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0日，南京大学知名学者王彬彬教授在《文艺研究》刊发文章，质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引起媒体和学者的热烈讨论。3月25日，《南方周末》全文发表该文，使汪晖教授的抄袭嫌疑成为公共事件。
然而，事件发生三个月后，汪晖教授至今未拿出任何证据作出澄清，今年4月，清华大学反而出人意料，把汪教授列入本年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名单中。
在抄袭与否尚未定论时，将抄袭嫌疑的学者戴上金色桂冠，冠以“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崇高荣誉，这种超出学术容忍底线的作法，使汪晖抄袭事件再度曝热，引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媒体舆论的一片哗然。5月21日，来京参加北京大学第一届博雅论坛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对于汪晖涉嫌大量抄袭，感到震惊。”他说，“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林毓生教授还特意强调，“余英时先生对我这篇‘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答问’的定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论点’。”（《南方都市报》６月６日）
6月7日，易中天教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表示对林毓生教授的意见“举双手赞成”。他呼吁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易教授同时建议：“‘专门委员会’应该是客观、公正、中立的”，是“只对公众和事实负责”的“独立机构”。委员会的惟一任务，是弄清事实，即根据《著作权法》和国际学术惯例，讨论“汪晖抄袭”的说法是否成立。
众多知名学者和社会公众，为何对汪晖教授的抄袭事件如此关注、强烈呼吁呢？是文人相轻吗？是借名人炒作吗？当然不是。
我认为，答案很简单：这是国人对文化诚信的呼唤，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更显示出社会公众对“抄袭”等学术腐败和文坛假恶丑的零容忍。
中华民族是最讲究诚信的民族，而清华大学作为百年学府，理应是捍卫科学精神和学术尊严的楷模。仅以汪晖教授供职的清华人文学科而言，朱自清、闻一多等前辈学人的风骨气韵，早已凝结成一种气场，成为民族精神的瑰宝。用清华著名学者陈寅恪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清华令海内外学子高山仰止的原因。莫说最令人不齿的抄袭，就算缺乏学术创新，都是清华的耻辱。而今，“抄袭事件”已沸沸扬扬两月有余，却不见清华拿出大众期待已久的调查处理，反而让涉嫌抄袭的汪晖教授入围“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这不能不让我为清华感到悲哀。
更令我悲哀的是，文学界泛滥的抄袭之风，居然刮进了高校，刮进了国家最高学府。倘若清华百年清誉毁于一旦，将使多少学人痛心疾首？
问题在于，汪晖教授的涉嫌抄袭并非个人现象，近年来，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抄袭事件频频曝光，挑战着社会的容忍红线。2007年“抄袭者入作协”事件后，文学界的抄袭事件也如井喷式爆发，一发而不可收。各色抄袭作家亮丽登场，手段越来越新，级别越来越高，“抄袭主席”、“枪手主席”被媒体频频曝光，社会舆论更是扼腕愤怒。
“抄袭”国际公认的学术弊端，如林教授所言：“学术范围最不道德的事”，有关抄袭的调查处理，早有国际规范。而今天在某些人说来，抄袭的是非对错，居然模糊不清，甚至揭露抄袭的王彬彬教授等，反而要顶受压力，遭到指责谩骂。如此黑白颠倒的道德是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说抄袭事件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抄袭事件”暴露出“道德溃坝”、“抄袭特权化”和“抄袭有奖”这三大误区，才真正令人惊心动魄。
第一误区：倡导“躲避崇高”，导致文化界的道德溃坝。
早在1993年1月，王蒙先生就在由汪晖教授主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躲避崇高》。王蒙在文中明确提出“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观点。一时间， “躲避崇高”似乎成为文学时尚。经过这种理论倡导，“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价值混淆的作品，纷纷登场，走红文坛。
如果说“身体写作”等作品，突破了文学的道德底线；那么“抄袭事件”则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2007年9月，刚被法院判定“抄袭”的80后作家郭敬明，经王蒙介绍，“破格”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再度引起舆论哗然。面对非议，王蒙先生表示：“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这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此言一出，更使“抄袭者入作协”，成为社会广泛质疑的公众事件。
十几年后，王蒙先生和汪晖教授，又分别身陷抄袭门，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笔者90年代曾撰文表示忧虑，“躲避崇高，难免走向卑下；告别革命，难免颠覆历史。”今天，抄袭事件暴露出的道德溃坝，似乎在我们耳边敲响了警世之钟。
“躲避崇高”之后，主流价值和道德文化，将向何处安身立命？
第二误区：抄袭特权化。
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有人说汪晖主要的东西不是抄来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次要的东西才是抄来的。抄袭帮助他节省了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理论建树上，他借着抄袭才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学者。”看来，作为知名学者的汪晖，在抄袭上就有了某种特权。对此，林教授感慨：“根据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应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阻碍了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样讲下去，势必要把中国变成世界的笑柄！”话虽激烈，却是良药苦口，切中肯綮。
不知持此“大学者抄袭特权论”的人，能否举出古今中外，有哪位大学者是凭抄袭走向世界？又是以抄袭之作而流芳百世的呢？
至于王蒙先生，在抄袭问题上似乎更有双重标准。一方面，王蒙先生激烈批评抄袭行为；而另一方面，被法院判定抄袭的郭敬明，却在其后不久，由王蒙先生力荐，获中国作协会员的金色桂冠。
如此看来，谁能抄袭也成了一门学问，掺杂了某种“特权化”和“潜规则”。一般学者、青年作家是决不能抄袭的，否则就是人品不端；而有地位、有官职、有富豪身价的学者、作家，则可以放手抄去，抄抄无妨。纵然抄袭了也不能算抄袭，而是为“节省时间”，抵达“世界水平”。如此荒唐逻辑，怎不叫人啼笑皆非？
抄袭本已道德沦丧，再加上权力金钱的特权砝码，更激怒了大众的容忍红线。
第三误区：抄袭者有奖。
汪晖教授抄袭与否，尚未作出结论，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名单上。而被法院判定抄袭的郭敬明，更是幸运。自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2008年5月，郭敬明的首次选秀大赛，由王蒙等体制内著名作家担任评委，被媒体称为“明星T台走秀”；2009年7月，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600期创刊纪念号，隆重推出郭敬明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2010年1月，由郭敬明《最小说》发起的“THE 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第二届赛事，不仅仍王蒙等众多文坛大腕现场站台，而且《人民文学》更作为国家官方最权威杂志，直接参与文学选秀。2010年5月，文学名刊《收获》也刊发郭敬明玄幻小说《临界·爵迹》。难怪有人评价说：“去年是《人民文学》，今年是《收获》，在纯文学的土地上，郭小四攻城拔寨，无往不胜。”
抄袭者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有奖赏，如此冰火两重天、是非颠倒的奖惩，使抄袭者光鲜登场、风光无限，而大批没有抄袭嫌疑的80后作家，尽管勤奋笔耕，却只能望洋兴叹。
既然抄袭有奖，那么抄抄何妨？于是乎，抄袭似乎成了时尚，学术腐败、文坛抄袭前赴后继，越来越显出“无耻者无畏”的剽悍态势。久而久之，中国文学的国际形象何在？中国学术的尊严和荣誉，又将如何维护？
知名学者汪晖教授是否抄袭，至今尚未水落石出。笔者期待汪教授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维护学术界最起码的尊严和美誉；而王蒙先生作为“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首倡者，似乎也应对汪晖教授涉嫌抄袭的公众事件和“抄袭者入作协”的道德追问，作出负责任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