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他们在尽到公民义务的同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
有人说农民其实成了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设置歧视性的管理。外来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再歧视他们，他们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分子的供应体。
我国人多地少，就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潜力即将耗尽。大批农民转业到城市，使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农业这样一个弱质产业要养活70%的国民人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专门立法，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法规制度。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些政策实施会遇到阻力，因此应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我也曾提出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对李昌平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见解抱有同感。应嘱作序，以系支持。
2001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