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被人遗忘。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

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胡适在《独立评论》第77号上发表文章《建国问题引论》指出，所谓“现代化”，是让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80号）一文中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随后，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撰文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37年。当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事，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

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还提出：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

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民主还是独裁》，智效民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本文选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