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

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

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

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

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　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

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

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

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

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行政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

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人民日报通过《今日“两地书”》的报道，思虑深远。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