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北大新青年网站创办时，我曾写过一个“答问”，谈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三种“传统”。或者也可以说，有三种主要的承继性力量在参与塑造我们当前的“现实”，有三种基本的限制性条件构成我们继续创造历史的前提。最近甘阳也谈到新时代的“通三统”，并主张融会这三种“传统”。

如果以不同的时段来划分，第一种传统可称之为是“以千年计的传统”或简称“千年传统”，这就是中国在它真正面对西方和异己的一个“世界”之前、在漫长的两、三千年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千禧年（millennium）式的传统”，因为长期生活在这一传统中的中国人其时的确看不到另外的基本选择，而只是希望在他们所处的基本架构内进行改革。

第二种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以百年（century）计的传统”或“百年传统”、“世纪传统”，那是前期启蒙、后期革命的传统。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持久的激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三种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十年（decades）计的传统”或“十年传统”，其最重要的表现是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勃兴，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国力的迅速崛起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变。

如果按老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不是他之前苏格拉底的作为真理助产术的、从怀疑开始的个人探索的辩证法；也不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欲以一个吃掉另一个告终的集体斗争的辩证法——那么，这三种传统看来是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而这“合”的阶段其实才刚刚开始，这一“十年”的传统是否能展开为以它为基础或起点的新的“百年”、乃至“千年”的传统还有待于观察。

第一种“千年传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即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传统”，它是漫长的两千多年中的“正统”；而第二种“百年传统”实际上是激烈的反传统的“传统”，它代表着一种决裂、或至少是断裂。而第三种“传统”则直接是对第二种“传统”的一种回拨，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开始试图对第一种“传统”做部分回归，至少，它重新以一种比较平和与务实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与世界，对待过去、现在与未来。

当然，后两种传统其实也都还是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大范畴，它们都试图致力于状况的平等或权利的平等，而与中国古代的千年等级社会的传统相对立。但另一方面，前两种“传统”也有一种类似之处，即它们都有一种“千禧年”似的理想信念，只不过前一种信念比较温和而持久，后一种信念先是迅速推到极致而后又比较快地流失。而现在的“十年传统”则有点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如果太短视自然会隐藏危机、但它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机和契机。

和黑格尔或其它有的历史解释者（如黄仁宇）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表现在中国的这一历史过程就是命定的必由之路或事后看最合理的道路，因为中国本来也有可能经历印度式的、土耳其式的、或天知道什么样的另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也不同意这一历史过程今天就达到了如黑格尔的诠释者科耶夫所说的那样一种“历史的终点”。

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主要由三种传统糅合的“现实”，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它们都在同一个“现实”中互相冲激和影响。今天的“千年传统”可能主要是在比较潜在但也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层面影响着我们；“百年传统”主要是作为国家架构和政治观念在发生作用；而“十年传统”则在以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

“千年传统”存在的时间最长，但也离我们最远；“十年传统”持续的时间最短，但是离我们最近；处在中间的是“百年传统”。我们很难说清哪一种“传统”实际上、或最终会起更大的作用，勿庸置疑的只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确不再是处在一种单纯或单一的传统之中了。但在谈到“融会”三者之前，我们需要先认清它们，注意其间的分别性和断裂性。

我们也许需要不断地作出选择而不是一次抉择。这种选择大概不会是简单地回到或坚持那一种“传统”，而更可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重新认识与组合。我们的市场经济还需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还需补课；而对被隔断了一个多世纪、曾经让许多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千年传统”、我们也需要恢复记忆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和批评。未来对作为认识者的我们来说差不多总是未定的，但未来又掌握在作为行动者的我们手中。

（原刊于《新京报》时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