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的早晨，《学人》丛刊召集关于学术规范与学术史的座谈会，我裹着军大衣赶到北大勺园时，那里已云集了一年多未能如此相聚的朋友们。观点相当歧异，气氛则颇为肃穆。历史的震撼划分了时间的段落，这次讨论是一种临渊回眸的姿态，但讨论者心里想的却是远征的开始。“寂寞为政，天地闭矣”，但学术或者将因此得福?

作为讨论的结果，《学人》丛刊第一辑发表了与会者的一组笔谈。在那之前，朋友间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已近两年，窗前灯下，面红耳赤，每念及这样的情景，心里的感觉温暖而复杂。学术规范与学术史的讨论本是极为专门的问题，但却引起了学术界以至文化界的广泛注意，此事自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更需要在1989年之后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加以解释。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样专门的问题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社会文化事件，更无从理解这样的问题在朋友们的心中引发的理性的激情。学者们从对80年代学术的批评发展为对近百年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趋向的反思。这一面是将学术的失范视为社会失范的原因或结果，从而对学术规范和学术历史的反思是对社会历史过程进行反思的一种特殊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学术，内省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建立的现代性的历史观，虽然这种反思远不是清晰和自觉的。参加讨论的学者大多是80年代学术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这种反思式的讨论除了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以外，还涉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知识者在特定情境中重建自己的认同的努力，是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行为和历史姿态。

承认对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和思考是一种社会性以至政治性的行为，并未减弱这场讨论的学术史意义。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许就没有今天有关建立什么样的规范及学术规范的本土化的讨论。问题是如何理解学术规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如何界定学者的认同与知识分子的认同的关系?这些问题当然有更精确的提法。不过，在当时，这些问题已经足以困扰我了。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三年前的那场讨论的最初参与者之一，但却没有在《学人》第一辑上发表相关主题的笔谈。就学术本身来说，我觉得学术规范主要是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和学者的自觉的学术行为显示出来，而不是依靠有关规范的宣言通知社会。不过这并不是不写的理由。即使讨论规范并不能提供规范，我也知道在特定社会与学术的语境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阻止我写出笔谈的原因说来很简单，这就是我始终未能将问题想清楚。困扰我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建立学术规范或者什么是学术规范，而是： (一)为什么是学术规范?即为什么我们用重建学术规范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来检讨80年代以至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失范?以建立学术规范为契机进入学术史的研究，进而赋予学术史的工作以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这种检讨的方式是正当的吗?(二)谁的规范?即由谁来制定规范?或者，谁有资格制定规范?这个问题明显地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最后才是第三个问题，(三)如果建立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的话，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规范?具体地说，规范是单数呢，还是复数?即只有一种规范，还是有多种规范?如果规范不只一种，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社会科学的规范与人文学科的规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又比如西方学术的规范与中国学术的规范的关系怎样?换言之，对我而言，建立学术规范并不是件自明的事情。也许是庸人自扰罢，这些问题数年来一直盘桓于心，未有得解。如果我们承认认同问题是一个多面的问题的话，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我们作为生存于现时代的个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作为专家的认同及其相互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还将涉及知识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我们的信仰。

时空睽隔，反思既往，未能安卧。而今问题依然，学灯并末高照。岁月如斯，《学人》已出六辑。是否建立了学术规范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周围的朋友认真而严肃地践履着对于并未澄清的规范的承诺。劳人碌碌，规范存焉。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的“建立学术规范”却引起了争议和批评。痛之也深，责之也切。退回书斋，失落了人文精神，是其一；制定规范，营造知识权威，是其二；回向传统，重构启蒙心态、呼应主流意识形态，是其三。落实言之，这些批判大多无的放矢，有些还是蓄意虚构的攻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也在于已有的讨论未能有力地回答前面提及的疑问，理论上的含混与态度上的坚定更加激发了批判者的勇气。对于这些批评，当年的讨论者的态度是冷淡的。在一切都受商品规则制约的时代，这是必要的沉默。孤寂所终绝了的地方，即是市场的开始。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批评者着眼的是作为口号化和标签化了的“建立学术规范”，而践履者只是将之作为基本的工作规则，文不对题，回应从何而起?不过问题总有另一面，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是一个契机，对那些本末澄清的问题的回答恰好回答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思想史问题：

“我们是谁?”

(选自汪晖《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