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能欺侮老实农民
毛泽东一言定乾坤。在刘少奇怯懦地退缩后，除了个别党外人士如梁漱溟跳出来，质疑共产党进城后“忘掉了农民”，呼吁在农村施行“仁政”，党内高层只有一人挺身而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争论。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
解放后，邓子恢有次带领全家观摩《收租院》泥塑展，在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塑像旁默默地站了很久，淌下两行热泪。邓子恢说：
“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
自称为“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邓子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反对“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主张“地主也分田”，缓和农村阶级斗争形势。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后被主力部队抛弃，留在苏区的战友瞿秋白、何叔衡都壮烈牺牲，他凭借熟悉家乡情况得以九死一生。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受命落实农业合作化后，不止一次地说过：
“凡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邓子恢与毛泽东并无不同。在那一代共产党人眼里，要想改变小农经济，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农场是绝对不能考虑的。要到21世纪，邓子恢的助手杜润生才有可能对当初排斥私有财产、特别是消灭富农的政策有所反省。杜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说：
“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在走向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邓子恢比同时代人的高明和可敬之处，在于他坚持寻找“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当时中共党内的共识是，合作化要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完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实行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在承认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而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邓子恢反复强调的是，这种过渡一定要循序渐进。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上提出：
“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邓子恢眼中的农村，与毛泽东从青年时就醉心的“模范村”出入很大。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所以合作化的速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在土改后要尊重“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保障农民的“四大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毛泽东听了很不乐意，发牢骚说：
“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党报体谅小农经济的“保守性”
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史上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党中央路线的执行机器，更不仅仅是某位最高领导个人意志的传声筒。从部长邓子恢到秘书长杜润生，都能从农村基层的丰富经验和调查研究中，保有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随声附和。农村工作部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战略时，讲求战术、控制节奏、捍卫底线，是一个服从中央大政方针但又与中央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具体决策部门。
这段时期的人民日报，通过李克林的牵线搭桥，农村报道追随邓子恢的想法，突出宣传农村政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
毛泽东强拽全党启动农业合作化后，邓子恢不赞同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问题是“急躁冒进”。农村工作部成立之初，他安排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见报。
这篇社论分析了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包括1亿户小生产小私有的个体农民，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占总农户2‰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足总耕地面积3‰的国营农场，还有比重很小的富农经济。与主要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生产队伍、私有分散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是，生产力极为落后：
“农具还是古老的木犁、水车，靠人力、畜力耕耘，靠人工肥料，而不是靠机器耕耘、机器灌溉和化学肥料。”
人民日报社论如此深切地体察小私有个体农民的苦衷，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再也看不到了：
“他们在生产中就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他们对于生产上任何一种新的改革，一定要经过反复计算比较，确知其有得无失、有利无害时才能接受。他们深知自己的经济条件，万一有失，就要影响他们一年的生活，甚至两三年还翻不过身来。”
社论因此强调：
“当我们向互助合作道路上前进时，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工作对象是小私有者。而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邓子恢、杜润生在社论中向全党发出告诫：强迫农民入社，将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入社农民的土地和牲畜的报酬，必然会“吓退农民”，导致互助组合作社垮台：
“因此，想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必须谨防各种冒进倾向的发生。”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下，党内有识之士仍然试图通过人民日报为“最老实的”农民说上几句体己话，努力减缓合作化风暴对几亿农民的小日子、也是国家根本的冲击。发源于太行山的人民日报，在听命于执政党中央的同时，又体现出几分俯察民瘼的底色。
这篇社论是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定下的工作基调，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讥讽为“小脚女人”的思想源头。
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
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驱赶着诺大的中国抛离千百年来私有财产的温馨庭院，驶向公有制的茫茫戈壁。
1953年10月间，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针对邓子恢部长的审慎行事，指明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
一味贪“大”求“公”，源于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神魔之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魔，而社会主义是神。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本属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的考虑，但只要扯上这种神魔之辨，就得立刻让步。因为毛泽东在第二次谈话中“上纲上线”了：
“‘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事实上，到1954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已经发展到49.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0.9%。在邓子恢看来，步伐足够快了，现在需要的是消化已有成果、稳定农业生产。1月10日，中央发出邓子恢起草的文件《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有相当部分新社是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合作化运动当前“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毛泽东勉强同意合作化实行“停、缩、发”三字方针，即有些地方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适当收缩，有些地方仍要适当发展。三字方针，邓子恢的关注点放在“停”和“缩”上，曾经致电浙江省委建议解散一批条件不成熟的合作社。
人民日报的李克林当然了解邓子恢所谓“无准备或准备不足”是什么样的情形。当时的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杀猪、宰牛、砍树、卖粮，也不愿看着它们被拉去充公。人民日报响应邓子恢主导的中央文件精神，连续发表社论，反对急躁冒进。
李克林利用常驻农村工作部的便利，抓住各地合作化工作中反映上来的突出问题，一事一议，与同事编写了一系列花边短文，像《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这些署名“仲夏”、“杨紫”的短文，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亲近邓而疏远了毛。
毛泽东有点坐不住了。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对党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抱怨说：
“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但现在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
此时，合作社在全国已超过65万个，但毛泽东还嫌发展太慢。他跑到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基本点其实是“发”。他要求到1956年全国发展到100万个合作社。这个提议很快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可是，毛泽东在视察南方行程中又有了新想法，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晚上约见邓子恢等人，提出100万个社似乎太少了，干脆在65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左右!
面对领袖的狂热主张，邓子恢坚决不从，两人发生了激烈争辩。邓子恢坚持说，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65万个社已属冒进，100万个更不容易，如果再加码到130万个则大大超出条件许可。邓子恢主张还是维持100万个的原计划比较好。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刚愎自用，邓子恢面折廷争，从前半夜争到天亮，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毛此时的对手不是后来影响更大的邓小平，而是党内地位低得多但顽强抵抗领袖意志达十年之久的邓子恢。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事得知后，暗暗替邓部长担心，劝他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
邓子恢坦然回答：
“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邓子恢要捍卫的“办社的条件”，是生产关系必须服从生产力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长官意志必须尊重农民利益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道德底线。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等人，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恼火了，对这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老战友说：
“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31日，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登台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激情澎湃地宣称：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自己对邓子恢的不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和盘托出，决心以领袖之威强迫合作化加速。他责备邓子恢：
“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
毛泽东不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留情面，公开收回其对合作化工作的指导权，他本人要直接掌控合作化运动全局了。会议一结束，中央即发出指示：
“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接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顺从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做出检讨。此后，邓子恢靠边养病，由谭震林接手主管农村工作。而杜润生则被调离农村工作部。
全会结束一年后，中国农村快马加鞭基本实现了“合作化”。除了不许入社的地主、富农，除了地处偏僻的零散农户无法建社，所有农民都被拉进合作社，而且大多数是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从邓子恢创建农村工作部的1953年起原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才过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
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高级社又发展为管理高度集权、分配高度平均的“人民公社”。
何燕凌发历史先声
“小脚女人”定语一出，人民日报就不便再去联络这个“右倾”部门了。报社领导对李克林说：“回来吧!”李克林无可奈何地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回到报社编辑部。
眼看着地方党委纷纷向中央打报告检查“右倾错误”，竞相追加发展合作社的数字，“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李克林感到大惑不解。这是她在党内生活中遭遇的第一次“突变”。她在心中纳闷：邓子恢部长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究竟有什么错?
李克林后来在一篇怀念邓子恢的文章中写道：从延安到太行，到北京，自己对毛主席长期十分崇敬，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可是，1955年批判邓子恢后，虔诚之心有些动摇了，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了。在公开场合，她忍不住气愤地说：
“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从此，李克林被左派同事讥讽为总是“站在右边看问题”，“一贯右倾”。
在政府如泰山压顶般强力推行合作化的时候，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反抗。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成为既成事实后，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方式悄悄蔓延开来。
自古习惯于在自个“一亩三分地”里忙活的农民，忽然进了社里，出工要靠生产队长吹哨子，什么时候插秧、收割要等书记拍板，干多干少一个样，“大跃进”期间连一日三餐都砸了自家锅灶，一起进公共食堂，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可言?一些基层干部在农民的撺弄下，在保留集体经济的框架下煞费苦心想出一个办法，来调动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立即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动向，1956年4月29日第二版出现一篇署名“何成”的小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评论说：安徽芜湖实行生产队向合作社管委会、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还不够;四川江津进一步让社员向生产组“包工包产”，做得更到位。
“何成”提出了合作化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公有制，越像无人所有制。“牲口糟踏庄稼不管，青苗长得好不好不管，庄稼收多收少不管”，队长“成了一条光杆”。希望找到一种“灵活的办法”，“从制度上鼓励社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在不可能否定“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前提下，人民日报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合作化以后“社员的生产责任心”缺失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鼓励各地各社的领导人员“把生产责任制贯彻执行到底”。
“何成”就是李克林在太行山的解放区战友、老记者何燕凌。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那四个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就是何燕凌在西柏坡请薄一波向毛泽东讨来，由何燕凌亲手制成报头的。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位做过地下工作的复旦新闻系学生，从解放区农村工作的实地经验中，率先发现了党的农村工作路线的致命伤。在这样一个涉及立国之本的农业战略问题上，他不是用论战风格，而是通盘用平实的文字，尝试提出了纠偏和救治方案，在中央党报上发出历史的先声。
何燕凌的评论文章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李副书记在温州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据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稿介绍：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拔山倒海而来，“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这篇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报道，是把他作为“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典型进行公开批判的。报道说，在“反右”运动中，温州约一千个农业社已经纠正“包产到户”，绝大多数重新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南成的评论《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严厉警告说：
“‘包产到户’这个错误办法所以能够在许多农业社里推行，主要原因是它正好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这不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么?那么，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在斗争的前面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只能对上负责，在记者编辑的内心迷惑中，违心地宣传违背常识和人性的东西。从否定“包产到户”开始，到“全国学大寨”，到宣传小靳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这张发源于太行山农村的报纸与它所熟悉的农民心声渐行渐远。
飞蛾扑火反对“祸国殃民”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和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巧遇。毛泽东突然向这位已被他贬斥靠边站的老战友提出，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
游泳时没法深谈，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详细陈述了保留自留地的理由，第二天急送中南海。他在信中痛切陈词：
“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毛泽东阅信后，感到邓子恢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
然而，邓子恢还是无可奈何地坐视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途中遇到闽西根据地战友、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职的张鼎丞，得知自己的家乡龙岩地区饿死了很多人。邓子恢赶到龙岩访贫问苦，心情十分沉重。在闽西根据地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出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颤巍巍地端到他面前说：
“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此时离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12年，革命老区还只能用蕉芋粉待客!
邓子恢心情激荡，含着眼泪喝下了这碗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尽管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宜进甜食。
在自己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来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
“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革命根据地农民的悲惨境遇，乡亲们“想想法子”的泣血呼吁，重新唤醒了邓子恢直言犯上的勇气。他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斗胆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公社食堂全部停办。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意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也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进言，希望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内心深处不可能接受扭转合作化方向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虽然饿殍遍野的压力，使毛泽东无力阻止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检讨党的农村政策，但还是在会议期间不动声色地撤销了曾希圣的省委书记职务，疏远了曾经亲如子侄的秘书田家英。
“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谈到“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及曾希圣下台后省委改变“责任田”的苦恼。邓子恢明知“责任田”违逆毛泽东的旨意，但思考再三，为了缓解广大农民的苦难，毅然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
王观澜副部长发回当涂县、宿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与符离集区委的“责任田”汇报，不约而同地肯定责任制把产量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合作化以来社员劳动态度消极的弊端，对恢复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这些调查报告和汇报中，农民表示：
“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
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
“不要给我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3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邓子恢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
“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6月下旬，党中央书记处听取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仗义执言：“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总书记支持邓子恢的意见，道出了那句著名的“猫论”：
“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
7月9日、11日，邓子恢来到中央党校的讲堂上，做农业问题报告。他坦率地指出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因此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力图冲破党内对劳动形式、经济管理形式的“姓社姓资”忌讳：
“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这位早已被剥夺实权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
这是在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党内高级干部凭借内心良知，发出的历史最强音。“祸国殃民”四字，体现党内对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厌恶和摈弃暗流涌动。
人民日报与邓子恢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一样，对大饥荒感到“痛心”和“内疚”。李克林1959年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亲耳听说饿死了农民，忧心如焚，回报社后向编辑部做了如实反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时为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李克林，收到大批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来信。李克林毫不犹豫主持选编了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声音相呼应。
7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已经受过一次严厉批判的邓子恢，对老战友几十年间睚眦必报的人格知根知底。但是为了几亿农民的疾苦，邓子恢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向毛泽东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
在中南海的夜色中，他手摇芭蕉扇，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恳切地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侃侃而谈。直到邓子恢告别时，毛泽东才说了一句：
“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
从中南海回到农村工作部大院，邓子恢兴奋地告诉同事：
“主席同意试一试!”
受邓子恢的影响，人民日报上再次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容易滑向资本主义。
邓子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虽然还没从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中缓过气来，但不服输也拒下罪己诏的性格，使他不可能真正容忍邓子恢的主张。邓子恢走后，毛泽东对董必武发牢骚说：
“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听取秘书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的汇报后，突然冷冷地提出一个问题：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毛泽东的怒气很快爆发。8月6日，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训人。他大谈阶级斗争新形势，要求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骤然提高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一些好心人劝说邓子恢记取前车之鉴，在会上不要硬顶，赶紧做自我批评。邓子恢平静地表示：
“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出批示，对邓子恢痛下杀招：
“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毛泽东还在大会小会上，批评邓子恢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甚至干脆断言——
“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
邓子恢不肯屈服，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反问道：
“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10月5日，邓子恢主持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中央撤销农村工作部。有资料表明，就在这一天，邓子恢进中南海见毛泽东，当面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郑重提出：
“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
这一年，人民日报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左右摇摆，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女记者金凤等到京郊房山县调查“包产到户”，目睹队里大田的庄稼“稀稀拉拉”，各家用篱笆围起的自留地玉米却“长得真好”。开始因为摸不准上面的行情，调查报告起了个万无一失的标题：《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初稿面面俱到，分成3部分：巩固集体经济;“小自由”的做法，如自留地、自由市场、牲畜分户饲养等;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的态度和意见。接着，听说中央允许全国不同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赶紧改写，扩大后两部分。再后来，又听说中央转而批判“三自一包”，他们又赶紧扩写第一部分，压缩后两部分。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对事实真相任意裁剪，可悲地成为领导人旨意的注脚。
“文革”中，追随邓子恢的李克林被说成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多次被批斗。
邓子恢凄惶下台，转眼十年倏忽而过，到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
“包—产—到—户—没—有—错……”
两天后，这位中国最早的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抱憾离开人世。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人民日报才郑重地为邓子恢拂去“历史的尘污”，宣布：
“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
项南、江一真在回忆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说：
“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邓子恢之子邓毅生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迟来的悼文，用一句俗话概括父亲不依不饶地对党进言、为农民说话的后半生，很耐咀嚼：
“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