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和西沟之争
小说家金庸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时，谈到“韦小宝作风”，如投机取巧、讲谎话、贪污，认为不宜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道德品性和个性”，还是要改造“社会和制度”。金庸说：
“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
“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
在新中国长期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中崛起的陈永贵，做出了一些捧不上台面的事情来。不宜过度地追究这位发迹时年届半百农民的个人品质，更应该反思他从中讨生活、求发展的制度环境。也许是这个制度环境本身包含某些毒素，就像深深浸入大陆乳制品的三聚氰胺、浸入餐饮业的地沟油，关键不是少数奶农和餐馆的不讲道德，而是整个行业的无良。
“文革”一来，当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强悍的个人意志和不惜“天下大乱”的道德考量，扳倒国家主席和大多数中央委员、省部长时，一些进取心强的中国人从这场“史无前例”的乱局中看到了机会。
在上海，31岁的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自命为“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率领几千名工人到上海北郊的安亭小站卧轨，中断京沪线运输31个小时，逼迫中共上海市委下台。
在山西，陈永贵闹出的动静要小得多。当初带着乡亲们“三战狼窝掌”时，他只是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不求闻达;是“文革”给了他机会与野心，1967年2月乘势而起夺了昔阳县委的权，作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受到《山西日报》的欢呼：《陈永贵“杀”出来了》。接着，陈永贵又积极配合省里的造反派，进入了新组建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列名副主任，完成了从一个小小村官到副省级领导干部的惊险一跃。
陈永贵与山西另一位劳模李顺达关系的逆转，深刻地揭示“社会和制度”是如何打破了草根人士内心善恶的平衡。
1951年陈永贵第一次见到更早受到毛泽东表彰的西沟老劳模李顺达，口口声声敬称“李老师”。在历史上，是大寨学西沟在先，西沟学大寨在后。陈永贵出名后，虽然对省里面在大寨与西沟之间搞平衡耿耿于怀，但两个劳模之间大致相安无事。
等到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到1977年派出工作组到西沟，查处李顺达的“反大寨帮派体系”，高音喇叭天天冲着李顺达家吼叫，还罢免了李顺达的省人大代表资格。在办案过程中，再次使用了“文革”整人手段，仅西沟所在的平顺县就牵连出一百多人。有个曾给李顺达做过秘书的人，在清查中因为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阳泉市下章召大队老人王进军，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只因为去大寨参观后又参观了西沟，也被说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锋。
恶性膨胀的乡村能人
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部署中，周恩来曾跟陈永贵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好一点的基层支部书记可以调出来。华国锋在副总理任上也曾建议昔阳干部支援他的家乡山西交城县改变落后面貌。寿阳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则向地委、省委呼吁，请昔阳的同志来寿阳帮助工作。于是，昔阳输出干部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起初陈永贵可能是真诚地希望传播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促进更大范围的农业进步，但后来私欲膨胀，给了陈永贵扩张个人势力、在山西大搞唯我独尊的理由。
昔阳籍成了山西官场进身之阶。据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有一些人调出时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调出后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还曾经发生过昔阳县抵制山西省的闹剧，1973年共青团山西省委代表大会没有眼力劲，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名额，引起陈永贵的不满，竟然宣布大寨抵制团代会。只是在受到周恩来批评后，陈永贵才乖乖地带队到太原开会。
“文革”武斗高潮中，陈永贵因卷入派系之争，被造反派围困。驻扎山西的69军军长谢振华曾经奉周恩来之命，派出一个营的士兵赶赴平遥，让陈永贵套上军装，混入军用卡车才脱险。谢振华主持山西省工作期间，在“九大”前夕的例行清查中，发现陈永贵曾经被逼做过汉奸伪维持会代表。只因为北京发话“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陈永贵才幸免于冲击。对此，陈永贵咬牙切齿地说：
“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
几年后，陈永贵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逼着谢振华认罪，企图置昔日恩人于死地。后来，山西进京献演的晋剧《三上桃峰》被江青说成是为刘少奇“翻案”，陈永贵又给谢振华定了个上林彪集团贼船的罪名。整治谢振华的会整整开了一个月，没想到这位老红军气定神闲地接过话筒说了一句：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
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
陈永贵的尴尬可想而知。永贵大叔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分量。虽然谢振华拿这个毛泽东钦点的副总理没有办法，但农民出身的政治暴发户想要收拾一个党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红军，倒也“没资格”。谢振华抱恨被逐出山西，但军内党内的地位依然稳固，离休后进了中顾委，这是后话。
一个有趣又苦涩的现象，是在大寨大红大紫的年代，它的上级晋中地区和山西省向大寨颁发奖旗，都不敢写“奖给”二字，只能写“赠给”，以示授奖者的政治地位低于大寨。
同样滑稽的，是大寨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为了便于“学大寨”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都在大寨建了长驻记者组，新华社还安装了固定的新闻照片传真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有摄影师在那里驻守，后来电视记者也到了大寨。但大寨对这么多中央、省和地市媒体有限制性规定：记者不能参加大寨的社员大会，未经大寨党支部批准不能直接找社员进行单独采访。即使有记者找到某个村民，也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警觉的村民会提醒记者：
“你经过支部同意了吗?”
“你还是去找支部吧!”
记者只能通过大寨接待站，向大寨党支部递交采访计划，等待统一的安排开始采访。
至于全国其他省市允许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省市记者站派记者列席党委会采访，在大寨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大寨一手遮天的支委会远远地躲开记者耳目，搞得神神秘秘。“四人帮”下台后，大寨公社妇联主任竟然上调山西省委宣传部任部长，分管山西新华分社“清查工作”!
陈永贵成了昔阳和山西的土皇帝。据新华社农业记者陈大斌回忆，在昔阳有一次陈永贵喝了点酒，大着嗓门，得意地问记者和县干部：
“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
另一位长期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感慨地说道：
“‘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陈永贵在大寨和山西的做派，后来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典型、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还有几位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旗帜的庄主身上，还能找到流风余韵。问题也许不是出在他们信奉市场经济或人民公社，而是在于公权力需要在农村寻找体现政策意图、政策成效的样板和人格化身，在于这些农村精英“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评论禹作敏)。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政治舞台就给农民频频提供不寻常的政治资源。面对以地主乡绅子弟为主体的北伐军国民党将领，共产党要另起炉灶，只能发动农民。据毛泽东1927年踏访5县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地描绘了底层民众的激情和野性，这种激情和野性被长期的法律、道德、习俗所压抑、克制和疏导，如今在革命的旗帜下、在“农会”的组织下瞬间爆发，聚啸乡间：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乡村的革命领袖往往是失去土地的流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在游离于现行体制的游士、“流氓有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登上政治舞台，并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参与主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把“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甚至古代士大夫羞与为伍的“鸡鸣狗盗之徒”的生活习惯、审美品位，乃至语言，带到了上流社会，推广到全社会。它一度让中国人以穿高跟鞋为耻，让文化人礼赞“不须放屁”这样的诗句，更严重的是让一种专制、狭隘、飞扬跋扈的农民气质、流民气质扩散开来，颠覆了文明古国传统的“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让章诒和小姐那样的贵族遗少心里很是不舒服。
向大寨发难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人民日报》，不仅要看它报道了什么，还要看它没报道什么。比如，1978年岁末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想知道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得看看毛泽东时代农业政策化身陈永贵没有说什么，尤其是与陈永贵有区隔的农村代表人物说了些什么。
翻开《人民日报》，明眼人不难发现，陈永贵从这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后，就失去了对农业政策的话语权。整整一年前，他还风光无限地访问“民主柬埔寨”，接受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在稻田边的欢呼：
“大寨!大寨!”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热情洋溢地告诉陈永贵：
“反映大寨战天斗地的中国电影在各大区农村都放映了，柬埔寨农业合作社社员在银幕上看到了陈永贵副总理，大家都认识你。现在，他们都想再亲眼看看你。这将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鼓舞。”
实际情况是，从中国舶来、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农业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把柬埔寨民族逼入绝境。波尔布特从1975年春天执政，立即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乡下，组成“合作社”，住在简陋的茅屋里，人人拿起锄头种田。除了睡觉的铺盖，其他财物全部充公，在公共食堂里每10个人一组围着喝“大锅粥”，缺医少药，结果导致1/3的国民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大寨!大寨”的吆喝，在这个小小的佛教国家成了几百万冤魂的噩梦。
到1978年底，当中国“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离丧尽人心的波尔布特逃出首都金边没几天了。大寨在它的原产地第一次受到了冷落。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华国锋授意的原稿被推翻。胡耀邦主导另起炉灶，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字里行间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让陈永贵气恼的是，决定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但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全会公报中连盛行了14年的“学大寨”口号都没有出现。
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搬出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对头李顺达。1979年1月4日的报纸刊发新华社通稿，报道西沟村大队党总支书记李顺达带着老花镜读罢三中全会公报，不点名地敲打了一番挫伤农民积极性、“以粮为纲”、人造耕地的大寨：
“这些年来，农村经济政策得不到贯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以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只抓粮食，丢了林牧副渔，不搞多种经营，结果，粮食也抓不上去，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社员生活也富裕不了。太行山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因为没土呀!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李顺达赞扬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农业搞上去。报道还通过李顺达的口，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还是要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党内场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率先对大寨经验提出批评。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正在安徽推行“农业六条”的万里，在省委党校、在包产到户的急先锋滁县等场合，对大寨冷嘲热讽：
“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学不了。”
“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在省委明确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与此同时，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寨的做法受到党内一批新锐思想家的指名批评。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第一个公开向大寨发难。他曾经率中国农学会代表到大寨实地考察，发现砍掉树林种小麦，把小麦种到山顶上，麦穗只有几粒瘪籽，或压根抽不出来，而畜牧业等综合经营却受到压制。杨显东指名道姓、直言不讳地提出：
“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大寨一位政协委员看到政协简报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农业部要求杨显东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杨显东不予理睬，坚持说：
“大寨问题很大，如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8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实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
最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对大寨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人民日报》是中央级媒体中宣传报道大寨的第一家报纸，从1964年起，为落实贯彻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连篇累牍，不遗余力。这是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的党性使然，但不代表即使在那些狂热的年代里内心深处没有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最早从北京走进虎头山的记者何燕凌，此前也曾写出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导致“文革”前温州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而在70年代末主导《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两位关键人物——社长胡绩伟和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党的农村政策更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五味杂陈的思想颠覆。
胡绩伟在50年代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配合吴冷西的“大跃进”宣传。起初胡绩伟崇拜苏联的“集体农庄”，对“大跃进”的成就信以为真，曾亲自到陕西王保京大队测算一亩地能打多少斤麦子，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谈论“光化作用”可以保障亩产几千斤。在3年饥荒中，胡绩伟随同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调查，一路上少奇对“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宣传提出严厉的批评。胡绩伟对农村灾情耳濡目染，又经刘少奇醍醐灌顶，开始察觉到党的路线偏差，“全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文革”后与胡绩伟搭档领导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就在陕甘宁边区固临镇做过农村调查，更是从“大跃进”一开始就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文革”后与万里在安徽省委的副手保持密切联系，对胡绩伟也有很大影响。
而农村报道负责人李克林，对多年来主持人民日报的“农业学大寨”宣传，“负疚”和“造孽”之感日渐强烈，她说：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李克林曾经与一些朋友悄悄议论：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这副样子?”
“难道我们多少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的一种局面?”
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大环境发生变化，春风融冰，《人民日报》率先觉醒，摆脱左倾思维定势的束缚，睁大眼睛研究中国现实，其中自然包括人民日报老记者团队非常熟悉的农村。要知道，1942年当秦川白天骑驴下乡、晚上在土炕上一边捉虱子一边写作近10万字的《固临调查》时，陈永贵还在大寨做日本人的“维持会”代表呢!
党的这批老报人对农村的了解和感情，要比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历史久远得多。于是，从1979年2月起，李克林在报社编委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编者按直指农村的恐“资”病态：
“有关发展农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被搞得混乱不堪，急待分清是非，拨乱反正。比如，这些年危害农业最为严重的到底是‘左’还是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除了迫在眉睫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日报编者按对于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商品化和现代化也提出了深远的思虑：
“我们指导农业的思想、作风、方法，以至生产措施、耕作制度、管理体制等等，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怎样向现代化转变?怎样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彻底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这场讨论引起农村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强烈共鸣。他们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具有令人压迫的真实感和变革的紧迫感，特别当这样的文章来自陈永贵的大本营山西。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痛心地指出：
“多年来，农村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左’。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
在2月14日讨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中，王国英谈到了“学大寨”，认为这个问题多年来已被极左思潮搞得人们无所适从：
“不去注意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劲儿地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大做文章，搞什么‘穷过渡’。谁要是不赞成，谁就被扣上一项‘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搞得农民动辄得咎，气也喘不过来。”
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把矛头对准陈永贵总结的大寨式口号“一批二斗三大干”、“大批促大干”，不留情面地说这是一个“极左公式”。这类口号基于对农村现状“唯心主义的估计”，总觉得农村中资本主义充斥，指望“靠搞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工作，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生产斗争”。其后果是，农村干部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也不敢放心大胆抓生产，成了用大部分精力搞政治的“运动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把人心搞散了。
后来一直做到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建功，以直言敢言的个性，在3月4日的讨论文章中，不点名地剖析了大寨的另一个致命伤，即农田基本建设“大轰大嗡”、不讲求实际效果，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注意多种经营。比如在煤炭资源丰厚的山西不允许搞小煤窑，“守着金饭碗讨吃”。
在山西以外，农村基层干部对于长期卖力地推行“学大寨”意见更多。甘肃会宁县甘沟公社党委书记欧永福带着愧疚写道：《取信于农民是件大事》，因为“多年来政策多变，失信于农民的事不少”，算起来至少欠了农民4笔债，包括农民牲畜、农具折价入社后没有照价偿还;大炼钢铁拿走了农民的铁锅;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充公;修水利工程拆迁社员住宅、水窖，平调非受益区劳力，没有兑现补偿。
浙江衢县县委书记谢高华痛定思痛，得出结论：《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批评现在订生产计划不敢讲提高社员的物质利益，抓生产不敢讲降低成本，搞分配不敢讲增加社员收入——
“群众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收入只有三四角钱，哪里来的积极性?”
山东乳山县委书记曲元显大胆质问《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他认为，在农村干部的头脑里形成了许多糊涂观念，把“穷”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富”等同于资本主义，抓粮就是“迈社会主义步”，抓钱就是“走资本主义路”，把农村搞得鸡犬不宁。曲元显认为，思想根源跟大寨有关，因为干部以为学大寨就是学一个“苦”字和“干”字，不能沾“富”字和“钱”字的边，否则就是走歪门邪道。干部把注意力放在所谓“把关定向”上，把改善社员生活的门路卡得死死的。
曲元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什么群众拥护的，我们的干部却怀疑和反对呢?”
这不仅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困惑，也是以李克林为代表的人民日报农村记者真诚而痛苦的反思。这场讨论持续到1979年12月结束，人民日报试图用50期122篇讨论文章，偿还十几年的“学大寨”宣传对农民的欠账，春风化雨、水滴石穿，在思想观念上为“学大寨”刮骨疗毒、正本清源。
揭开“西水东调”的老底
“三中全会”后，作为毛泽东人民公社农村思想遗存的大寨，已经成了万里、赵紫阳和邓小平推行农村改革的绊脚石。服膺“三中全会”的《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站到大寨的对立面，陈永贵腹背受敌。
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甘肃省张掖地区农机局的史荣福在来信中反映，这些年全国各地前往大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仅张掖地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几乎都去过，有的还去过好几次。但参观效果不佳，有的纯属游逛，有的回来汇报一下交差了事，有的把大寨“学歪了”，回来就收农民的自留地。史荣福的意见是：
“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雁门关，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山西对大寨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报道《学大寨要冲破禁区 “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这篇新华社通稿说，会议总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
“‘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
人民日报提到，与会者“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领导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公开承担了责任。昔阳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喜慎(陈永贵当时兼书记)发言，开始承认昔阳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通稿《昔阳县委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报道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首次承认昔阳县1973年虚报粮食产量7000多万斤!
这是人民日报为昔阳“背书”欠下的一笔旧账。1973年春天，昔阳遭遇大旱灾，境内5条大河断流，水库大部干涸，80%的土地因为含水量太少而难以开犁下种。当年7月，人民日报以陈永贵的一句话为题，发表了一整版的通讯，赞扬昔阳《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了秋天，陈永贵又在这句话后面加了半句“没见过的大丰收”。但此时庄稼还长在地里，究竟能收多少粮食还是个未知数。据李喜慎说：
“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越打越败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人民日报按照陈永贵的调门，没有深入实际调查采访，就轻率地报道了昔阳的3个“没见过”。
一年后，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准确数字，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共虚报了2.7亿斤粮食，比这5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县委每年布置各公社按照虚报的数字更改粮食产量账。这时候的大寨，从“三战狼窝掌”时埋头与自然的抗争，心有旁骛，走向旁门左道，精气神已经涣散。网友“历史的脚印”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发帖分析，陈永贵凭着农村精英分子的“狡猾”，与国家达成了“交易”：
“他所领导的小集体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国家为这个政治样板已经不惜成本”。
大寨这个农业样板的核心价值，是把农村人力资源榨取到极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自力更生养活庞大的农业人口。大寨“三战狼窝掌”的前期，还是艰苦奋斗改造家乡的榜样。到了中后期，一个穷山村要想不断制造亮点，毕竟潜力有限，只能而且理直气壮地向政府伸手。政府为了让大寨样板保值增值，也心甘情愿地给大寨输血，投入外部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大寨兴修水利、挖山造田，往大寨脸上贴金。
老一代政治家未尝不知道，大寨成名后，政府在它身上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银子，但就是不愿深究大寨后期的花拳绣腿和弄虚作假。例如，这一年3月，李先念副主席转给胡耀邦一封宁夏干部反对淡化“学大寨”宣传的来信，并做出批示：
“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
“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陈永贵也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大寨最后一道防火墙。这年5月，他在昔阳县的一次会议上振振有词地提起：李副主席说，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陈永贵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在昔阳内部，完全不见了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的那种谦卑，而是以挑战的口吻扬言：
“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
胡耀邦对“学大寨”运动中动辄组织“大会战”、搞“人造平原”很是反感，曾在中央党校指责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为了彻底抹掉大寨头顶的虚假光环，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揭开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
所谓“西水东调”，是新中国最早的“形象工程”之一。它从山西省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这样做的结果，是废弃西边原有的三十多万亩水浇地，来保障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它酝酿于1974年。陈永贵听了昔阳赴河南红旗渠的参观汇报，指示昔阳水利要居于全国前列，要流向西边的河水调回来，浇昔阳的地。后来，陈永贵进一步提出，“西水东调”工程要作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观项目，要搞得雄伟壮观，有气魄。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员陈思和、本报记者张进兴(实为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当时分社记者可同时署名为人民日报记者)合写的长篇报道《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公开揭露了这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的形象工程。10月24日，人民日报老记者许仲英披露更多内幕的通讯《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见报。
据这两篇报道透露，“西水东调”的设想，曾遭到山西和北京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山西省水利设计院婉转地表示：这项工程是“水利搬家”，抢别人的用水，效果不好。但是，中共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应该是王谦书记)明确表态：
“宁肯把山西所有项目抹掉，也要上。”
为了赶时间，中共昔阳县委不等整个工程设计完毕，就下令开挖了长达三十多华里的输水洞。另据山西资深水利专家张弘毅在2003年第5期《文史月刊》撰文回忆，关山水库选择坝址更属荒唐。这个水库上游流域面积过于狭小，本无建库必要。但陈永贵执意要把这里建成参观风景区，区内要有人造湖、湖中岛，还要饲养珍贵动物。选择坝址那天，李喜慎副书记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到山头开会，捡起一块石头向河滩一扔，说就在这里筑坝，要省设计院工程师第二天就出图。
工程师感到为难：修建水库必须经过勘探设计才能拿出方案，这样草率地选址，简直就像“农家在墙角挖厕所”。省水利局从水电部搬来救兵，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冯寅亲自来到昔阳，就技术问题提出询问。这下子惹恼了李喜慎，他站起来，将烟头一摔，训斥省里的技术人员：
“你们提的意见是给昔阳出难题，是搞阴谋诡计，是反大寨行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昔阳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你们不想干就离开昔阳。”
北京来的大专家冯寅不会被昔阳小县吏吓倒，他立即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我不是党员，但我是水电部党组同意来的，我要对领导负责，对党负责。我不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问题都要如实地向当地领导汇报。我向总理汇报也是这样，我多次给总理汇报都是畅所欲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和县领导讲的话，回到部里一定一句不漏地向部党组汇报。”
会议不欢而散。
水利专家张弘毅还提到，从平定调水到昔阳，设计人员选定的路线是沿山边挖渠引水，但昔阳县领导要求改在交通线上，让来大寨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即使成倍增加工作量和投资额也在所不惜。“西水东调”经过李家庄低洼地段，技术人员设计用倒虹吸管方法输水，但昔阳县领导说这里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倒虹吸管埋在地下看不见，还是要搞渡槽，“这是老陈定的，谁也不能改变”。而渡槽的造价是倒虹吸管的数倍。渡槽是长达数百米、高数十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工干不了，只好由省水利工程局修筑。昔阳县领导别出心裁，在专业团队浇筑的数十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外面，由民工再砌上一层护石，对外宣传说是昔阳农民自力更生的产物。
大寨和昔阳丑陋的虚荣心，演变为对政府和全国人民赤裸裸的欺诈!
“西水东调”工程投工近500万个，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1/10，征用的劳力包括社队民工、干部、工人、教师、解放军工程兵指战员。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1000多元!而水利专家张弘毅说，当时山西一亩水浇地平均成本仅100元左右。许仲英给昔阳算了几笔帐：
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了5100万。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有80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9亿斤，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已。
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山西省被迫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在6月15日首次揭开“西水东调”工程暗黑面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亲自审阅过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政策一靠运动，二靠“大干”：
“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
社论对所谓“大干”分析说：投资少、收益大的工程可以搞，但是像“西水东调”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也不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
这篇社论如果由今天的南方报系来写，行笔至此，或许会延伸到秦始皇的筑长城、隋炀帝的修运河，然后给予愤怒谴责。这就是体制内报纸与体制外报纸的区别。《人民日报》不可能站到体制外立场，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进行道义的审判，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人民日报》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导人素质等问题的叩问，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为什么山西省内外专家反对，却不能制止“西水东调”呢?社论直指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还要把不同意见打成“立场问题”。
正像许仲英在通讯中讽刺的，这些年在山西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和昔阳做的照搬;凡是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陈永贵)说的照办。“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个“照办”的典型。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有一次坐汽车路过一个县，因为县委没有准备好招待饭，他大发雷霆，说这个县反大寨，省委很快就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了。在一次大会上，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名点了一些县委是反昔阳反大寨的，省委就把那几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换上了从昔阳调来的公社或大队干部当了县委书记。
这一年，人民日报还揭露了陈永贵的笔杆子和军师宋莎荫。他以《山西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控制对大寨和昔阳的报道，迫害报社同仁导致精神失常。山西省委决定开除宋莎荫党籍，震动了山西官场。接着，又点出了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奸污妇女、鲸吞公物、毒打无辜群众，纯属“依仗老子权势作恶多端民愤甚大”。
在《人民日报》的聚光灯下，陈永贵从国内外景仰的劳动模范，已经变异为一个丑陋的“封建家长”!
考虑到孕育陈永贵的政治大环境，胡耀邦审阅的这篇社论深刻地指出：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治生活要反封建，思想战线也要反封建，这个判断振聋发聩、力透纸背。《人民日报》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因为认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改革取向，相当自觉地配合他们的政治运作，比如扳倒国务院内的大寨派陈永贵和大庆石油派，为赵紫阳、万里等接管国务院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从胡绩伟这样的社领导到李克林这样的老记者，视野和兴奋点也不局限于帮衬某些领导人的更替。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日报，决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与“两个凡是”人事交替的舆论工具。它集中了党内一批深入草根、直面现实、有历史感的优秀大脑，这些谔谔之士以诚挚的思考和激情的献身，勇于揭示党和国家的挫折创伤，刨根揪底，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批判现实、除旧布新的思想风暴。
读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感奋不已：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檄文。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