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会议两度开
197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和王惠平来到北京饭店，采访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29天前，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刚刚在太原开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次开会研究大学招生已是前所未见，更没想到，北京会议一开就是44天!会场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友谊宾馆，从友谊宾馆的主楼搬到配楼，最后又改在专家套房，从盛夏开到秋凉，参会的外地代表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什么样的议题如此费尽周折仍然举棋不定?
这个会议关系到当时几千万青少年的命运——该不该恢复“文革”后中断11年的高考?能不能用考试的方法录取新生?“出身不好”的人有没有资格考大学?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常识、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因为恢复高考势必颠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价值。有人要冲破牢笼，有人要誓死捍卫，有人沉默以对，有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会下悄悄流传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
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
玉门紧闭吹不开。”
“玉门”是个双关语，暗指教育的大门。中南海抓捕“四人帮”后，政治形势渐趋宽松，“文革”前的老电影陆续恢复上映。经过多年“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这类“文革”歌曲的癫狂冲击耳膜，“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抒情在大街小巷悠扬地抚慰着中国人紧绷的心弦。但教育界的坚冰就是迟迟不肯融化。
1948年投奔解放区的老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到教育部几位领导反映说：
“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能否把会议的分歧写成一份内参向中央反映?”
雍文涛副部长说“你要想写，可以写”，但李琦副部长、特别是华国锋任命的刘西尧部长都不置可否。
执政党向大学宣战
穆扬1948年调入当时还是晋冀鲁豫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于共产党执政近三十年间教育制度的动荡了如指掌。
穆扬刚进人民日报时，正赶上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做施政报告。当时中共对教育的态度还比较克制，承诺华北解放区中小学校“大体上应当暂时沿用国民党时代的旧制，而在课程上加以必要的改革”。
大学也是如此，像辅仁大学把宗教课程改成了选修，燕京大学主动增设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课程，但教授还是教授，他们多年养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没有受到冲击。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起初也还允许其存在。
随着全国政权落入囊中，“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进城后，与身边的高等学府显得格格不入，迅速打破了20世纪上半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个有趣的对比：国共两党均受日俄德影响深厚，而中国教育界则饱经英美文化熏陶;日俄留学生投身革命战争者众，英美留学生大多选择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和平的党外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共产党“六大”在苏俄召开，国共两党很多政要和将领都曾在日俄留学并接受其资助，都聘过德国军事顾问。两党都曾企图以日俄德的政治全能主义，渗透和干预英美教育体系。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设立“党义课程”和孙中山“纪念周”，但在其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始终未能从组织上彻底掌控大学校园。
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断然拒绝在校内悬挂国民党旗，也不肯安排孙中山“纪念周”。散淡文人林语堂则用美国式幽默调侃道：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
即使对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不能因为政府提供办学经费，就对教员聘用和学生管理指手画脚。政府通常任命政治色彩较淡、社会声望较高的文化人做校长，大学内部事务则由教授评议会掌管。大学独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做过北大校长的国民党人蔡元培道出了那一代大学校长共同的办学理念。难得的是，当时的政府对此竟然也给予默认和宽容，否则就难以想像“五四运动”可以在军阀政府的肘腋下发生，中共地下党竟然把国统区的学潮演绎得如火如荼。
陶行知在南京政府眼皮底下办晓庄师范，惊动蒋介石大驾，亲临学校视察。正在授课的陶行知闻报，没有受宠若惊，淡然处之，安排手下接待，自己继续讲课。
1937年“七七”事变前，北大三位“红色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政见不同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挺身而出多方奔走，使三教授获得释放。
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校长梅贻琦闻讯立即召集校务会，通知黑名单上的几十名学生离校躲避。
正如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致胡适信中所言：
“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
在国民党望而却步的地方，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提出废除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教育制度”和“英美式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为穷人乞讨兴学的武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解放前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痴想，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国粹均受到严厉抨击。过去不关心政治，或者像梁漱溟教授那样不自量力地企图在国共两党以武力为后盾的政争中另辟蹊径的自由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钱钟书、杨绛夫妇戏称为精神“洗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强化国家工业化所需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同时，一举取缔了与世界文化主流接轨的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后踵被驱逐出境。本是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执政党变幻无常的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大学者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北上主持学政的答复中，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手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痴人说梦。
到1957年，大学的自由主义防线终于崩溃。对于不肯放弃自由主义信仰但也未必真想冒犯现政权的教授们，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以工人农民的名义剥夺了各学科整整一代最优秀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权利。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宣布终结大学教授“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把高考“扔到垃圾堆”
斗垮人之后，接着摧毁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信中抱怨说：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煽动“教育革命”、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五七指示”。“文革”一来，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整整一年，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校方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授意下公开发表，“红卫兵”组织冲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彻底颠覆教育文化秩序的雄心鼓舞下，一些中学生以“愤青”的狂热，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珣2007年采访了解，那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两名高三学生薄熙永(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找到学弟刘源，请他给父亲刘少奇递交一封信，郑重地说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认为当时的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回到家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悄悄搁在了刘少奇办公桌上。
1966年6月18日，这封信与更早写出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信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共同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
人民日报为两封信配发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透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在6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当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这个通知时，“文革”乱局已成：新的“中央文革”陈伯达做组长，江青、张春桥做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虎视眈眈即将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政变”成功，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动乱引向全国。但此刻毛泽东还在南方集聚力量，以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刘少奇摊牌;刘少奇、邓小平虽然政治地位摇摇欲坠，在形式上还留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刘少奇安排发表北京四中学生的来信，未尝不是对领袖的曲意逢迎。所以刘源说，废高考，刘邓那一代人是有责任的。虽然这样的决策不可能没经过毛泽东的首肯，这样的决策也百分之百地是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
《人民日报》扬言：“摧毁”从孔夫子以来几千年“旧的教育思想影响”，把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理由是：
“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人民日报》预告，以招生考试制度为突破口，要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怎么搞“彻底的革命”呢?社论举例说，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整整11届中学生的前程，就这样被轻率地葬送。从1966年到1969年，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3000万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现代教育体系的链条中硬生生拔出来，驱赶着“上山下乡”。
手上老茧是上大学资格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又对上海机床厂办学经验作出批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就在这段批示中，毛泽东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大学就不能办了吗?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就危言耸听地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后来由于中苏论战等现实政治需要，大学文科专业才得以保留，但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像大师级学者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在唐诗中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厌恶“哭哭啼啼”的杜甫，写出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全然不顾自己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犹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革”后期，北大文科进而沦为“四人帮”批“周公”和“批邓”的吹鼓手，所谓“梁效”文章，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
上海机床厂批示一个多月后，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军宣队”驻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外行领导内行，让低文化的教育高文化的，让没文化的践踏有文化的，就是要从校园内部打断千百年来自成一体的育人方式，扼杀文化价值的自由传承。
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高等院校6年间撤销106所。学制全面紧缩，大学从4年缩短为3年，小学从6年缩短为5年，中学从6年缩短为4年。虽然从1970年开始，不少大学更延宕至1972年，恢复招生、上课，但改用“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此不惜把生源降低到“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群众推荐”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更不是择优录取。教育部门每年把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形式上由群众评议推荐人选，实际上由那些得到分配名额单位的领导来决定，决定后进行“政审”，最后由地方党委政府审批，招生部门只起一点形式上的作用，高等学校也只能照单全收，毫无选择的余地。
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政审”比文化考试严格得多，完全排斥解放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城乡富裕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以及有海外背景(港澳台亲属、侨胞)的子女。
当年一部反映“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中有句台词：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中外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招收94万人，虽然其中不乏某些优秀人才。毛远新甚至在辽宁朝阳农学院推广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挑出一个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作为大学生的榜样。
这样的“教育革命”，从生源、教育者、教育目标几方面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进步，只能说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倒行逆施。
古国文明黯淡时
这是中华文明古国星河灿烂的教育史上最黯淡的时刻。
遥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民不聊生，教育家孔子不顾生命安危，忍受物质匮乏，漂泊十四载，周游十余国，广教三千弟子，培育七十二贤人，殷殷嘱咐他们游说诸侯，救乱世，兴灭国，复礼仪，行仁政。在“文革”时期“批孔”的喧嚣过后，一位中国网友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著作《孔子》，这样描绘自己心灵受到的震撼：
“既然文王已逝/传播弘扬文化的只有自己
如果上天要毁灭文化/文化就传播不到他那里
如果上天不想毁灭文化/像桓魋这样的小人
像愚昧无知的匡人
能奈我何/能奈我何
因此/必须听从上天的使命
肩负起/传播文化/拨乱反正
神圣而又苦难的命令
百折不挠地/迈步前去”
八年抗战，遍地焦土，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也从未中止。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学生的困难，国民政府开始统一高考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大后方各考点分发。就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中国抗日军队死伤惨重，兵源危机，军方要求征召大学生参军。
胡适等教授坚决反对，认为战事再紧，也要为民族复兴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最后蒋介石拍板，不同意征召青年学生入伍。这个做法，就像当年“神圣同盟”军队兵临城下，巴黎理工学院师生要求投笔从戎保卫大革命政权，被拿破仑断然拒绝，“我不能杀鸡取卵”的豪迈言语至今还雕刻在理工学院大厅的天花板上。一直到1943年为缅甸远征军作战需要，才由三青团出面鼓励部分青年学生保留学籍从军。
国难当头，半壁江山沦陷，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3所高校依然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昆明苦撑8年。教室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雨天铁皮屋顶叮吟作响，教授讲课要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朱自清教授过冬时穿不起棉袍，就买了件赶马人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旁若无人地走过昆明大街，睡觉时就当褥子垫上。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自嘲既通风又透气。学生一间宿舍挤进40人，大雨一来宿舍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用场。
这样的教授教出这样的学生中，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
抗战期间，中国那么多学子完成学业，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归功于师生风雨如晦、闻鸡起舞的坚忍，也受益于国民政府不肯“杀鸡取卵”的明智。
然而，中国在烽火连天的春秋战国和抗日战争中，以孔夫子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尚能存亡续绝，20世纪下半叶，却在和平年代被粗暴地蹂躏和叫停。包括刘源、薄熙永、孔丹这样的高干子弟，很快在上层的政治倾轧中家破人亡，在农村、工厂的颠沛流离中饱尝了“愤青”的苦涩，十一二年后青春消逝时才挣扎着圆了大学梦。
大学的劫难，责任不在“愤青”，而在于那个“越界”侵入大学的公权力。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1971年采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吃惊地发现，这个公权力竟然要对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和教师队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穆扬注意到：会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中，“文革”前的教育部和高教部一个人也没有。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甚至只是沾过教育工作边的人仅占1/3，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其他代表都不熟悉“文革”前17年的教育状况。尽管如此，当会议讨论到对“文革”前教育的基本估价时，多数代表希望肯定那个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
然而，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不干了，指责这些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迟群说：
“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文革’前的大学教授)让他们讲的。
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全教会”领导小组一名成员提出，不能把普通大学与“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文革”期间流行的工农兵教育)写在一起，这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话没说完，立即被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当众表扬了扣帽子的人，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名领导小组成员。
迟群是什么人?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1968年作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之一被派驻清华大学。1970年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主要领导成员，并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与迟群一道进驻清华，后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这名女机要员，作为毛泽东晚年身边最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一个警卫兵，一个机要员，在社会常态下压根没有资格谈论教育，却秉承领袖旨意，把持了“教育革命”的话语权。
“全教会”上，来自“文革”激进派发源地上海的代表，第一个抛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的论断，作出高调发言：
“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
这名代表会后回到上海，依然兴犹未尽：
“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动手加工”、迟群保驾护航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先民把“师”与天、地、君、亲并称，写在同一牌位上供众人朝拜，教师和教育的尊崇可见一斑。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师说》把教师的文化使命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1971年的中国，如此赤裸裸地骂自己的教育是浑蛋。
按照上述“两个估计”，中国教育完全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全盘推翻，彻底砸碎。知识分子成了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类贱民，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人称“臭老九”。简直是斯文扫地，再也别提什么“学府的尊严”。
1973年《人民日报》大肆炒作一个大学招生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一个蔑视“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
“插队知青”张铁生，辽宁兴城县一名生产队队长，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明知大学录取无望，就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吹牛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只是因为忙于夏锄生产顾不上复习，同时抱怨说考试被一群书呆子、大学迷“垄断”了，对几小时书面考试定夺入学资格表示愤懑。这个面颊黑红、身体结实的生产队长，此时就表现出政治投机素质，在信的末尾不忘恭维“新的教育制度”、“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并强调自己家族的政治清白，希望借“教育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果然，毛泽东的侄子、在辽宁执政的毛远新相中了这张“白卷”。《辽宁日报》发表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用“白卷”来反击教育界那些企图维护正常教学考核秩序和文化尊严的努力。《辽宁日报》编者按说：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8月10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强调“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押宝成功，不仅如愿上了大学，更身不由己卷入了“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的政治斗争。他到山西不少地方鼓吹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变种”就是走资派，走资派都不肯改悔，走资派遍地走，激怒了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一代老干部。“四人帮”一倒，张铁生也被捕入狱，成为“教育革命”的牺牲品。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为给老师写了3篇日记提意见，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本来只是一桩很普通的师生矛盾，《北京日报》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认为黄帅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是直接涉及“师道尊严”，但“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报道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三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党报煽动小学生与老师对抗很不以为然，以“王亚卓”的笔名给黄帅写信，希望他设身处地为老师们想想，不要做“造反派”。迟群闻讯，在“王亚卓”的信上批示：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
随即策划了《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作为答复，经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审阅，在《人民日报》发表，把三位失去升学机会的知青诚恳的劝告说成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
一年后，江青委托迟群、谢静宜到河南，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一名女中学生自杀事件。期末英语考试，张玉勤同学答不上来，在“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下，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学校负责人罗长奇、老师杨天成“不适当地批评”了她，张玉勤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杀身亡。江青听了迟群夫妇汇报，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复辟”的典型，又哭又闹说“要向全国控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扬言对有关教师“要判重刑”。结果，罗、杨二人被判处2年徒刑。
鼓吹交白卷，鼓励小学生造老师的反，把管教学生的老师抓进大牢，孔夫子地下有知，定会扼腕叹息：桓魋这样的小人、愚昧无知的匡人横行，莫非上天真要毁灭华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