一个淳朴勤奋的农村孩子，在大学里因为受到同学的歧视而犯罪。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更应引起人们的警醒，长期的被歧视感、被边缘化的挫折感，也许会以让人痛心的方式爆发。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曾指出边缘化群体的特点：“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其生存状态呈现出既有希望也常也失望，既继续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传统而付出忍耐，痛苦与憧憬并存，颓废与发奋共在。”
从2009年初开始，以笔者为发起人，开始策划一项课题，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对这个群体中一定数量的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之所以必须要有相当的数量，是因为这样才能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之所以这项调查必须进行至少5年以上，因为这才是一个在城市生活的打工自己较为完整的成长周期，也是性格塑造期。每一年的调查具体问题都会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有所调整。但总体围绕的问题指向是：
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成长环境会怎样的影响和塑造他们的性格？
他们有怎样的人生目标？
又会走怎样的人生道路？
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和同年龄的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相比，会不会表现出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
而这些特征又和哪些经历具有怎样的相关性？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009年，初步选择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作为调查对象，因为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有“国际化大都市”之名，同时都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而其户籍制度也最为坚固，其户籍居民在福利，尤其是教育机会方面更是具有特权性质，比如在高考中北京和上海户籍的考生被全国同龄人所羡慕。
研究的计划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选取各约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共500名年龄在10岁左右的学童，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在北京和上海尽可能抽取分布在不同区县的学校，调查样本的选取是进入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后，在三、四、五年级为主的班级中，得到班主任的支持下，利用课外时间，随机抽取10岁左右的同学进行调查。剔除有重大遗漏和误会的错误样本,最后获得共998份有效样本，拒访率为零。这份调查的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长状态，有很大参考性。
“橱窗”背后的孩子们
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上海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都是被当作中国“橱窗”来打造的城市，从两地的机场开往市区，看见的都是整洁的绿化带，宽阔的道路，摩天大楼，绝不会有类似印度的“贫民窟”景象。在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中，展现的北京、上海儿童，都是像花朵一样绽放，会弹钢琴，会说外语。而我们关注的“橱窗”背后的孩子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童年。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准备加入北京、上海具有当地户籍的儿童的调查作为比较组，但这次对于北京、上海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的调查，已经体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比如北京、上海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独生子女比例都较低，只有约五分之一，有三个甚至四个孩子的还有相当比例，可以管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流动人口中的实际效果。
同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家庭在父母就业方面有很大差别，这体现了两地产业结构的差别，父母的职业和孩子的志愿甚至性格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北京的移民第二代孩子的父亲比较集中的职业是个体零售及手工业和废品回收，分别占34.67%和13.23%，这两个类别在上海只有15.26%和1.2%。但同时上海从事运输行业和在工厂务工的比例则是18.27%和16.06%，远远高于北京的7.41%和1.6%。
北京的移民孩子中，父亲打散工的1.6%，没有工作的1.8%，不知道父亲平时干什么的占2%。而上海打散工的2.01%，没有工作的2.41%，不知道的4.02%。这些父亲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的孩子，将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
在母亲的工作方面，上海26.31%是工厂工人，北京只有2.64%，而在北京、上海的统计中母亲完全没有工作的比例惊人的都是19.68%。
家庭居住面积方面，上海的统计较为准确和细致，和家长做了沟通，获取的数据有参考价值。平均家庭住房面积是40平米，而中位数是30平米，最小的都在10平米以内，考虑到这些家庭普遍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甚至和其他的亲戚住在一起，这样的面积是比较狭小的。
搬家是影响城市新移民子弟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对其受教育条件和生活质量构成重要影响。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在最近两年之内搬过家，有相当的家庭搬过两三次的家。一个非常突出的搬家原因就是因为拆迁，在北京这个比例占41.9%，在上海也达到了20.3%。这和城市新移民大量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受到快速城市化推进的影响和中国体制下的强制拆迁有关，这对于这些孩子成长中的安定感、安全感都会有很大影响。
在上海的搬家原因中父母换工作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项，占15.9%，而北京只有3.2%，这主要是因为在上海，有较多在工厂工作，且是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就业比较不稳定。
从小学开始转学次数方面，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转学次数比例明显低于北京。上海的孩子没有转学或者只转学一次的孩子比例高于北京，而北京的孩子转学两次、三次甚至四五次的比例都高于上海，这可以视为，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享受的受教育机会比北京更加稳定。
和城市的孩子有明显区别的是，做家务的情况，两地较为一致，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80%以上需要在家做家务。统计数据显示，平均一天一个孩子需要做约38分钟的家务，有个别家庭孩子会做两个小时以上的家务，才10岁的孩子，这在城市家庭是很难想象的。
这些移民第二代的孩子，也许因为上学不方便，普遍早起，我们的调查集中在2009年五六月，在上海有18.6%的孩子在5：30以前起床，这也许与父母要去工厂上班的作息有关。
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些移民第二代的孩子生存状态普遍非常艰辛，而且在经常化的拆迁和转学这样不安定的环境下成长，也较少能体会到独生子女家庭那种被宠爱的感觉。
“富二代”、“官二代”到“农二代”
现在有很多关于“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讨论，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被固化。但可以确信的是，在中国，一个孩子的家庭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机遇和选择空间。所以我们的调查重点之一就是搞清楚，北京、上海的孩子，成长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情况。
城市新移民群体在选择移民城市时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北京、上海的这些孩子出生地分布，都有一个最突出的省份。在北京的孩子，最集中的出生于河南（41.6%）、河北（12%），而上海的孩子则最集中的是安徽（40.76%）和河南(14.46%)。
这些孩子传统意义上的籍贯和自己的出生地往往并不一致。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北京和上海都有大约10%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就出生在北京和上海。尽管如此，这些孩子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北京人和上海人，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和籍贯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这些家庭来到北京和上海发展也通常有很强的乡缘、血缘色彩，往往一个家庭会和一些亲友选择在同一个城市的、相对接近的区域和行业生活工作。在我们的统计中，北京的孩子63.14%每周与同城市的其他亲属见几次面，而上海这个比例是61.96%。这从侧面体现城市新移民群体有很强的亲属聚居性，一个地方的往往是被同乡亲友介绍到城市来寻求发展机会，而他们自然也居住在相对较近的区域，所以这些孩子每周可以这么高的频率见到同城市的亲属。在这样一个社区圈子中生活，也是新移民第二代成长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乡缘、血缘色彩的圈子，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孩子们在成长中的社交圈。
当我们要求这些孩子列出最亲近的三个朋友的籍贯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相当高的比例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是相同的籍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轻松的现象。河南人的孩子还是和河南人的孩子交朋友，安徽人的孩子还是和安徽人的孩子交朋友。这也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显然没有融入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
在涉及这些新移民第二代孩子的社会认同时，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你如果向别人介绍自己，会说自己是哪里人？”在北京几乎所有的新移民孩子都会说自己跟随父母的原籍身份，即使他或者她是在北京出生。而在上海有17.27%的孩子认为他或者她就是“上海人”，而6.43%有身份困惑。
这里有两条需要在未来验证的假设，第一，上海比北京更加包容，对于移民来说更加易于融入。第二，则恰恰相反，说明北京比上海更加具有文化多样性，在北京把自己归为一个河北人或者河南人，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压力，也不会产生迫切地想要被当作“北京人”看待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富于想象力的孩子来说，也许很难分辨“想成为北京人（上海人）”和“是北京人（上海人）”的区别。这两个完全南辕北辙的假设，需要在下面继续验证。
有趣的是，31.1%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的孩子，把不懂上海话视为成为上海人的主要障碍。而47.7%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孩子，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自己在上海生活所以是上海人。
梦想照进未来
在问到这些孩子未来选择在农村或是城市生活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第二代孩子，高度一致，尽管他们对城市有种种不满意和怨言，但超过85%的孩子，认为自己未来会选择在城市生活工作。也就是说不像他们的父辈，做一个“农民工”，赚了钱，在老家盖一所大房子，然后干不动了以后，回老家养老。这一代新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注定要做一个“城里人”，不管这个社会有没有为他们准备好。
经济方面的理想，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希望未来挣多少钱？一个是挣多少钱才能比较开心？后一个问题北京和上海的孩子回答比较一致，数值比例差别不大，上海比北京略高，认为在1000元以上才能比较开心的各组孩子，上海比北京略多，这大概反映了上海的消费水平比北京略高。
而第一个问题，理想要挣多少钱，统计结果却恰恰相反，上海的孩子多以挣一两千元为理想，而北京的孩子在5000—10000元这一档较为集中，甚至2万以上也不乏其人，北京的孩子中占16.6%，上海的孩子则是6.7%。
这个解释有几个方面，一是也许说明北京的孩子比上海的孩子有更大的抱负或者说企业家精神；二是，也许是北京的环境比较开眼界，让孩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理想参照系；三是，也许北京的文化和上海比更爱吹牛，眼高手低。
职业理想方面，希望体现这个群体的孩子对未来的憧憬，调查结果既能反映这个年龄的孩子的共同的特征，又能体现出北京和上海一些微妙的差异。在北京的移民第二代小孩，开公司的13.9%，做科学家的8%，做明星的10%，明显高于上海的同类组，各为6.4%，4.7%，7.4%；而上海的孩子，在专业人员8.8%，医护人员10.5%，司机1.4%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北京的同类组，北京各为3.2%，9.4%，0.2%。这大概体现上海的移民孩子在职业理想上比北京的孩子更加务实。
调查中还设计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工作最能赚钱？这体现了孩子们对城市职业机会的理解。调查结果非常有趣，共同的最高的比例，都是认为开公司最赚钱。但北京的比例更要高出上海一倍多，北京45.3%的孩子认为开公司最赚钱，上海则是21.8%；上海有15.7%认为做个体小生意最赚钱，而北京则是3%；上海有较高比例15.7%认为做白领最赚钱，而北京只有3%。这种结果大概跟北京、上海两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
我们还做了一些分析，哪些孩子心目中最赚钱的工作就是未来想做的工作？这样的孩子显示出了较强的谋求经济成功的动机。大多数孩子的理想并不把赚钱作为未来职业的第一标准。
最初的假设是，是否和目前的家庭收入水平有关系，比如父母收入越高的孩子越是不大在乎未来的收入，统计分析的结果是相关性并不显著。
又统计分析了父亲的职业的关系，有几个数据非常有趣，北京和上海有极大的差异，在北京父亲从事以下三种职业最容易想做最赚钱的工作，服务行业49.1%；个体零售及手工业38.2%；专业技术人员41.2%。这其中服务性行业最高，似乎可以理解，因为服务性行业最容易感受到富人是怎样生活的，而产生激励；个体户家庭氛围有较强的企业家精神这也好理解。
但是上海的数据则大不一样，分析结果在上海比例最高的想做最赚钱的工作的孩子，是父亲收废品的，高达66.7%，打散工的也比较高，40%。初步的猜想上海收废品的行业和北京大概有很大的差异，包括打散工就业条件也很不一样。
而在调查这些孩子以后最不想从事什么工作方面，北京很多孩子比较突出地讨厌从事收废品（22.4%）和服务性行业（38.7%），上海比较突出的项是工厂工人（13%），建筑工人（10.3%）。而比如收废品恰是北京比较集中的移民就业渠道，上海在工厂工作的人也比较多。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但又合乎情理的发现，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孩子最不想做的工作，恰巧是父母一方的职业。尤其是在建筑工人和服务性行业，父母从事这样工作的孩子，会表现出对这种工作的强烈的反感。说明父母的职业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并不是很让人愉快的经历。
而另一个现实是，尽管很多孩子在10岁的时候，对人生充满憧憬，甚至有远大抱负。但是他们所享受的教育却非常有限，那些在打工子弟学校上课的孩子，很难遇上达到基本师资水准的英语老师，仅此一条，就可以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大学教育无缘。再加上目前中国的高考制度给予了北京和上海户籍的人口极大的优势特权。他们的人生起点不知道要比有北京、上海户籍的孩子差距多少。
这些不愿意重复自己父辈人生轨迹的孩子们，城市能不能给他们舞台？他们的梦想会不会碰壁？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如何自我调整？如何面对很快就要到来的青春期的冲动和焦虑？这是未来几年我们的研究团队要持续深入调查的。这是用最冷静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爱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