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开幕前，有媒体依据2009年各省统计数字称，全国有十个省市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因而已进入中等“发达地区”门槛。东莞市也宣告，自己已初步完成当初设想的现代化目标。
两会闭幕之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这是两种看到现代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前者是主流，但温家宝提醒人们，现在必须对这个主流看法进行反思，重新界定现代化的含义和标准。必须抛弃经济、技术导向的狭隘观念，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看待现代化。
太物质主义了！
中国人把现代化作为追求目标已有万余年，至于今人熟悉的“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性宣示，则可追溯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不过，当时的“四化”是指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十年后，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以科学技术替代了交通运输业，从而形成了标准的“四化”表述。
这一愿景曾激动国人的心灵。但这个现代化完全局限于产业与技术层面，现代化被等同于工业革命。当然，即便这样的现代化，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搁置。“文革”结束后，执政党恢复这一现代化战略，上世纪80年代充盈着一个现代化的梦想与努力。那时，尽管邓小平把“四化”量化为到20世纪末人均G D P达到1000美元，但伴随文化启蒙与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对“现代化”的含义还是予以广泛拓展，突破技术、产业层面而进入制度与文化层面。当时有“第五个现代化”之说，有人指文化，有人指政治，还有人更抽象，谈论“人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
90年代后，中国人所理解的、尤其是官方所倡导的现代化，继续局限于产业层面。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现代化仅被当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也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基于这种物质主义精神取向，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了看似宏大、实则单薄的现代化方案。比如，2000年底北京市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以上，由此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千年之后，国人的现代化概念有一定扩展：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个时候，人人都在谈论知识产业、知识社会，环境、生态等因素也被纳入现代化规划中。只是这种扩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代化概念的物质主义取向。人们习惯于从经济、产业角度谈论现代化。也正是依据这样的现代化概念，诸多官员、学者确信，今日中国已经达到现代化的相当水准，因为中国有宽广的马路、高耸的楼宇、飞驰的高速铁路和发达的高速网络以及互联网。
中国人如此狭隘地理解现代化，并不奇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具有物质主义取向，社会科学的实证化、数量化倾向诱导学者过多关注可量化的物质性指标。比如，在8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美国学者英格尔斯（A lexInkeles）曾经为现代化提出过十个量化指标，包括人均收入、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识字率、教育、医疗水平等等。中国诸多地方的现代化目标正是据此指标体系制定的。
但当然，国外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关注点乃是集中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及人的精神的变化等方面的。英格尔斯就是“人的现代化”的倡导者。可惜，这一洞见及其他关于现代化的准确概念，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被忽视了，新千年以来的中国学界甚至刻意回避现代化的制度与文化层面。
这种扁平化的现代化概念诱导整个社会、尤其是精英群体面对高速经济增长产生一种盲目乐观情绪，以为中国已逼近甚至进入现代。以成功者的心态沾沾自喜地炮制出来的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就与这种现代化观有关。或许可以说，狭隘的现代化观已构成中国完成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从现代国家的视角理解现代化
那么，现代化指什么？撇开学理上的纷繁争执，可从最抽象层面给现代化下一定义：现代化即指前现代社会致力于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标志是完成“现代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
那么，现代国家又是什么？现代国家就是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后来扩展至全球的国家形态。与前现代国家相比，它有很多显著特征，比如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具有较高水平的城市化、教育、医疗等。不过归根到底，现代国家是一套覆盖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特别的制度组合，这至少包括四个面相的制度。所谓现代化就是构建这些制度的过程。
现代商业秩序
提起现代化，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一系列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由此而出现的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人的生存的物质条件的普遍的、大幅度的改善。
这种现象确实是任何前现代社会所没有的。不过，这只是现代化的后果，其前因则是一整套合理的商业制度，即现代市场制度。它的基础是私人产权界定与保护制度、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制度。这一现代市场制度最早成熟于17、18世纪的英格兰，它形成了所谓“斯密动力”。由此，那里发生了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城市化革命。随后，这套经典的现代商业制度体系向其他国家扩散。
确实，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欧美各国政府开始强化对市场的管制，二战后的英国等欧洲国家甚至出现过国有化运动。不过，混合经济模式的基础仍然是市场制度，国有企业只是市场结构中的补充性因素，政府监管也是在市场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一时期进行的苏联模式试验证明了，如果颠覆斯密所构想的那套市场经济机制，由政府全面控制资源，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则国有企业连最低程度的效率都无法具备，社会无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更不可能公正地进行财富的分配。哪怕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要政府控制重要资源，国有企业占据重要部门，私人产权得不到平等的、有效的保障，那么，国有企业就可能变成滥用权力的主体，整个社会的财富配置格局将会严重扭曲。
现代法治
离开法治，现代商业秩序将无法维系，因为，现代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以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前提，现代国家用以确保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制度安排就是法治。现代法治诞生于英格兰，这与其普通法传统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17世纪的普通法法律人面对王权崛起，对封建的法律至上原则进行转换，把国王、甚至议会的权力置于法律之下，从而构建了现代“法律之治”制度。
现代的法治要求，法律必须是公正的，不被君王或者议会或政党的利益和意志所左右；司法必须独立，虽然为确保司法公正，也需要在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比如陪审团制度———间寻求平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民众与政府平等，私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随意侵害。
通过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法治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文化、财富隔阂，塑造出一个“国民（nation）”共同体，现代市场、社会、政治活动就以这些自由而平等的国民为主体，而现代国家也就是“国民国家（nation-state）”，而非等级制国家、身份制国家或阶级专政国家。
现代宪制
一个共同体为着解决其公共事务必得设立政府，但拥有强制权的政府又有滥用权力的倾向。这是一个悖论，始终困扰着前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也许就在于，通过合理的宪制安排（constitution）解决了这个悖论。现代政府比一切前现代社会的政府的权力更为广泛而强大，它可以有效地执行法律；不过，这种权力又受到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因而政府本身不至于成为秩序的破坏者。
实现这一点的主要制度安排是民主选举与权力制衡。民主制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国民多数的意愿可被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从而让政府服务于人民，这包括建立必要的福利制度。分权制度则保证权力不会高度集中，从而令政府无法作恶，即便作恶也可尽快矫正。
现代精神秩序
几乎所有讨论现代化的理论或者遗忘这一点，或者过多强调现代化要求于人的精神的现代性的一面，而忽略传统性对于维系现代社会的价值。
韦伯、托尼等西方学者对宗教与资本主义间关系的讨论试图揭示，传统的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如何经历转换，容忍甚至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宗教的这种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正当性，从而让现代的物质生产飞跃获得精神上的许可证。不过，在西方，教义变革后的宗教依然是反物质主义的。
这一点通常在中国被忽略。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事业，始终伴随着猛烈的反传统、反宗教的思想与社会运动乃至政治运动。但考察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现实即可发现，国民的精神基底依然是传统的，带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
这一点至关重要。现代国家也是一种秩序，一旦宗教或者类宗教的精神生活被取消，人变成个人物质收益最大化的算计者，则社会成员间就不存在基本的信任和责任意识，也就没有秩序可言，遑论现代秩序。现代人的精神秩序理应是古典与现代的平衡。而在中国，精神秩序之重建必须与传统和解，中国人须于复兴传统的过程中创造新文明。
现代化就是构建现代国家
依据以上对现代国家秩序的讨论，我们当可对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予以较为准确的评估。结论显而易见：中国的现代国家尚未完成构建。确实，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在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甚至不能说，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经济体制：私人产权并未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障，政府仍控制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仍享有诸多特权。更不要说，法治、宪政等制度之基本框架尚未建立，中国人的精神秩序处于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混乱状态。
这样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令人忧虑的。现代国家各个面相的制度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支持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秩序。一个共同体要构建现代国家，就应当同步推进这几个方面，现代化的规划必须是整体的，这才能够确保国家的结构之平衡与稳定。
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有些国家借助于后发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通常由于权力未被有效约束，高速经济增长反而恶化社会结构，诱发社会分裂、对立，最终或者走向内部的群体冲突，或者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乃至后来的苏联，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遭遇过此类致命挫折。
这些历史教训足以令人警醒。在中国，人们已可观察到现代化过程失衡的严重后果：物质财富在快速增长，但它反而成为诸多社会、政治、文化问题之源：贫富差距扩大，官民为争夺利益而激烈冲突，不论是利益的获得者还是失去者，精神均陷入高度不安、惶惑之中。凡此种种严重侵蚀社会凝聚力，社会基础性秩序因之松动甚至溃散。
更要命的是，官方、精英把物质配置不均的财富增长当作现代化的全部，导致现代化愿景本身在国人心目中丧失魅力：地方政府宣告自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或者统计局宣告中国的GDP、贸易等等成为世界第几强，每一次引来的不是自豪感，而是哄笑。基于对增长主义迷信的无奈，人们对于关乎文明与国家命运的严肃问题，宁愿处之以玩世不恭。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处于十分微妙的关节点，繁荣幻景随时可能逆转而直线下坠。当此之际，整个社会，尤其是精英群体、领导层，实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化理念，抛弃物质主义、增长主义，转而以整体视野，以构建完整的现代国家为己任，推动最为重要的制度的变革。这就明智地需要学习过去三四百年来诸多国家建国的智慧，虔心地总结过去100多年来中国人构建现代国家的成败得失。但最重要的，推动现代国家构建，需要对历史和文明负责的道德担当，更需要面向未来的政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