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之蚩蚩”
太行山中一位从小放牛的乡村领袖，为了自己和父老乡亲的生存，默默奋斗了半辈子。49岁时来运转，通过人民日报走向全国，50岁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从此误入政坛，58岁进入党的政治局，60岁官拜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后政局变幻，64岁时他被人民日报不点名地指责为“说假话”，做“蠢事”，在家乡昔阳和山西全省施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干脆给了他一句判语：政治上“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65岁被罢官，重新成为一名农民，或者说一名土生土长的“农业专家”。
他就是山西虎头山下大寨村的陈永贵。
在陈永贵身上，演绎了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对苦难命运的不屈和抗争，对恶劣生存环境的随机应变和见风使舵。在家乡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是土里刨食、号令一方的草莽英雄；一旦走出家乡，他们就身不由己地被政治势力所操控，同时也以乡村精英的乖巧，相当自觉地充当某种政治徽章。当政治面临价值重建、版图重构时，失去点缀意义的他们立刻被打回原形，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诗经》里，有首《卫风•氓》吟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围绕这位先民的“蚩蚩”状，学者发生了分歧。王力先生把“蚩蚩”解释为“忠厚的样子”，“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采用了这个说法；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说“嗤嗤，犹言笑嘻嘻”，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也据此翻译出白话文：
“臭男生笑嘻嘻，抱着布来换我的丝，其实不是真来换丝，是想来接近我。”
这完全是一副无赖嘴脸。
陈永贵这位从大寨农村到国务场合都喜欢扎白肚头巾的当代大“氓”（是草根百姓的meng，不是地痞流氓的mang），到底是生性忠厚还是寓投机于木讷，在1963年到1980年长达17年间的《人民日报》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令人感慨唏嘘。
“农村阵地”
1963年，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何燕凌来到解放前夕随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战斗过的太行山区，采访山西昔阳县大砦村，结识了农民陈永贵。
这也是大砦人第一次见到来自北京的“大干部”。解放后在基层民众眼里，人民日报记者就相当于中央的干部。虽然陈永贵在山西已经小有名气，到首都参加过国庆观礼，但大砦和永贵大叔真正走向全中国，开始于何燕凌回京后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
何燕凌在大砦村发现，这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大砦人硬是在山沟里垒筑石坝，填土淤泥，改造成一小块一小块可以播种的耕地。特别是在洪水最猖獗的狼窝沟，陈永贵表现出乡村领袖异乎寻常的意志力和鼓动民众的能量。狼窝沟两次筑坝抗洪，两次被洪水冲垮，前功尽弃。有人抱怨说：
“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劳一水漂！”
“再也不干这号事了。冬天没事干，还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哩！”
陈永贵和党支部还是第三次说服村民进沟奋战，干部群众一道冻肿了手、压破了肩、磨厚了皮，愈挫愈奋，终于筑起了安全的石坝，抵挡住洪水的肆虐，打造出一片良田。大砦人无奈而又自豪地告诉何燕凌：
“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是一亩几十块。”
大砦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加起来才97个，但就是这点人马凭借原始的生产工具，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作，平整出几百道石坝围护下的2900块耕地。在这个穷山恶水中刨出良田，丰衣足食才有保障。最后，大砦人特意留出一段半里长的山沟，保存历史原貌，为的是让后代知道先辈曾经在怎样的穷山恶水中讨生活。
何燕凌的这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宣传了山西好几个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像平顺县西沟村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全国知名度要大得多，人民日报早在进城前的1946年就做过报道，此外还有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合，闻喜县涑阳村植棉能手吴吉昌。
党内最早鼓吹合作化的山西省委，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验遭遇大挫败后，善解人意地贡献出一批集体经济生命力并未衰竭的经典案例，给党内同志打气，特别是宽慰中南海。就像一年后何燕凌随同采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的曲沃家乡行，目睹彭真参观杨谈大队粮仓时，抓起一把麦粒，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这16个字，是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过的话。经过三年饥荒，共产党领导人对饥饿有了切肤之痛。曾经陪同邓小平出访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唇枪舌战的彭真，心里很清楚，“大跃进”失败后，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空前沉重的压力。在党内高层，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试图实行弹性的经济政策，农村“包产到户”暗流涌动，被毛泽东强力扼杀。在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农村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提出了严厉批评：
“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彭真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在实施步骤上不无疑虑，但在终极价值取向上还是高度认同的。何燕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个细节，彭真见到路旁一些小块的自留地，微微蹙起眉头问：
“群众有多少自留地，影响不影响集体的生产？”
杨谈大队支部书记王德合告诉彭真：
“根本不影响集体生产，杨谈群众关心集体远远胜过关心各家的自留地。”
彭真听得顺耳，谈笑中浮想联翩：
“集体的土地搞好了，自留地也就没影响了。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上升了，个人主义也就下降了。”
希望群众“关心集体远胜过关心各家”，跟与生俱来的人性较真，这是典型的中南海式一厢情愿，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一部著名政论片《河殇》，就提到了中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必然性：
“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
在农业生产和人居条件极差的太行山，又是共产党经营多年的革命老区，促使陈永贵积极地参加党号召的互助组，兴办“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何燕凌的通讯《在农村阵地上》，“阵地”2字说的既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也包括对根深蒂固的个体经济传统的冲撞。
何燕凌写到，1953年“初级社”第一年秋收完毕，党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扬集体经济“优越性”，招募新社员。这时，一个被称作“黑鬼”的“反革命分子”站起来，“挺胸叉腰，歪着脖子”发言：
“算了吧，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合作社好什么？还不及我单干哩！我的地赖，每亩还打了300斤，你们地好，每亩怎么才打200斤多一点？”
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大柳树下空气骤然低沉下来，一时没人说话了。如何回击“黑鬼”的挑衅？陈永贵这位农民中的智慧脑袋闪过一个念头，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商量说：
“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永贵在会上宣布：
“不论是合作社、是互助组或是单干户，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
听说自家田里的粮食都要按照统购价格卖给国家，“黑鬼”一下子像散了骨头架子，蹲在那里，打起自己的嘴巴来，改口喊道：
“我这嘴，不成嘴！是屁嘴，是贱嘴！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160斤，连秆秆也没有300斤。”
第二天，“黑鬼”挨门挨户求告：
“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没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我这嘴太坏，我犯了错误了……”
陈永贵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家的亩产160斤“差不离”，但又发动群众揭发了“黑鬼”过去当过汉奸的罪行，判了他几年徒刑。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败在政府统购统销和法律机器手下，更多的乡亲“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
在曲沃县杨谈大队，彭真希望从老乡王德合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赫鲁晓夫说我们的集体经济垮台了，你说能垮了吗？”
王德合不假思索地回答：
“根本垮不了，只会越办越好！”
彭真兴奋了，连声说：
“我们给他拿出一百个像杨谈这样的典型来，到时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怎么样。”
从陈永贵到王德合、李顺达、吴吉昌，太行山中这些筚路蓝缕、埋头苦干的草根农民，践行着那个“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他们的身上默默闪耀着中国几千年来最宝贵的精神元素。现在忽然被执政党赋予了“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大砦村的大柳树下被描绘成“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何燕凌通讯中的话）。陈永贵等农村能人坚忍的人格被人民日报等文宣工具高倍放大，与此同时，农民内心潜伏的某种圆滑事故、狡黠逢迎、自我吹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也有可能被激活和恶性膨胀。
1963年8月，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何燕凌大砦通讯的时候，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扑向大砦，冲垮了山丘梯田，倒塌了房屋窑洞，70%的村民无家可归。政府决定紧急救济大寨。没想到，陈永贵一口谢绝了。这条朴实的太行山汉子，感念政府家底拮据，发动村民自食其力，响亮地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和“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陈永贵还真有两下子，领导社员“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抢救被冲垮的耕地和庄稼，重建石窑和瓦房。当年大砦硬是在一片残山剩水中奇迹般地夺得农田好收成，留足社员口粮，如数完成国家粮食缴售任务。
大砦人的善良与厚道，感动了山西省委。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山西省委推荐下，深入采访大砦和陈永贵。擅长揣摩中央精神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指示，“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把“大砦”改为更通俗的“大寨”，“狼窝沟”也改名为“狼窝掌”。同日人民日报配发何燕凌起草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把大寨人的精神提到到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高度：
“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
从这篇通讯和社论起，陈永贵一举成名，整整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他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勇豪迈。
人民日报2月10日的报道，3月份送到了毛泽东出京考察的专列上。在邯郸车站，毛泽东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汇报，眼前一亮。从组织起来的大寨人身上，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他的农村集体经济高压政策，与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实现了无缝链接。专列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向当地党政负责人“推销”大寨：
“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回到北京，在6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大寨强化集体经济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总理，派遣农业部长廖鲁言亲赴大寨实地考察，在12月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在国家议会的全体会议上，陈永贵登上主席台，以《自力更生是法宝》为题，介绍了大寨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迅速改变大寨村面貌的奋斗史。同日发言的还有大庆油田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
一农一工，两位坚苦卓绝的草根人士，为了体现新中国施政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因缘际会，被拔擢到国家政治的层面。
高层道具
在陈永贵崛起于政坛的前后，中央还推出了另一些平民百姓和基层官员的先进典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推荐一位在辽宁抚顺服役的22岁军人作为“公而忘私”的道德楷模。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学习大庆油田。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雷锋和焦裕禄名扬全国的时候，已经因公牺牲或病逝。王进喜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永贵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但次年即病故。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寿辰这一天，陈永贵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交谈，就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回毛泽东与刘少奇冷战的道具。
此次，毛泽东对党内功高震主、即将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猜忌日深。6天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两巨头围绕“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不是整治“当权派”发生争执。毛泽东一改解放后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的惯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祝寿，亲自审定了客人名单，让汪东兴和江青操办，用自己的稿费支付。
毛泽东吩咐，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农民陈永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董加耕，科学家钱学森，以及陶铸、曾志夫妇等，与自己同桌；而把中央同事刘少奇、邓小平晾在了另一桌。
宴会前，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穿件黑布对襟夹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先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这位党内第二号实权人物正在办公桌前埋头审阅一份“四清”工作文件，一时竟没顾得上招呼客人。“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对此还耿耿于怀：
“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心情激动，自述“抱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只因为旁边钱学森也伸出手来等待领袖，“咱不能不丢呀”。毛泽东对陈永贵等平民的态度非常热情，喝下三杯茅台，谈笑风生，连连夸赞陈永贵：
“你是农业专家哦。”
听说陈永贵快满50岁了，毛泽东望着陈永贵脸上刀刻般又深又长的皱纹，感叹道：
“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陈永贵不太听得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更想不到毛泽东会借题发挥，话里有话。据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大声对李富春说：
“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与毛泽东交情深厚的李富春，显然不是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但毛泽东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宴会厅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陈永贵想像不出，毛泽东会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胆气，像在遵义、延安、庐山等场合那样，敢于撕破党内温情脉脉的面纱，不给他人也不给这个讲求团结至上的党留一点情面。陈永贵倒是听清楚了毛泽东对有些人“作下成绩就翘起尾巴”的批评：
“作一点也不要翘，作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
陈永贵一直把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对自己的鞭策。而在场的曾志却理解这句话另有所指：
“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可能除了几位工农嘉宾），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
“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
寿宴两天后，毛泽东公然发难了。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兴师问罪：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陈永贵在政坛的崛起很不是时候，也可能正因为“文革”专制和极左政治的需要，像他这样的普通农民、工人、商业员工和解放军战士，才可能破格跻身于中央决策中枢。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永贵与另一名资格更老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当选为山西仅有的2个中央委员，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则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陈永贵在山西省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则没有省级官职。这个现象提示，劳动模范往往比中央和地方大员更适合充当最高权力得心应手的花边人物和人头票。
1973年9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59岁的陈永贵更上层楼，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名列第七，排在老革命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人前面。
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上，先后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工农兵代表，还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警卫员汪东兴（政治局委员），钳工倪志福（政治局候补委员），纺织女工吴桂贤（副总理），工人孙健（副总理），蔬菜售货员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人姚连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士兵代表孙玉国（边防站长），最高职务做到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这是“文革”政坛上一群变异的政治物种，他们原本熟知基层生活和民众悲苦，有的自始至终保持着平民生活习惯，可能是很称职很优秀的工农兵专家和基层干部。但恰恰是因为在“文革”前后那种极左病毒肆虐的年代，他们染毒不浅，不惜违反民众生活常识和基层工作经验，竭力支持哪些不合人性的“新生事物”（如取消自留地、取消奖金，体育竞技取消比赛成绩），而自以为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甚至周恩来那样的党内老资格领导人面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紧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可疑倾向绝缘，具备更为纯正的政治优越感。毛泽东以非程序化的方式提升这些草根代表，以期打破当权派的“经验主义”秩序，确保自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主张获得足够多的票数和民众舆论导向。
尽管他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就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与江青等激进派有差异（如果他们还有自己独立的政策见解的话），但拥护和捍卫“文革”成果、警惕“走资派”，无疑是他们最鲜明的政治共性。只不过，他们在政坛存在的脆弱支撑，是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是一套不得人心也站不住脚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口号，远不像江青等激进派拥有文宣工具（如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和地方势力（如极左大本营上海）等实力支撑。因此，在毛泽东病逝、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被擒后，他们跌出政坛就是顺理成章、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王洪文先是因为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能力，而输给了复出的邓小平，后来又受命到长沙毛泽东面前状告温和派领袖周恩来，日后作为江青的马前卒被捕和受审，被判无期徒刑。
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自从应招进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就认定了王洪文，按照“四人帮”的意图频繁到总参“放火烧荒”，开罪了叶剑英等一批军内元老。“四人帮”倒台后即被审查，最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
汪东兴是这批草根跃迁中央的人士中，唯一有点实权的。他把持的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档案，足以让那些在毛泽东身后企图改弦易辙的老干部望而生畏。在华国锋接班后，他以毛泽东的忠诚卫士自命，抵制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只是在党心民意的强大压力下才黯然下野。
其他草根人士在毛泽东部署的政治局“帮助周恩来”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特别是在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中，不自量力地扮演了一个个虽不重要却很可恨的角色。因而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党内“文革”前老干部的普遍嫌恶。
陈永贵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尴尬角色。“农业学大寨”写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16条”。而历史证明，“社教”和“文革”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打击刘少奇等“当权派”的政治运动。1967年5月5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跟贫下中农的死对头算总账——清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矛头直指刘少奇在农村“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何燕凌的太行山战友、老记者李克林，大约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以获刚“解放”的干部身份，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文革部”农村组负责“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李克林在《中国女记者》第6集中感慨地说，人民日报对大寨的宣传长达18年之久——
“全中国无论山区平川，海河草原，到处学大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篇幅之多，版面之集中，持续时间之长，为党报史所罕见。”
李克林认为，大寨报道前期“尚属正常”，后期把大寨“由经济典型变为政治典型”，“谎言、谬论充斥舆论界，祸害全国”。几乎三天两头都有大寨或昔阳的文章，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各行各业在大寨都有成套的经验。上头要干什么，大寨就有什么：
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唯生产力、批刘少奇、邓小平，最后又批“四人帮”，大寨人都是“一眼看清了”、“早就识别了”。这种恶劣的做法在新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例如，1966年5月13日，陈永贵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挖苦和抨击老社长邓拓等“三家村”党内文化人：
“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
“邓拓，我告诉你：我们工农兵群众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是绝不留情的……你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仅中国人民不能饶恕你，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不能饶恕你。”
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回忆，4天后邓拓自杀身亡，精神压力来自两方面：组织上没收了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报纸上工农兵对他指名道姓的大批判。想来陈永贵的“绝不留情”和“不能饶恕”，让老社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吧。
“文革”中，陈永贵像一个忠实的提线木偶，遵照最高权力的意图，在人民日报上频频发声，从《我爱红卫兵》（1966年9月6日）、《欢迎为工农兵服务的芭蕾舞》（1967年4月25日），到欢呼揪出陆定一、周扬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6年5月25日），以“握紧锄把子”的姿态要求党“管好笔杆子”（1968年9月3日）。
螳臂当车
在华国锋主政后，陈永贵以对毛主席接班人的朴素感情，反对邓小平复出。据中组部同志反映，他曾劝告华国锋：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据《共产党员》杂志2007年9月号顾育豹文章，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陈永贵会前握着邓小平的手，满脸诚恳地说：
“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当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紧锣密鼓部署教育、农村等全面改革的时候，陈永贵看不下去了。1980年1月的一天，陈永贵在休息室找到邓小平，问道：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据顾育豹文章，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
“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