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什么样的？我冒昧地说一句：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是比较畸形的。

让我举个例子。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受访者表现出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较强意愿：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比例(38.9%)，并且，年龄越小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

这样的城市化生活倾向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在城市，人们可以更为方便、廉价地获得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而这些看似免费的东西可以大幅度降低生活中个人支付的比例。换言之，借助于公共品，个人收入的效用将会显著提高。正因为此，城市化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

接下来的数字则比较畸形了。调查显示，如果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选择居住地，人们普遍表现出向大城市流动的意愿。整体来看，城市和县城受访者中，近半数人首选居住地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有趣的是县城受访者的态度，其中有48.1%希望居住在城市中，高于选择生活在县城的比例(40.6%)；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中则有高达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里没有包括镇，也许，这里的民众向往城市的比例与农村差不多。

那么，县城、乡村受访者心目中的“城市”在哪儿？推测起来，至少是地级市，通常是指省城和全国性大城市。归根到底，在中国人眼里，最好的城市、最像城市的地方是北、上、广、深这些所谓的“一线城市”——— 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大城市。

这样的“城市观”是扭曲的。当然，人们形成这样的城市想象，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制度有关，这种制度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存在严重的扭曲。

现代城市的源头是市镇。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在作为统治中心的“城”以外，出现了大量的“市”、“镇”。尤其是在江南、在珠三角地区，散布着大量的市镇。市镇的基础是市，市就是市集，一个市集会带动上下游的市集，市集的人流又会带动宗教、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育。镇就是诸多市集的集合体，更准确地说，市镇是商业、工业自发聚集并通过诸多社会关系组合在一起的人口与资源聚集区。

不要小瞧这些市镇，这些市镇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市镇是财富生产、汇集、交易的中心，也是社会交往与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中国最为著名的现代城市，比如上海、天津，其实都是从市镇发展而来的。

西方的城市发展史与此类似。在欧洲中世纪，城堡与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即使两者重叠，市通常也是在城堡外围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市的精神大大地不同于城的精神。人们熟悉的欧美现代城市，大多数是从市发展而来。托克维尔就观察到，市镇(township)是美国社会、政治最基本的单元。

上述中西城市历史足以让我们确立一个讨论城市问题的原点：市镇才是城市的典范，最典型的城市是市镇。一个经历了健全的城市化过程的国家的城市的主体也必然是星罗棋布的市镇，那些耀眼的大城市也是依靠市场的扩展、依靠人口和资源的自发集中而从市镇生长发育而成。中国过去60年的城市化确实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行政权力控制城市化进程，这样的城市化当然是按照权力层级展开的。处于权力高处的城市，得以无条件地汲取各种资源。镇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最基层，当然被剥夺了城市化的权利，其资源被吸纳到县城、市城(地级市所在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在人们心目中，只有行政级别最高的地方最像城市，行政级别最低的地方则根本没有城市。

这样的城市化模式是扭曲的。这一过程其实是行政权力逐级向下汲取的过程，资源的分配必然越来越明显地脱离普通普通民众的控制。这样的城市化模式要对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承担主要责任。由此形成的城市是“伪城市”，缺乏城市的基本精神。这样形成的城市布局必然是头重脚轻，造成“大城市崇拜症”，让小城镇丧失了基本吸引力。这样，城市化的基础被挖空了，而大城市病也就到处蔓延，而且可以设想，这样的大城市病在现有城市化模式下永远无解。

广东简政强镇改革的意义是巨大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次革命。当然，这个革命乃是古典含义的“革命”：矫正错误，回归正道。它不再迷信权力造城，而准备承认无数市民、企业、社会组织在追求各自目标而进行的合作、交换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人口与资源聚集区就是城市，给与它们作为城市的自由、权利和权力。如果这样的改革能够到位，中国将出现第一批真正的现代城市，尽管它们可能不是那么辉煌、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