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大哲学系有传统而无学派，重学风而薄门户，我觉得此说有道理。北大哲学系里被公认为大师级的学者多是某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者，如冯友兰、胡适之于中国哲学史，张颐、贺麟、洪谦之于西方哲学史，金岳霖之于逻辑学，宗白华、朱光潜之于美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全国从业者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却没有一批人可以说某位创始者的传人，没有听说有以北大哲学家命名的学派，也不能说存在一个“北大学派”。其教师在建系初期起即有承袭晚清学术的经史学家和学习新学的留学生多个来源，西南联大哲学系教师来自五湖四海。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让全国哲学系都被汇集到北大，似乎抒发了“天下英才尽收囊中也”的领袖情怀，教师亦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即时快乐，其实真正得益的应该是学生，大师们为他们讲授各门功课，师出多门，不拘门户，没有壁垒。由于历史缘故，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历来都把全系特别是教研室的教师当做自己的老师，来自外校的也乐意自称是本校老师的私淑弟子。这当然不表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不重要，而是说，北大哲学的传统不依赖师生、同门等人际关系而得以维系传承，这是“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大环境中一片难能可贵的净土。

学术影响和学风才是维系北大哲学传统的真正力量所在。学术影响和风气是无形的，也是真实的，是宽泛的，也是具体的。就我读过的前辈著作而言，感到这个传统至少有四种类型。

一种是用线索贯穿史料的治学路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这方面的杰作。有人说他借鉴了西方哲学史的架构来裁剪中国思想史料，我看未必如此。晚清学术中已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见识，章太炎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史”的主张。冯友兰的聪明之处是在古代文献中缕出子学、经学、佛学和理学的次序和理路，实与“以西解中”无涉。北大学者浸淫于史料的“块块”与线索的“条条”之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即使在“革命阶级的唯物论与反动阶级的唯心论两军对阵”教条的禁锢中，也能藉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按照历史线索和具体观点编写内容详实的中西哲学史料。由此形成了一个好传统，每写一部哲学史教材，都要编写相应的资料选编或原著选读，除中西哲学史外，东方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西美学史、西方伦理学史皆是如此。黄枬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多卷本则把发展线索和文本材料合为一体。

还有一种是经典释义的蹊径，其承袭了考据学的传统，与西方古典学的风格接近。中国哲学中的小学难以与义理分割，文本注释更侧重于文意解释，而非字词疏通。张岱年对史料的辨伪与证真、区分与会综、厘定史料的次序、训诂的原则等问题都有精辟的理论，他的《中国哲学大纲》是按照这种方法论对哲学范畴分门别类，不按历史线索。汤一介主持的儒藏编纂和研究是经典释义传统的发扬。治西方哲学前辈们的翻译遵循“信达雅”之标准，注重词句格义和文本解释。陈康的《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中注释多于译文，“反客为主”的文风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意识。贺麟、洪谦、熊伟、王太庆、张世英等人的西方哲学译作和著述之所以能使西方哲学融入现代汉语的语境，依靠的是对中西思想的双向理解。

问题导向是北大学者研究的又一显著倾向，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和《知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作品对主旨的辨析、论证下深入、细致的功夫，比哲学通史更能激发人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哲学传统在西方被称作“苏格拉底方法”，在中国被称作“道问学”，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冯定《平凡的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时现实问题相结合，却遭到政治大批判，这从反面提醒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固然需要学识和才气，但独立的人格和胆识更为重要。

汤用彤著作代表的治学传统与上述三种都相关，但又难以归属于任何一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汉魏思想的发展》等书的宗旨是“文化移植论中最根本的问题”（汤一介语）。这些书综合了前面三种类型中的“史料”和“线索”、“考证”和“问题”，不但史论结合，而且论从史出，用通贯的思想史切实解答近代以来所争论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样的学术批评史在国外很流行，不少新理论由此开出，我们现在十分需要弘扬这一治学方法。

北大哲学传统不止体现在书本上，更渗透在师生们教学、研究和交流的活动中。比如，在一场学术报告会上，一个老师依据新发现或自译的史材料提出一个观点，听众中的同行、学生或问：你的材料可靠、全面吗？解决了什么问题？论证的逻辑是否有问题？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答之间显出不同学风和理路在碰撞。

传统是一种活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包袱。面对社会上“现在为什么没有哲学大师”的质疑，我们应把北大的哲学传统看作正在进行时，仍处在熔铸、发展、转型、变化之中，在学术传统的大道中流动，“道能弘人，非人弘道”；在学术批评史的长河里，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