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神圣纯洁的知识殿堂。校园，美丽欢乐的知识乐园。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渴望知识的中学生、胸怀大志的大学生在校园里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实现宏伟的理想而奋斗，真真感到了宽慰。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六年后半年，那触目惊心的校园三月，共和国十年的厄运从此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用文字将它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科学、文明、民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愚昧、邪恶、落后只会带来灾难。
一、疯狂的六月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附中，位于海淀区中关村附近。六十年代，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校园里矗立着高中、初中、学生宿舍三座大楼，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图书室，是当时北京众多中学校中上乘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所在地，北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就是这些研究所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国家部委、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慕名考入这所中学。甚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及来自五大洲一些国家在华工作专家的子女都在此学习，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学风严谨，制度严格，校园里鲜花绿草，欢歌笑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但是，善良的人们，天真的学生们，谁能想到，一股黑色的疯狂在悄悄地袭来，这座圣洁的殿堂将被砍的七零八碎，倒在血泊中呻吟。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从附中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传来消息：一张揭发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内部说就像一九五六年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后来才知是聂元梓等人贴的，成了十年浩劫的导火线，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聂氏为何人。学生中特别是高中生在悄悄议论，校党支部赶紧做工作，要学生们安心学习，不要受北大事件的影响。
六月二日清晨，当学生们进入教室上课时，从高中教学楼传来了学生的叫喊声，校园不得安宁了。正当不知何因时，教室里的小喇叭响了，传来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报，对校党支部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
一时学校大乱了。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贾世起”就是假的世界起义，不让世界人民起来革命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象这样才革命。这也难怪，当时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思想简单，思维方式也简单。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和社会渣滓。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的父母大都是当时国家党、政、军较上层的领导人，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当人们还未搞清“文革”为何物时，他们就打听到下步运动的步骤了，斗争的方向自然是正确的。这样“红旗小组”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得越发有名，成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齐名的全国中学生“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先驱，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肯定，在“文革”史上也留下重重的一笔。在此不妨把他们的主要核心人物简介一下：牛皖平，男，高三学生，平时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别人注意，“文革”一来拉起队伍造了反才被人所认识。宫小吉，男，初三学生，“文革”前有些名气，主要是他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换得五分的秘诀》，痛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学生，讽刺为学好文化知识而刻苦学习的同学，赢得了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差、家庭有些背景人的赞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得到一些上层人物的肯定。彭小蒙，女，高一学生，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文革”开始立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了造反先锋不说，还在天安门上对着百万人讲话，毛泽东就站在她身边看她讲，还与她在下面谈了二十多分钟话，这使她瞬间身价百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及全国中学生的崇拜者。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学校领导机构一下被冲垮了，“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昔日的师道尊严威风扫地，学生开始发号示令。“红旗小组”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这样乱下去总不行，党中央（二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党中央是刘少奇为首的，毛泽东在外地静观形势发展）决定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维持秩序。北大附中和北大同时进驻了工作组替代了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作组领导人、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前面说的“红旗小组”头面人物牛、宫、彭名列其中。昔日毫不显山露水的小人物终于借动乱之机爬进领导阶层，实现了昙花一现的当官欲望。
于是，情况稍有安定，工作组召开了几次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各班继续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追随者。昔日干净整洁的教学楼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塞满，一片狼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师被点名批判，几乎每个老师都有罪行，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新中国出了那么多罪人，国家不早就玩儿完了吗？那时人们怎么就那么幼稚愚昧呢？
但是，就这种形势也没维持多长时日。“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又从上头得到消息：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当然，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于是“红旗”又要捞稻草了，他们开始找工作组的茬。散布什么“工作组不斗走资派啦”“工作组排斥革命组织啦”“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啦”等等，双方矛盾露出端倪。消息传出，一般学生对“红旗”不满，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纷纷贴大字报斥责。一位名叫沉默的初二学生写道：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言辞激烈，实际是发泄对“红旗”的不满，可这位幼稚的学生哪里知道工作组根本不是毛主席派的，而“红旗”早从上层得到了消息。就是这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把沉默同学置于死地。
六月的疯狂在六月三十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达到高潮。操场上坐满全校师生，利用面对操场的锅炉房平顶房顶做舞台，“红旗小组”借歌颂共产党的机会，喧嚣了自己的声威，同时也发泄了对工作组、对与他们有意见分歧学生的愤恨，风靡一时的《造反歌》就是在这天出笼的，它的词曲作者都是“红旗小组”的成员。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声嘶力竭，杀气腾腾，此首歌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歌曲。到处杀声震天，人们唱着它失去了理智，象得了神经病，疯狂起来了，解放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滚进了动乱的旋涡。
二、分裂的七月
七月流火，大火升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红旗小组”凭借内部消息造了校领导的反，也造了工作组的反，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说实在的，工作组从进校开始就没慢怠“红旗”，“红旗”的头面人物凭着自己高贵的血统没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也尽量叫他们满意，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就把他们拉进去，在全校师生面前一一介绍他们，使这些原来学校中的无名之辈出尽了风头。后来这些人反工作组，只不过是经某些上层人物的暗示，被当枪用罢了。可怜的倒是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学校大权落到了“红旗”手里。
“红旗”一掌权，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以家庭出身划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其中有国家部长、军队将军的子女，剩下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普通职员的子女，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像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出身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本来嘛，出身不由己，表现在自己。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象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是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做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作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许答：“我从来没歧视出身好的同学，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红旗”中有人喊：“许国庆，你态度不老实就等着瞧吧！”还有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其父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火箭技术专家，为七机部一研究所所长，后在“文革”武斗中惨死。只因其父是美国回来的，彭被当作资产阶级臭小姐批判。只抓住其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象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辩解道：“我说那话不是那意思，更不是骂出身好的同学，你们怎能断章取义呢？”立刻遭到“红旗”一些人的凶狠驳斥：“彭小清态度不老实，资产阶级狗崽子想变天！”因此，彭在八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这在下文中将提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点名揭发批判，家庭出身成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以出身划线的学生之间争斗在每个班展开，校园里又贴满了揭批出身不好学生罪状的大字报。一位叫朱同的高中学生，其父是著名大右派葛佩奇，（朱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故姓其母朱姓，葛佩奇后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平反。）出身坏，又对“红旗”不满，遭重点批判，被贴大字报数量最多。
学生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再说一下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学校最高领导刘美德被认为是北大校长陆平的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早被“红旗”监禁起来。其他领导及员工也按出身划线，接受批判。由于“红旗”忙着斗学生，对他们多少放松了一些。
什么是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椐说是这样的：重视家庭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红旗”他们却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奉若神明，继承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糟粕，充当了封建阶级的卫道士。更可笑的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出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竟不知如何解释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
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自“红旗小组”执权以后，其头面人物洋洋自得，不可一势。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小蒙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听了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广场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讲话。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时，随口说了句“要武嘛”。伟大领袖的一句话被红卫兵们理解要用武力进行“文化革命”。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文斗升级到武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应立起四个新。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成了时髦，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浩劫。
“红旗”自然又是急先锋。他们个个穿上父母替换下的旧军装，扎上宽皮带，好象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先辈的传统。彭小蒙带头到社会上去抄家，抄得大量现金、黄金、衣物。宫小吉还怀抱一大地球仪，瞪大眼睛，伸长舌头照了张像片，好象当年希特勒，想一口吞并全世界。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再看看校园里发生的其它事。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右派的儿子朱同惨遭“红旗”人的毒打，肋骨被打断几根，长期被关在没有窗户的屋里。一个“红旗”打狗队的痞子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惨啊惨！不知这是谁家的母亲，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些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八月的恐怖，共和国的悲剧。恐怖的八月，历史长河的逆流。历史是割不断的，笔者用文字将校园三个月的事情记载下来，就是让历史警示后人，防止悲剧重演。学校本是纯洁神圣的地方，在“文革”中惨遭蹂躏，弄得满目仓夷，今天的年轻人听到这些有何感想呢？
如今共和国走上新的轨道，历史长河依然奔腾向前，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当初是那么不可一世，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可不到一年便从高峰跌至低谷，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真正正的昙花一现，因为他们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终究是不会长久的。当然，这些人当时只是中学生，大都十几岁，虽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象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造反领袖那样被绳之以法，但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吧，愿历史永远光明，我们的前景无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