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概念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可见它道出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一个国家来说，一般“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SOFTPOWER）则体现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另外，“软实力”还被表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但软或硬在这里都是对实力的一种性质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价值和边界何在？最终指向何处？四位教授在这次沙龙讨论中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思考，它或许能给读者们思考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

“软实力”是一个对外的说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语言。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指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只是在这个新的说法当中，“文化”被披上了一层“吸引力”、“感召力”的外衣。

顺着这个“软实力”的思路，需要问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才具有“吸引力”？才能“拿得出手”？最有可能的是，一件好东西，好的文化，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一种智慧首先要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对他人有所启迪。

当文化遇到危机时，也正是重新思考其意义的时刻。文化这种东西，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不是“文艺演出”，而首先是为了人们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能够养育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让他们得以安顿。文化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也提供关于人们自身的解释，并提取、提升人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关于文化的特点与位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南方周末》近期有一篇上海学者姚大力的文章，其中说到运用战车打仗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战争形式，但不是每个国家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造出更多的战车，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当时的礼制对于不同等级的国家有着严格规定，所谓“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或者“五百乘之国”，这些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也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所在。

然而，打仗的规则，并不是由战车最多的“大国”来规定，而是遵循一定的礼仪，这在双方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要等对方都准备好了，鸣鼓之后一起动手。公元前638年，宋国和楚国在泓水边作战。宋国先到达战场，列好队形，而这时候交战对方的楚国虽然已渡过河，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布阵，这时候如果宋国出兵，一定会将楚国打败。但是宋襄公是个遵守礼仪之人，战争的礼仪就是“不鼓不成列”。结果是，提前到达事先准备好的宋国被打败。

战争中的这些礼仪规则，是今天称之为的“软实力”所在。这位宋襄公是一位有文化的人，是一个讲信义、守礼仪的人，而不是一个战争抢劫犯、暴徒。如果仅仅从成与败的角度来看，这位宋襄公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如果论“感召力”、“吸引力”，那么，当年与宋襄公打仗的那位楚国国王没有人记得他了。这个故事其实并不表明“仁义之师”的失败，宋襄公败在应该更多训练他的军队，令其拥有作战能力。

我们知道先贤孔子 “克己复礼”，“礼”是指在他之前的西周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它们已经式微，人们依据强力、臂力而占天下，不讲信用和仁义，令这位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大师忧心忡忡。在孔子看来，人不应该依据他的自然本性而行动，想要什么便不择手段，这会让人倒退到禽兽的地步，“无异于禽兽”。相反，人是需要训育或者化育的，这就是文化最初的含义之一。

从中我们能够找出文化的一些基本起点，看出文化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基本不同。

称之为文化的活动，最早的比如纪事、诗歌、哲学等，它们不是从物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始，不是产生于物质世界，这一点与经济活动大为不同。经济活动的基础主要是生产与交换的活动，生产是将一种物质形态转换为另外一种物质形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将矿石变成汽车，将种子弄成棉花再做成五花八门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时装，交换是将一些生产和生活资料运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手中的东西，能够转换为实物，或运用实物来加以衡量。

而文化的活动不然，不是来自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文化是通过符号进行，人们所使用的汉语、英语或法语，所使用的中文的“一二三”或是阿拉伯数字“123”，包括过春节还是过圣诞节，以及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都是人为规定的，是约定俗成的。而在某些“礼仪”、“礼节”的背后，拥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也是经过阐释之后放进去的。人们通过这些规定和解释，创造出这个世界的人文秩序，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顿。

同样，文化的活动也不是来源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战争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征服他人，实行统治。在某些政治强权的情况下，文化有可能被政治所征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有自身出发点、自身轨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是人们自我改进的一些技术和艺术，其中也包括对于统治者的驯化和改进。

这样说，放在孔子身上也合适。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听进去他的学说，按照他的方案统治天下，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学说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正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实际上并不欢迎孔子那些东西，所以他才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统治者们只是在需要装潢门面的时候，抬出孔老夫子，借用一下，貌合神离。秦晖先生说，中国统治者其实骨子里是法家，他们所实施的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不是儒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孟姜女将长城哭倒这个举动，而是这个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个事实，在民间这个故事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灵感，不断被改编为不同剧种，在今天还拍成了电视剧。我小时候还没有上学，就从不识字的祖母嘴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人们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于暴政（以秦始皇作为代名词）的不满，对于统治者庞大意志（不顾人死活）的怨恨，尽管“哭”仅仅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诉求，没有比这个更低了。同时这个故事也传递出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亲人的关爱。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咀嚼这个故事，他们自己身上一些积压的情绪，于其中就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释放，他们感到自己身上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安置和安顿，同时也十分侧面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的规训。

历来的统治者没有将这个故事禁掉，令人感慨。“长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古代甚至不是象征，而是国家力量本身；小女子孟姜女将国家力量哭倒，将其削弱，岂不是犯了颠覆国家的罪行？但是我们的古人不这么想，他们有着足够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人替古人这么去想，也许是可耻的。

放在我们今天的议题中，长城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孟姜女哭长城则代表了某种“软实力”。“软实力”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硬实力”，不是硬实力的软性翻版，乃至不是直接服务于硬实力。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有自发自为的起点。孟姜女的这个故事，体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从他们的立场上，看待周围世界及看待自己的诉求。当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这个故事中得到说明和接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便令人放心一些，更加适宜人居住一些，尽管解决问题还要等到下一步。

文化的这个起点，还可以通过孔子对于《诗经》的编纂可以得到说明。《诗经》中远远不仅是爱情表达，“关关雎鸠，在河之舟”，比如这一首，它形容自然界电闪雷鸣，噩兆历历，可是统治者还是无动于衷，不听警告：“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緈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賀莫惩！”孔子将这样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并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和“怨”，都涉及了统治者必须听到老百姓的怨怼不满，作为对于自己的提醒。在某种意义上，封建王朝因为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于是他们便想到了为自己的千秋万代负责。当然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矛盾与对立，美梦总是做不成。

文化的这个不同起点，在今天有着更好的表述，这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分。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而“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是构成相当张力的。“文化现代性”前提即“除魅”，它指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应）存在那种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力量，它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接下来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理性”、“个人”、“多元”、“平等”，则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关键词汇。

这一套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起点，也为现代政治以及经济活动，提供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框架、界限和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现代性”，给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乃至经济活动，描绘了基本世界图景，为其准备合法性依据，或为其输送力量和源泉，即人们应该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和灵感，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