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人史料，睹汉人风骨，往往有令人扼腕长叹、无脸面对先贤之感。

《汉书》有《张释之传》一章，记载当时廷尉（掌刑狱、为九卿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大法官）张释一事：

汉文帝（刘恒）出行途径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走，惊吓了御马。随行侍卫逮捕了他，交给廷尉张释处置。人犯告诉张释，听说御跸经过，预先躲到桥下，等了很久，以为车骑已经过去了，才出来，没想到刚出来，正好给碰上，惊了御马。张释断此人“犯跸，当罚金”，报告文帝。文帝大怒，说这个人吓了我的马，好在马性温顺，否则岂不要伤我！而你却只罚金了事，要求重判。

张释说，如果当时皇上的侍卫捕杀了也就捕杀了，但既然已经交给我这个廷尉，就得按法办事。《汉书》记载张释之的话，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措）其手足？”且“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更重之，是法不信与民也。”张释之把文帝的命令给顶了回去。

文帝想了想，还是张释有理，且有褒奖，说“廷尉当如是也！”

“廷尉，天下之平也”，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法官乃天下之准绳，偏斜不得，否则天下就会倾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法律人物而言，大约是常识了。在法官大人的尊座背后，也是悬着宝剑、天平两样法器的。但似乎那天平并非用来权衡轻重、准绳天下，而是支撑那权力之剑的托架。这大约算是法律精神的丧失吧？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大约也是中国法律精神的内核，所谓法治，不就是说法律不仅制约百姓，也制约当权者，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偏私、不能凌驾、不准违背。而然当今的执法者，却任意践踏法律，以法律为治民之工具、之武器，而忘记了“公共”这个法律内核，是汉代政治水平都无达到了。还谈什么进步、说什么文明？！

目今的中国法律界，却每每以无法治即无人格替自己辩护，弄得国无国格、官无官格、法官、律师均无一点法律人的尊严，举国上下几为犬儒所占，奴才满地走。但回看汉家历史，所谓君主专制时代，皇帝有擅杀之权，而臣民无自保之道；司法无独立之制，官吏可任意废置。远非我们所说的法治社会，但那些法官们、那些循吏们，却并不因为无制度保障而稍失尊严，自侮人格。法律能准行天下，靠的不是严格的制度，乃是那种汉家风骨，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魅力。越是制度不足处，越需要这种人格力量的替代，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在汉时能熠熠生辉、泽被后世的原因。

试看汉代那批循吏们的作为，其人格之张扬，即使历久千年，还令人心仪不已。

汉宣帝前后，霍光位高权重，行废立之事（先是昭帝死，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旋即废之，更立宣帝刘恒），可谓权倾一时。但一个六百石的御史严延年，却敢于“劾奏霍光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奏折上去了，虽被霍光强行压下，但“朝廷肃焉敬惮”。宣帝时的丞相魏相，由御史大夫升迁，其婢女有过，被绞死。京兆尹赵广汉得报，亲自率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丞相夫人跪在庭下受审，丞相莫敢多言。这是何等胆识、何等勇气！

此汉家风骨，汉家气节也。而中华文明也是靠着这点风骨与气节，靠着这种磅礴人格的力量，存续至今。否则早该是为俘为奴了。

汉族人自称中华民族之主体，但我们能不辱“汉人”、“汉子”这个称号吗？空余汉族血脉，却全失汉家风骨，只能算汉人面孔而已，自称汉奴、自称中原蛮，也许差强人意罢。

此风骨的丧失，岂汉族人受他族奴役而失？抑或汉族人种族变异而来？不得而知。反正是已经成为绝响，中土不复见之久矣。每读书至此，除了扼腕长叹外，便只好做“望洋兴叹”了。

确乎也只能做“望洋兴叹”了。这样的人格，也唯有在洋人世界中可以找到。尽管西方的法治社会也是一个漫长的抗争过程，现代文明也只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也是晚近以来的事，权力对法律的破坏、执法者违法现象同样存在。但这种执法违法现象必然引起公民们的反抗，而为了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这种“反抗”，就凝结在西方社会法治化过程之中。

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他的名著《为权利而斗争》曾历数这个反抗传统，其中一个例子，虽是出自小说，但读来令人震撼不已。耶林引Henrich Von Kleistin 小说中有一个主人公Michael Kohlhaas的话，为权利抗争做注。那位主人公本应得到的权利却被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护；君主左袒被告，不张正义。他悲愤之极，怒而宣言：“禁止法律保护吾身，酒肆驱逐吾身与野蛮人之中，他是将棍子交给我，叫我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愤然而其，挥起长剑，直指法官君主。

法学家耶林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报复，乃是基于正义的行动。正如那个主人公所说：“余当为自己目前所受之侮辱，恢复名誉。并为同胞将来所受的伤害，要求保护。这是余之义务。”

这个正义，就是我一再阐述过的最后的正义、自然正义。

凡属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就是被从文明社会放逐；剥夺公民的法律保护，就是对法律的破坏； 对文明社会之亵渎，就是将剥夺者放逐到野蛮人的境地。“他是将棍子给我，叫我自己保护自己”，他也是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你，由你做自己的审判者。

在耶林看来，权利不是写在纸上的，也不仅是利益，权利就是名誉，就是人格，是一个人作为文明人的资格证书。而这个证书不是君主的恩赐，需要自己的争取，人格从来就是自己奋争的结果。

法律不是人民从容揖让，坐待苍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须努力，必须斗争，必须流血。人民与法律的关系犹如母子一样。母之生子须冒生命的危险，由这危险，母子之间就发生了亲密情感。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获得者，人民对之常无爱惜之情。母亲失掉婴儿，必伤心而痛哭，同样，人民流血所获得的法律，亦必爱护备至，不易消灭。

以上文字抄自民国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的《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在这本随笔式的小书中，萨孟武先生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认为权利即名誉，权利即人格。同时对国人的忍让、屈从提出警告：

对于不法行为而作勇敢的斗争，这是法律能够发挥效用的条件。故凡劝告被害人忍受损害，无异于劝告被害人听人破坏法律。不法行为遇到权利人的坚决反抗，往往会因之中止。耶林说过，勿为不法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尤为可贵。

中国法治之不能达成，难道责任仅仅在当权者？那种奴性人格，岂不是其帮凶与土壤？

没有人格尊严的张扬，就不会有法治社会的降临。

201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