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巧进言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前主任王焱感叹：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也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杨振宁，针对“文革”以来教育科学的衰败，提出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正中下怀，随即指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
扫除障碍，拔掉钉子，念过南开大学、留学过日本的周恩来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这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另一位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时，又大胆提出——
“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李政道1974年在上海听说，因为江青偏爱芭蕾舞，学生不需要脱产劳动两年就可以上芭蕾舞学校，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李政道致信周恩来，建议说，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可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此外，优秀青少年可以早入大学，理科人才也要像文艺、体育人才那样从小培养。
在“文革”的万马齐喑中，海外华人是唯一可以对中央高层说点大实话又不必担心被惩戒的通道。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并临时决定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副总理，还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
李政道回忆说，周恩来把麦克风交给李政道，要他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建议。当时气氛紧张，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李政道刚讲完，毛泽东的前机要员谢静宜很不礼貌地说要与李政道辩论，她质问：
“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
李政道的回答滴水不漏：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会见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周恩来不得不出来干预：
“不许开小组会议。”
没有人能站出来声辩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会见结果，少年班可以试办。毛泽东在接见李政道时，也同意试办少年班。
周总理巧借美籍华人之口扳回一城，满意地宣布会见“到此结束”。这是周恩来不顾“文革”派虎视鹰瞵，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胆识，发出恢复高考的先声。
教育部长昏死批斗会场
周恩来在北京医院病榻上安排四届人大新一届政府教育部长人选，坚定地否决了江青推荐的迟群，提名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前做过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周荣鑫。
周荣鑫对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很是蔑视，教育部的工作报告从来直接报给国务院，见到写成“春桥同志并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一律勾掉“春桥同志并”几个字。周荣鑫上任后，念念不忘周恩来对李政道的谈话，提出：
“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荣鑫与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有一段对话：
“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
“对。”
“对，为什么不执行?”
“……”
“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
“当然执行了。”
周荣鑫让教育部派出两个组，调查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1976年开始执行。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顿”国务，1975年9月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尖锐地指出：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邓小平预感到“文革派”的反扑，高调声明：
“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邓小平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考虑，大声疾呼：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
邓小平将了周荣鑫一军：
“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
周荣鑫追随邓小平的整顿部署，要求教育界从“教育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
“学校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文化的场所。教师要敢于给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必须学文化。”
“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
周荣鑫提出理清几个关系：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周荣鑫力图恢复教育的尊严，按照文化传承规律办学。他批评说：
“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
在教育系统，周荣鑫部长不是孤军奋斗。在“教育革命”的大本营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第二把手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作派看不顺眼。1975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鼓舞下，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次领衔给毛泽东写信，请邓小平转呈，反映迟、谢在清华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从信中读出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网友tanggongnan在博客上，这样回忆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的戏剧化场面，主会场设在大礼堂：
“二楼的栏杆两侧挂着两副标语，上面的口号是一般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或者类似的话。到会的党员好像意识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虽然主席台上没有来人，但气氛已经很严肃，偶而的咳嗽声非常刺耳，印象中只有1971年传达林彪事件时的气氛与此类似，但那次传达前，小道消息已经都有耳闻了。但这一次会又与那次会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小道消息都是不利于当时的军宣队领导迟群和谢静宜的，而传达的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突然，主席台前的大灯打开，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步入主席台。简单的开场白后，吴德开始传达最高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吴德的话声刚落，二楼的大幅标语被掀起一层，下面的另两幅标语显现出来，其中的一幅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幅是‘翻案不得人心’。后来听说都是老毛的原话。接着就是有人高呼这两句口号，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全国点名批邓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邓小平整顿教育，出师未捷，再次被打倒。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表态还有：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已经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只能在一间指定的小屋里聆听毛主席的数落。在接受无数次批判后，他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
11月18日，张春桥副总理亲自出面，给教育部长周荣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停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次劝说加警告中，张春桥说出了那段臭名昭著的断语：
“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想坚持，说：
“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
“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张春桥谈话失败，迟群等人编写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本诬陷材料。经张春桥批准，教育部成立了由迟群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的部长职权。
1976年4月12日一早，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接受审查批判，临走前抱起不到两岁的小孙子亲了亲。这一去，周部长昏迷在批斗会现场，因专案组的阻挠和拖延，在会场地上躺了3个多小时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第二天零时许，周荣鑫便离开了人世。他没能看到落实周恩来指示，在全国恢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那一天。
直到一年多后，人民日报才发布消息说，中央决定为周荣鑫恢复名誉。周荣鑫的“黑后台”邓小平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隆重的追悼会。
查教授一言惊天下
周荣鑫死后，“文革”中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接任教育部长。“四人帮”垮台后，他曾奉命坐镇《光明日报》，看守舆论阵地有功。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迟钝，报社同仁提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宣传，他犹豫了一下问：
“那还有康老逝世一周年的问题呢，怎么办?”
真是糊涂得可以。出任教育部长时，刘西尧请示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回答得干脆：
“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1977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此时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教育部允许少数高校尝试招收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只给了2%至5%的额度。
“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校长、刚到天津分管科教工作的蒋南翔给刘西尧打电话，要求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上大学，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刘西尧口头答应可以考虑，但在晋祠会议上，天津代表出面表示：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太原会议从总体上延续“文革”做法，强调招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仍然是初中即可，招生方式还靠“群众推荐”，文化考察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实行“开卷考试”，“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
太原会议闭幕第二天，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东山再起。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他指示政治局委员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特别叮嘱说：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于是，中国科学院和著名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来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青年化学家温元凯还记得：邓小平那天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5天的座谈会，邓小平除了有半天时间因为接待外宾而给大家放假，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了4天半，很少插话。他耳朵有点背，女儿邓楠在他身边一句句讲给老爷子听。
“文革”结束不久，科学家们还心有余悸。三十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年纪最长的杨石先教授先讲，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邓小平一番话后，会场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座谈会第三天，武汉大学中年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开始对高校招生制度“放炮”：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查全性郑重建议：
“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环视四座问道：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教授纷纷表示赞同。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文革”期间大学招生方针是16个字，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要害是取消文化考试，用“领导批准”堵塞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却为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后门”。四川有些地方，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1980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
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过一个真实情况：有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愤怒的群众推倒了他家的围墙。
当年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的教学都得迁就班上最差的同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著名的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
“1/2加1/2等于多少?”
学生答：
“2/4。”
老师耐心启发道：
“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
学生答：
“二两馒头。”
老师无语。
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无法理解1/2为什么会比1/4大。东北工学院1972年入学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广州外语学院恢复招生后，个别学生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对1976年入学新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查，出了12道初中一般水平的数学题，结果答错6题以上的占80%，几何题基本上没有人做得出来，有的学生连小学四则运算都不会!
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抱怨：
“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当即不客气地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国少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导致“文革”结束后中高级专业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在复出前夕曾警告说：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座谈会代表中的小字辈温元凯抓住一个场合插话说：
“高考制度要改革，能否换成这样16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表示：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当场询问刘西尧，教育部关于当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中央没有。刘西尧说，当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果断地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查全性也插话附和：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8月8日讲话。此时的邓小平，与11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废止高考时，政治地位同样微妙。
教育曾经两次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滑铁卢。1966年刘邓决定向北大、清华派出工作组，试图约束那里的“文革”狂潮，受到毛泽东严辞训斥，这是刘邓倒台的导火索。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战车在清华大学门口翻了车，帮刘冰转信给毛泽东成了“翻案”的罪证。
“文革”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文革”受益者还在台上，对邓小平充满疑虑和警惕。叶帅提议重新启用邓小平时，高层就有人担心：
“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1977年初，华国锋派汪东兴找邓小平谈话，企图以他承认错误、承认1976年广场运动是“反革命事件”为出来工作的前提，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自嘲“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的邓小平，不怕犯错误，不怕被打倒，三起三落，锐气不减，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毛泽东身后，把恢复高考提上议事日程。历史见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大无畏的胆识和伟大的忠诚。
给邓副主席送去“炮弹”
5天后，遵照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回炉重开，研究落实恢复高考事宜。
到底能不能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有邓副主席发话，冲到了最前面，但毛泽东余威犹在，教育系统干部还是远远落在后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甚至时时东张西望、神经兮兮，高度警惕会不会走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邪路。几十年间遭受毛泽东重创的教育部，即使在“文革”后也仍然是风气最为保守的一个部委。
穆扬和王惠平在会场看到的，就是“文革”精神余孽主导“话语权”的场面。会上只是把邓小平讲话做了一次口头传达，让各个小组自行学习讨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却一直不表态。一部分“文革”前在教育系统工作、刚获“解放”的代表内心希望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立即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代表团的实权人物很多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仍然坚持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广西自治区招生办公室的刘永强回忆说：
“当年的会议遇到涉及政治的问题，谁都不敢轻易表态呀，开会的时候大家会吵起架来，一个问题连续几天都讨论不下来。”
《人民日报》事后撰文介绍《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恢复高考前后，从1977年到1978年，教育系统激烈的争辩包括：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不是“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毛主席当年指示：“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毛主席还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
“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在这些颠覆“文革”成果的敏感问题上，教育部领导就是不吭气。特别是刘西尧部长，态度就是一个字：拖!他从未到会讲话，也很少到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此时，教育部批评刘西尧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他却如老僧入定，纹丝不动。
穆扬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深深感到恢复高考的问题积重难返，根子还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新中国延续的世界主流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不是应该唾弃?教师队伍是不是整体不合格?这就涉及1971年“全教会”强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掀翻这“两个估计”，赦免中国教育的“原罪”，还教育和几百万教师的清白与尊严，像高考这样的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王惠平则认为，“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界的“癌症”。当时教育界反映：
“粉碎了‘四人帮’，教育战线的同志膀子才甩开了一半，‘两个估计’的问题不解决，各条战线能甩开膀子大干，我们还是甩不开。”
穆扬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座谈，收集舆论争取推翻“两个估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王惠平表示赞同。
9月3日下午，穆扬找到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石油化工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在自己驻会房间里秘密座谈当年“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王惠平这天一早因为忙于私事，要请几天假，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于文达、王野平告诉穆扬，“全教会”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全教会”的基调。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会议一开始就是“大批判”，把会议气氛搞得十分紧张，形成了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只能说坏话、不准说半句好话的局面。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收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与北京的谢静宜以及辽宁、天津等省市代表声气相求，共同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说得一团漆黑。
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参加修改、张春桥负责定稿的纪要，要害问题是第一段和第四段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和对我国知识分子的估计。
第一个“估计”原稿写道：“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已经是很恶毒的描述了，张春桥在改稿中又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断语。张春桥还授意迟群等人写上：“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耸人听闻的词语，像“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
第二个“估计”，原稿写的是：“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后，全国教育界绝大多数同仁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不了。连毛远新严密控制的辽宁，多数人思想也不通。毛远新只能亲自出马，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要求大家“从立场上转变过来，从思想上端正过来，从感情上接受下来”。
穆扬一边听，一边奋笔疾书，连夜赶写出2600多字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内参特别点出刘西尧，说明此次招生会议代表中出席过1971年“全教会”的只有六七人，而且基本上是地方代表，对“全教会”内幕所知有限;但刘西尧曾经是“全教会”领导小组成员，有责任把“纪要”产生的经过和政治历史背景搞清楚，如实地报告给党中央，并带领大家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肃清“纪要”的流毒，打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新局面。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不但自己死抱住“纪要”不放，还竭力阻挠与会代表揭批“四人帮”，致使招生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等王惠平回到会上，帮助对内参做了几处文字修改。
9月6日，在会议代表对招生工作方针、办法意见极不一致的情况下，刘西尧突然宣布会议将于15日前结束，不作总结。不少代表强烈不满，矛头一致对准刘部长：
“邓小平同志讲话传达后，大家都很高兴，说教育大有希望了。万万没有想到，竟开了这么一个会，部长连一句话都不讲!本来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鼓劲的会，却开成了泄气的会。对这位部长，过去还谅解，现在却不好理解了!”
穆扬和王惠平急了，决不能让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指示就这样胎死腹中!9月10日，两人给中央写出第一份内参：《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指责刘西尧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
接着，穆扬把6位代表座谈“纪要”的稿子送给报社值班编辑黄植，值班编辑在稿子上署了穆扬和王惠平两人的名字。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
穆扬考虑到“全教会”《纪要》是毛泽东画圈的，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批评“两个估计”可能遇到风险，没有告诉家人，免得日后连累他们，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另据王惠平回忆，早在太原招生会上，人民日报记者找代表聊“两个估计”，就引起主持会议的教育部一名负责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议去!”
9月20日，全体会议代表接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穆扬隐隐预感到，这个传达会与自己的那个内参有关。3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情形：
“那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个个表情凝重、茫然。”
只听主持人开始传达邓小平一天前与教育部长刘西尧的讲话：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
穆扬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一年多以前，清华大学的刘冰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信触怒龙颜被全国批判和劳动改造，谁知道这次会不会又犯了大忌呢?主持人把邓小平的话接着念下去：
“……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听到这里，穆扬才松了口气。一份人民日报内参，给正在思考打开“文革”教育僵局的邓副主席及时送去重磅炮弹。
“不赞成的，就改行”
根据事后披露的材料，就在全体会议前一天，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手握人民日报内参，直言不讳地警告刘西尧：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终于可以放手清算“文革”极左派在教育界的胡作非为，他斩钉截铁地说：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邓小平再次要求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他批评了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不敢放弃“文革”中的“政审”做法。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回忆说，当时他们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对考生的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邓小平看了之后，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邓小平说：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放宽和淡化“政审”条件，直到最终取消“政审”，让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被打入另册的家庭重见天日。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照抄了邓小平的这段原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恢复职称、从大学撤出“工宣队”和“军宣队”等问题。最后，邓小平叮嘱也是要求刘西尧“转弯子”：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9月25日，刘西尧在招生会议上露面，作了检查发言，表示“诚恳地接受邓副主席的批评，并决心坚决改正”。会议势如破竹，很快对恢复1977年大学招生问题作出决定：
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
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决定对每个考生只收5角钱，考试经费由国家多负担一些;全国考卷纸张紧张，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用纸。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冬季组织招生考试，第二年春季新生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