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错位在印度支那

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欧洲人普遍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他们把中国和印度的结合部，即中南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e），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

就是世界地图上这3个不起眼的小国，先后把3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卷入腥风血雨，吃尽了苦头。

先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遣远征军接管越南，遭遇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共产党政府的强烈抵抗。1954年奠边府战役，北越军队大胜法军，一纸《日内瓦协议》宣告法国殖民势力狼狈撤出印度支那三国。在东方的越南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相继溃败，就是法兰西帝国的梦醒时分。法国电影《情证今生》、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等，都是从法国女人的视角，描写法兰西在印度支那曾经的浪漫缠绵和那把握不住的逝水流年，极度的自恋自怜。

接着登场的是美国。这个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暴发的超级大国，自命为自由主义卫士，而把越南视为在东南亚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美国从1955年起分别在南越、老挝扶植亲美政权，1961年对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出兵南越，1970年在柬埔寨策动推翻亲近中国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在东南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美军在越南投下近800万吨炸弹，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投弹量；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新式杀人武器，越南热带雨林成为野蛮的现代屠宰场。越南有多达160万至300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到1973年撤军前，5.6万美国人丧生、30万人负伤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更要命的是，这场美国在海外延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给美国军人、家庭和社会留下了噩梦般的精神创伤。爱国主义与和平反战，维护自由与滥用武力，撕裂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价值观。好莱坞越战题材的电影，大多是反战电影，如《猎鹿人》、《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生于7月4日》、《阿甘正传》等，对越战持尖锐批判态度。近年来美军驻守伊拉克在国内引起的反对声浪表明，美国人要想回到全民拥戴的“爱国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越南的北方，雄踞着另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对于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党革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始终是温暖人心的大后方。越南革命的发起人“胡伯伯”每次在越南境内待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躲到中国避难。胡志明和武元甲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交情深厚，甚至曾经受到中国国民党人的庇护。二次大战后法国远征军在西贡登陆，在北纬16度线被入越受降的蒋介石国军封锁了北上的道路，使北越胡志明政权有了喘息之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北越政府达成协议，中国人从云南边境源源不断地给越南人运去高射炮、轻武器、弹药、粮食等。新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工程和防空部队三十多万人。越南人引以自豪的奠边府战役，就有中国上将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前线。中国对越南兄长般的仁爱，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周恩来总理考虑到越南运输战争物资主要靠妇女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胡志明生前赋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决不是句客套话。

中越之间的裂痕，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反美又反苏、几乎要领着中国独自对抗全世界的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思虑，即安排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战略，做出了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大胆部署。邓小平主导中国政局后，进一步做出了联美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中国逐步放弃了鼓励越美战争升级的激进路线，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越南的战争援助。已经对中国养成依赖惯性的越南领导人却抱怨被中国出卖，着手调整外交格局，从亲华转为亲苏和反华。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急于扩张在老挝、柬埔寨的势力，表现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而把与柬埔寨有很深渊源的中国视为地区扩张的障碍。1978年11月，越南与前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将南越的金兰湾交付前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构成对中国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前苏联已经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获得金兰湾后，将使中国陷入前苏联的南北夹击。不拆散越苏军事同盟，中国南部永无宁日！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统一的越南与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所作所为一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善于商贾的越南华侨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比前苏联和中国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改造走得更远，越南党和政府所要的，不仅是华侨的法人资产，还包括华侨的全部生活资产，干脆让他们净身出门，掀起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难民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和无情。据人民日报1979年揭露：

“被驱赶的华侨，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小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入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

香港艺人夏梦1982年监制了一部描写越南排华潮的电影《投奔怒海》，以“全国政协委员”之尊，却未能在大陆获准公映，其中的忌讳就在于影片触及了共产党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苦难。从传统社会主义教义来看，越南的做法并不离谱，只是他们把事情做得特别绝情而已。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越两国按照各自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国家利益之间的冲撞，到1979年已是在所难免。但是，让中国人民耿耿于怀的是，1979年的越南不是一般的敌国。中国对越援助到1978年7月停止前，几十年间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而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为了越南的独立和革命事业，中国人民可谓节衣缩食、倾囊而出、相濡以沫，举全国之力，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中国援越军人和顾问伤亡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遗骸就地安葬，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

所以，当1979年人民日报披露，越南夺走中国子弟兵生命的工事大都由中国援越物资构筑而成，在全国读者中点燃的民族愤怒可想而知！

大恩成仇。新中国曾经不惜血本援助过的两个邻国——朝鲜和越南，后来都曾与中国反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金日成孤注一掷打过“三八线”，以既成事实胁迫中国参战，让中国军队在朝鲜国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导致新中国被西方势力包围，牺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背上了朝鲜战争致使韩国军民伤亡失踪百万人的沉重道义包袱。“抗美援朝”一战，本是小国挟持大国的典型案例。

北朝鲜凭借中国的支持苟延残喘，但中国不曾觊觎它的一寸土地，最终还是一次次饱尝了“唇齿相依”的苦涩。战争结束后，牺牲了17万将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脚刚撤回国内，金日成后脚就在北朝鲜清洗亲华势力；1967年又大举毁坏志愿军烈士坟墓和纪念碑；1993年临时变卦以一票之差使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功败垂成；近年来的“六方会谈”中，金正日朝秦暮楚用发展核武器来讹诈全世界，三番五次令“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中国难堪。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很可能是受到朝鲜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致使四十多名水兵葬身海底，更把中国逼到了死角，温家宝总理表示：一旦朝韩发生冲突，“中国也难于幸免”。

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出于对中朝“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爱护，对北朝鲜在中、美、苏之间见风使舵、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基本上没做过公开报道，中国老百姓对此知之不深。中朝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至今还飘拂在人民日报等体制内媒体的报道中。前几年《北京青年报》一次国际观调查，中国年轻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依然是朝鲜！

中国一次次原谅了朝鲜，却在1979年选择性地教训了越南。当普通中国人从1978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都大吃了一惊！中国和越南，以及同期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的外交关系破裂，让一代中国人曾经献出子弟兵和物质财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黯然失色，乃至血腥落幕。

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报道越南人在边境线“中越友谊大桥”架设路障、筑起地堡，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有7万人，毛泽东时代神圣的国际主义道德境界，立即转化为邓小平时代同样神圣的民族主义情感本能。拿起枪杆，打进越南，惩罚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国人的尊严，迅速凝聚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共识。

人民日报老编辑在1979年间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此前30年，他们经手编发的亲越反美的宣传报道和诗歌散文绘画连篇累牍，对越南军民崇敬有加。对于越南的奠边府大捷、胡志明小道，还有南越游击队员的《南方来信》，中国读者早已通过人民日报耳熟能详。正如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朱子奇诗句：

“啊，越南！我在海这边呼唤你，

我的好兄弟！

你被侵害的国土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乡呀，

你受难的人民就像是我自己的同胞呀。

我时时希望你打胜仗，多打一次歼灭战吧！

我时时默祝你丰收，多收一枝稻穗也好啊。

我要跨海奔去！紧握你刚刺倒敌人的热手，

我要跨海奔去！拥抱你那充满活力的胸膛。”

中国人终究没有跨海奔去，但在1979年派遣自己的优秀子弟跨过了“中越友谊大桥”，对昔日的越南“好兄弟”们“紧握”刀枪，“拥抱”死亡，拼了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客观地看，越南军民与中国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献身，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更是举世罕见。例如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作为北越胡志明部队支援南方游击队作战的秘密通道，美军曾经绞尽脑汁进行绞杀，动用了强大的航空兵狂轰滥炸，投放了大量先进的传感器进行追杀，最终还是失败了。美军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胡志明小道”到底有多少条路。据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普拉多斯分析，“胡志明小道”应该有5条主路、29条支路，还有一些捷径和“旁门左道”，总长近2万公里，先后向南方输送了100万名游击队员！

1979年春天，中越狭路相逢，中国军队连克越南谅山等重镇，虎虎生威，威逼河内。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原王朝大军攻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年轻的中国军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但从越南方面看，军民不分、妇孺皆兵，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自卫还击战”早期中国军人就因为善意看待越南平民而吃了大亏！），可能也是另一种壮怀激烈，甚至可歌可泣。

借用共产党人殷夫1929年写给国民党高官哥哥的诗句，用来概括50年后中越两国曾经相互敬重的年轻人在战场上的相遇，也许荒唐，荒唐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民族（原诗为阶级）交了战火。”

真是造化弄人！1979年的硝烟，历史学家称为继越法战争和越美战争之后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两个东方伟大民族的悲剧！在多灾多难的印度支那，中越战争又一次重创了越南的经济民生，越南的举国战争体制让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巨大，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

近来，博主从网上发现一份《越南自助游攻略》，上面有两段问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越南人对中国人友好吗？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这是当年同志加兄弟的写照，如今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商品经济唱主角。越南人现在对中国游客大多很友好。但中国游客去到越南，应避免谈及有关中越战争的话题。”

“边境是否还有地雷？

中越两国交恶时，两国装过近几百万颗地雷，边境地区还有地雷是无可置疑的，但游客常去的东兴、凭祥地区早已排完地雷。这一点不用担心。”

当武元甲大将所言中越天边的“一些乌云”散去，回望1979，站在中国立场看，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为这场“自卫还击战”的民族正义性辩护！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责任，首先在于越南，在于黎笋、阮基石那一代越南领导集团的鼠目寸光，以越南人民的福祉为赌注走上了反华亲苏路线，更在于那个领导集团以小国挟持大国、受惠国反噬施恩国的狂妄野心和不自量力。

1979年时国际“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一年前一个星期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年最后几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国际社会到今天也尚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冲突和解仲裁机制，战争在那个年代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案。1979年的硝烟中，战士沙场的大无畏，与时代的大无奈，是划过那个时代的一曲凄凉苍劲的悲歌。

毁誉胶着在柬埔寨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第二天，人民日报2月18日社论《奋起还击 保卫边疆》谈到战争的动因，除了重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自卫还击”，还增加了一条理由：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

此前半个多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公开表示：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门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

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年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

“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

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

“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

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

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

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

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

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

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

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

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会主席。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

“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记者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

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

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可能至少1/4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