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101岁的巴金生前曾力倡“讲真话”，然而当他谢世之时，他所栖身的这个民族依然沦陷在无边的谎言之中，没有说真话的空间，在所有的是非面前都不能说真话，对社会不公、人间罪恶闭目不视，“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整个民族都仿佛被掏空了灵魂，无止境地追求金钱、享乐，娱乐成为唯一可以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追求的方式，我们的舞台上充斥着恶俗的搞笑，那些本该对这个当下的时代发言的作家们，早已玩弄起文字游戏，或与权势者打情骂俏，极尽献媚之能事，或一门心思迎合芸芸众生的本能需要，我们的文学不断地向本能文学靠拢是个不争的事实。专制在真话中是无处藏身的，任何贪婪的权势者总是与谎言结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权势的垄断和监视之中，不久以前我听说，一家大学告诉教师，他们的教室里都装有监视器，这不仅是监控学生的课堂纪律，而且明言教师要为自己课堂上的言论负责。更有甚者，校方还公开宣布，他们鼓励学生对老师的言论进行举报。有人因为说真话而沦陷在黑暗之中，被铁窗高墙所困，失去了最后的人身自由。即使中文网络现在也少有地方讲真话了，基本上被关闭得差不多了，那些自由的堡垒已一个个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讲真话将受到惩罚，这是生活的常识，谎言、特别是与×××保持一致的谎言受到奖励，大多数的人除了向专制低头，向谎言屈服，还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一个不允许讲真话的时代是可耻的，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九八四”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权势的案板之上。巴金倡导的“讲真话”，注定了只是一个无法落实的口号。没有讲真话的空间，只能听凭谎言的宰割。我们的“繁荣”社会、我们的“和谐”社会都是在谎言上建起来的大厦，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口径，我们的社会是为权贵们贪得无厌地享乐服务的，我们的社会只是权贵们的天堂，为了维持这样的天堂，需要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更需要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谎言，谎言把耻辱感包装起来，使你不至于直接面对残存的良知的拷问，谎言比暴力更有效，单纯的暴力是不能持久的，暴力加谎言的统治是人类最可怕、最可悲的一个发明。但是谎言无论裹着怎么样美丽的外壳，无论多么多么动听，终究只是谎言。当那个以无法无天而自鸣得意的救世主君临万物之后，仿佛一夜之间，亿万中国人就失去了所有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由，有的是乖乖地交出自由，有的是挣扎一番被迫交出自由，有的不愿交出自由，被打入了地狱，或死，或囚，或生不如死，这是中国乃至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遭遇。当巴金为自己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感到羞愧的时候，他提出了“说真话”。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洞见权势不喜欢真话、不容忍真话、封杀真话的内心奥秘，我不知道，他倡言“讲真话”是否痛感到灾难、浩劫、荒谬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可以讲真话的空间，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自由。
自由的消失，是一切的消失，是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消失。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他喊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对今日之中国而言，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讲真话的空间。自由不是一个空洞苍白的词汇，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今只是被统治者用暴力剥夺了，被谎言遮蔽了。“不自由，毋宁死”，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箴言。自由的社会当然是一个说真话的社会，一个不会为说真话而提心吊胆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我们这个可诅咒的社会是有病的、畸形的，是以十多亿人失去自由的代价来供奉极少数人无法无天、腐败糜烂的自由。
巴金说：“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确实，掌握权势的人之所以不让老百姓讲真话，就是怕有人戳穿自己光屁股的事实。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个可耻时代的精英们，一旦获得实际利益的满足之后，摇身一变，马上就会为这个可耻的时代辩护，为既得利益设身处地地说好话。同样可悲的是，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许多男女青年们除了剩下追求金钱的可怜兴趣，已经完全沦为本能的奴隶，在权势者编制的谎言面前失去了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没有说真话的空间，这个社会是多么无望，在这里，人已经不再是万物之灵长，而是卑微的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自由，人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机器上的零件。毫无疑问，要冲破这个谎言弥漫的时代，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靠的是讲真话，讲真话，还是讲真话。
“讲真话”是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对权势讲真话，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而不是跪在权势的脚下，乞求一些残羹冷炙，二是对大众讲真话，不迎合，不吞吞吐吐，不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说出真问题，说出血淋淋的残酷的真相，三是对自己说真话，直面灵魂的拷问，不再苟且偷生，在屋檐下暂时做稳奴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和权势妥协，向权势屈服，乃至摇尾乞怜就是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其实你什么也保护不了，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对此，巴金曾这样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当然，我们深知讲真话需要空间，当巴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处不断地呼吁“讲真话”时，这片大地上，已经足足有三十年没有讲真话的空间了，所以他才会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出这三个字。遥想当年，少年巴金可以热烈地追求无政府主义，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写出社会黑暗，控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更让后人羡慕的是，他可以办刊物，办出版社。从1935年到1949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这完全是一家独立的民间出版社，带有同人出版社的性质，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理想、热情建立起来的，包括他这个总编辑在内几乎都是义务奉献，他们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即使在烽火连天、极为艰辛的抗战8年中，他们也艰难地坚持下来了。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编的《文季月刊》曾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但他们可以换个名称另创一个《文丛》月刊。只要知识分子还可以自办这样的同人出版社、同人刊物，证明那个时代说真话的空间还没有封死，有理想的人们可以坚持说真话，而不必顾忌统治者的态度。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在1949年后成为一个不能碰的禁区，从此中华大地成了鸦雀无声的一家之天下，从晚清以来特别是清朝垮台以来，本民族最优秀分子追求自由的努力由此进入了一个最为艰难、险象环生的阶段。林昭、顾准、张中晓……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只要我们一天还没有赢得讲真话的空间，巴金提出的“讲真话”，就是对这个不公平、不自由的社会一种有力的挑战。今天我们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讲真话，不断地说出真话，戳穿谎话，争取到一个讲真话的空间，也就是一个建立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只有生活在真话之中，我们的人生才能找到最终的价值，只有生活在真话之中，那些谎言支撑的大厦才会轰然坍塌，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获得自由，我们可悲的老大民族才有可能摆脱形形色色的灾难与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