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9日晚，备受关注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奖。这位湖北官员诗人一夜爆红，两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被网友命名为“羊羔体”。大部分网友认为这首诗代表“回车键里出官诗”的时代终于来临，更有网友模仿其写作风格，写出了一首以《车延高》为题目的诗。

有媒体报道：“中国作协喜欢在夜间公布各类文学奖获奖名单，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就是在前晚9点多在其官网上公布的。”(《东方早报》2010年10月21日)我实在想不明白：鲁迅文学奖既不是突发事件，也不是重大国际新闻，有什么必要非在夜晚9点多钟公布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天是鲁迅先生的祭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选择鲁迅祭日公布鲁迅文学奖，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鲁迅已死，“鲁迅奖跟鲁迅狗屁关系没有”(赵丽华语);而“羊羔体”的获奖爆红，更证明鲁迅文学奖已濒临死亡。

为什么纪委书记车延高的“口水诗”引起如此强烈的质疑呢?据媒体报道，官员诗人车延高的诗龄其实很短，“2005年2月开始业余诗歌创作”，但进展十分神速，短短5年间，已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各类中国作协下属报刊杂志发表诗歌200多首，并曾于2009年4月获年度“中国十佳诗人”称号。短短五年的业余创作，就获得了号称“中国最高荣誉大奖”的鲁迅文学奖，其成名之神话速度，可比拟的只有原山东省齐河县县委书记李凤臣。这位同样在2005年才开始诗歌创作的“史上最牛贪官诗人”，曾一年出版7本诗集，戴着中国作协会员和国家一级作家的桂冠，被捧为“诗坛神话”。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李凤臣不落马，鲁迅文学奖榜单上，会不会再多一位官员诗人呢?问题在于，扎堆作协的贪官作家太多了。仅2009年一年，中国作协就开除了6位获刑贪官会员。加上今年落马的河南省安监局党组书记李永新，中国作协的贪官作家已达7人。官员诗人的频繁获奖和贪腐曝光，已经触碰了公众的容忍底线。因此，公众质疑官员身份获奖，不仅不是调侃炒作，而是人民监督权的基本实现。

更何况，中国作协是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部级单位，据国家审计署2010年6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不包括地方作协，仅中国作协的2009年度财政拨款就高达1.5亿元，这还不包括鲁迅文学奖等专项拨款。既然鲁奖花的是国家投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当然有权监督评奖的公正性。有人竟把公众对鲁奖的监督、对羊羔体的评价，说成是“官民对立”，只表达出对正常舆论监督的回避，对公众文化权力的蔑视。

关键在于：“羊羔体”并不是唯一。近年来，几乎每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后，都会爆出负面新闻，引起广泛质疑。2007年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最令舆论质疑的是“评委获奖”。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有评论文章指出：“最耸人听闻的是，多达四个终审评委同时也是获奖者。”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评奖中，绝无仅有。舆论界常说，作协和足协是中国负面新闻最多的两个机构，但无论落马贪官谢亚龙、南勇，还是已坐上被告席的黑哨陆俊，都没有突破自己的身份底线———足协官员没有说自己是什么国脚或给自己评个金球奖，南勇、谢亚龙本人也从未入选国家队。在这一点上，作协似乎比足协更猛。鲁迅文学奖爆出的评委获奖，相当于足球裁判员一边吹着哨子，一边自己上场踢球，最后还给自己颁发了金球奖。这不能不使人哑然失笑。

面对质疑，中国作协也和扫黑前的中国足协一样，缺少反思。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表示：“如果事情真如以上所述，那么请拿出证据公之于众，看看究竟哪些作品是花钱买的，哪些是跑来的，买奖花了多少钱，都是哪些人送的，哪些人收的。如果连这都说不出来或不敢说，不免要怀疑其动机。对于那些恶意诽谤鲁奖和评委的言论，作协不排除追究其法律责任。”(《京华时报》2010年10月21日)

试想，这种潜规则的权钱交易，能让普通百姓目击吗?当然不能。公众和媒体也就当然拿不出“买奖花了多少钱，什么人送的，什么人收的”之类具体的证据。更何况，在官僚化协会的权力覆盖下，圈内人有谁敢挺身作证?李凤臣等贪官作家的荣誉头衔，其幕后交易是否也要期待司法机关来揭开呢?

其实，如果说车延高的官员身份被强调，始作俑者恰好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据《华商报》报道，此次鲁奖评委会给予车延高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 ”

在这段不足百字的获奖评语中，评委会首先聚焦的是“纪委书记”，而且还是“坚硬的”，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官员头衔。在评委会眼中，坚硬的是他头上的官员帽子，而柔软的则是诗歌的美学标准和获奖底线。这让我联想起一位中国作协所属诗歌刊物副主编给李凤臣写的序言，曾连用了9个“书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频频受阻，被顾彬等汉学家称为垃圾，就绝不仅仅是“文化差异”或“他者化”能搪塞过去的，更非翻译水平问题。而本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似乎也表达了作协官员们对文学翻译的某种不满。但是，把“羊羔体”这类口水诗，甚至包含色情暴力成分的三俗文学，通过翻译包装成鲜花更是一厢情愿的梦想。诚如网友所言：狗屎就是狗屎，永远不是鲜花。把狗屎精美包装走向世界，只能让中国文学蒙羞，损毁中国的国家形象。

因此，“羊羔体”获鲁迅文学奖很正常，只是再次暴露出作协的体制弊端和文坛的风气堕落，无须大惊小怪。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个每每爆出丑闻的文学评奖，为何屡叫不停?更值得质疑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行各业都经历了深刻变革，为什么计划经济下的官僚化作协体制，却迟迟得不到改革?究竟谁在给文化体制改革设置路障?谁是阻拦作协体制改革的最牛“钉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