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①]

摘要：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特色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性。这一“为己”的传统同时也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抱持着充分的开放态度，有着扎实的研究。该传统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受到的挑战和相关的争论都颇具启发，因为如何去界定和思考在中国社会学里的“中”和“西”的问题，同时固然是理论与方法论之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也是如何理解处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社会学；问题意识；传统；西方

一、问题意识

关于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从近代中西交汇以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核心焦虑。关于“中”与“西”的界定，虽然一直都众说纷纭，不过却并不意味着这二者所型构起来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时至今日，相关焦虑及其争论既未曾缓和，甚而至于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乃至制度建设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当今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可以说是“心有戚戚焉”，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和观点。不过，社会学本身作为一种从西方引入的学问，在讨论中西这个问题时，还是稍微有点复杂，原因在于，社会学的基本定义、理论、方法论、研究传统等等几乎全部的学科框架，都是来自于西方，尤其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学的经典三大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Marx）都是欧洲人。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之后，又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所以讨论社会学之中的中西问题，需要将社会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带入进来。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唯一明确的答案，因为不同的社会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见解，这甚至是构成社会学中不同流派与传统的起点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界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且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中学与西学问题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中国学界引入社会学要从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开始。严复从这部译著到后来在各种翻译与引介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社会学的认识，在中国学界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严复本人对于中西问题的态度非常复杂，并非本文的主题。不过，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以及在其他许多作品（如《原强》《与〈外交报〉主人书》等）中，严复讲得很清楚，即他在引介社会学的时候，其实是将其当成一门圣贤之学并对其有着疗治“吾国之所最患者”的期待。如果说社会学作为一门西来的学问，在其起源上的性质就已经使得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特别复杂的话，那么，对于“何谓社会学”和“社会学何为”的理解，则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梳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学虽然最初被当成了一种西来的学问，但是在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们看来，一方面，它与中国传统的经典理论关怀如出一辙，却又更为深入[②]，而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如此，所以社会学的引入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为己”之问题意识。这种对于社会学的双重理解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从未断绝，而且随着学术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在这一大的问题意识引领下，中国社会学在最初就奠立了极其明确的基于传统而放眼世界文明视野的气度，和兼容并包又扎根现实、尊重经验的特征。

这一特征在中国社会学早期的杰出社会学家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不仅包括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出路的探寻，如李景汉先生所作的“定县调查”，而且还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如吴文藻先生的努力[③]，最后还有实践的层面，如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所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个传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费孝通先生。从1933年进入清华学习开始，到1936年他在进行“江村调查”之前的这三年期间他所做的社会调查和所写的论文，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中的传统维续以及如何达致社会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费孝通在其早期就已经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明确确立在理解中国社会、理解这一社会的变迁最终会到达何种稳定的状态。以他在江村的研究为代表，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志在富民”的理想，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具体和特别现实的问题。所以，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传统来说，虽然社会学是西来的一种学问，但是这种学问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学问的精神极其吻合，另一方面，又恰恰由于其研究特征而是“为己”的，或者说“为中国”的。

就社会学研究本身而言，这一点与韦伯、涂尔干等人在其经典社会学研究之中的核心关怀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实现社会的道德团结、安顿人心、重建秩序。恰恰是因为这个方面，这门西学在中国反而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它最能够扎根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之中，并且因此而成为在世界上特别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种类。“江村调查”以及后来写成的《江村经济》这部著作，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西方，至今都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必读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最中国、最本土的东西反而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和最具影响力的。

而另一方面，从吴文藻先生不以国别差异为界，有意识地将优秀学生送往西方最好的大学培养，到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魁阁时期”，仍然在努力汲取西方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如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阅读和理解[④]，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这批学人都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一以贯之地尽最大努力保持开放的胸怀，既对于西方的文明成就有着最大的敬意和学习热情，同时又主动将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理解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进行。今天我们熟知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乃至于《乡土中国》之中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学自身概念的酝酿和提炼，如“差序格局”“无讼”和“长老统治”等，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说，尽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最初是用英文所写，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说，这一状况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天然地接受以英文写作来延续社会学传统、甚至将英文写作视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我们必须要对于这样的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不能以其中一个特征来涵盖整体并且代表整体。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堪称具备了“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学问”这样一个特色。

二、社会学理论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指引下，社会学仍然存在着一种比较具体的挑战：现在几乎所有公认的社会学理论，都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以至于今天在社会学内部讨论西学，经常会被误以为就是在讨论理论的问题，而在社会学界内部经常被诟病的理论与经验相脱节的问题，往往也是因为被嵌套入了“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这样的简单二元区分思维模式，而大行其道。

我们当然必须要承认，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从经典理论到现当代理论，从宏大理论到中层理论乃至微观理论，基本都是西方学者的舞台，而与此相应，今天中国社会学界的经验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中国”这一问题意识而针对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经验。从这一角度来说，理论问题确实可以说居于社会学中西问题的核心。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具体化为，我们如何对面这些西方理论？从事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去阅读西方的社会理论了呢？

就理论本身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事实上并没有某种界限分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存在某种唯一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theories）及其前身或者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socialtheory），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景象。社会理论的学科性并没有后来的社会学那么强，而在历史上又要远远超过社会学本身的历史。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理论滋养了社会学理论，然而社会理论本身又有其丰富的现实经验的滋养。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对于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构成挑战的，应该是宽泛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理论而非更具工具性气质的那些社会学理论，如中层理论。因为比起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更具有亲和力。这确实是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要回应这一问题也非常困难。原因在于，西方的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己”的，有其自身明确的思想史传统与现实关怀，其中某些理论，即便谈到了中国，也并非是为中国人而写。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在过去百年中，所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历史时刻，在很多方面也有着与西方类似的体会和经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优秀的西方社会理论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想象，在情感和思考的层面上，可能都不比中国传统理论资源更少。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为己”这一前提下，如何面对西方理论，其实就不再是受西方影响的问题，而同时既是如何理解进而研究西方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的问题。正如我们可以在政治、文化、民族志、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等领域中将西方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当然也可以不仅仅将西方的社会理论视为某种指导，而是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加以研究。明确地说，在中国进行西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要求与在其他领域中的要求应该并无二致：并非仅仅译介某种西方思想并因此而成为二手理论家，而是要以研究的姿态进入到西学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西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思考主体、理解视域等都会以中国的当下（the present）和传统为基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在西学的当下和传统之中来理解其文本与思想。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将西方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中而化之为基本目标。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影响为例。这部著作在中国学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中国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后，今天对于中国学界理解中国本土问题，已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目。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在中国学界的故事中看到，我们阅读西方社会学的经典和现当代理论，读什么样的书，从何处入手，对于何种理论有共鸣或者唤起启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样的经典著作极其深刻地讨论了普遍的现代性问题，并因此而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必经之途，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出发点却也都是中国本土的问题，研究取向也一定会与中国的意义问题相关联。所以社会学中国化不是说只研究中国而固步自封，在中西问题域中去努力建设中国主体性，也并非说不去理会西方理论。研究西学以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增进自我理解为目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行为的理解，在社会学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向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如儒家的传统）汲取营养的必要。费孝通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回归中国经典传统以汲取理论资源的研究取向[⑤]，这当然是建设中国社会理论及社会学研究主体性的必要环节和努力，弥足珍贵。此外，我们也还要看到，为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在变迁之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传统的纬度之外，还必须要考察到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遗产和当下全球化的处境，如果在各种方面都要有明确的“界限（limit）”意识，就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理论资源来实现理解诉求。甚而至于，如前所述，也不能仅由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实现，而是要回归到社会理论也置身其间的东/西方整体思想史传统。这正如我们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人类行为以及他们的互构，就必须要在更为丰富的文明背景下来进行，而不能仅仅从职业化训练的角度来进行一样。

三、从理论到方法

如果说在理论的意义上，理解他者不仅仅是为了真正理解自身，更是丰富自身的必经之途，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中西问题还是要以本土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需求为主，那么我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的理解，考虑到这一前提或许才会较为恰当。

近年来，在大陆社会学界持续产生关于方法论之争的现象，本身或可说是对于“何谓社会学”与“社会学何为”两个问题之焦虑的体现。这样的争论在社会学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本身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反而堪称是社会学的特征之一。因为就社会学本身来说，不同的方法论主张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学假设，而不同的社会学假设，则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假设甚至是政治理解。所以，在具体层面的论争并不仅仅涉及到该层面，而是在若干“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基础上而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本文的前述主张，我们当然会认为，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主义以降的传统，并非社会学的唯一可能性，反而有可能是中国社会学里中西问题的新挑战。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也存在着严峻的社会学研究的活力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本土的社会学家们就已经批评过美国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与社会科学的危机[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仅在社会理论之中不存在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西方”，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是否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西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科学”，也是大可质疑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仔细分析西化的问题。或许简单照搬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制度、发表制度、评价体系等等“形式化”的外在制度，而忽略对其精神实质的分析与吸收，才是真正的西化危机之所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或者是专业术语，必然有其自身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⑦]。如果不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又如何能够不加分辨地将其应用到对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就此而言，西化的危机更像是全球意义上的问题与危机。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科学问题[⑧]，一旦取代对于实质问题的讨论，很快就会淹没中西的问题，也会淹没许多实质性的研究问题和对于研究对象的真正关怀。在许多思想家看来，当今社会学（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问题正是在于这种对于形式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琐碎化、肤浅化[⑨]，甚至有瑞泽尔所说的麦当劳化[⑩]的趋势，并因此而远离真正的民生疾苦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11]。在社会学中，这个问题直接表现为研究方法的问题。一门学科，如果过于强调其职业化，那么如何能够在特别具体的研究层面上，去处理诸如主客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呢？又如何能够将前述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延续进入到具体研究中呢？

日常生活的抽象化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危机所在[12]，如果我们仅仅基于对已经抽象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理所当然的认知，而开始社会科学的研究，那么对于抽象人的理解显然会成为以今天美国式的定量社会学为标准的基本理据所在。而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已经被米尔斯、奥尼尔等人以批判的态度讨论过。叶启政先生通过对于现代统计技术的发生学研究，也早已明确指出，这一做法的“迷思即在于把整个历史与文化条件抽空，以为统计概念与其方法理路本身，具备有客观地检证具普遍校准之科学真理的能耐。殊不料，他们长期所依赖的概念——如中央趋势与离散度这两个‘客观’的‘神祇’性概念，本身其实就是特殊文化与历史背景底下的特殊概念产物。说穿了，它们只是启蒙理性带来的一种特殊‘魔咒’，一被沾用上了，就必然把特定的文化与历史意涵一并地承担下来。”[13]

然而我们还是要面对社会学理路的问题。社会学在其诞生之初，确实被视为一门科学。然而在涂尔干看来，这是一门处理道德问题的科学，亦即用科学的方法来实现道德关怀、安顿人心秩序、重建社会团结的学问。科学要服从于这一目的，而不能任由方法掩盖实质的关怀。社会学的科学取向确实曾是在其起源之初的实质特征，这一点无论在中西都是如此。张静在《燕京学派》一文中曾经非常清晰地讨论过燕京学派何以成为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研究流派。其核心就在于诸如《江村经济》这样的作品，“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14]。在张静看来，这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专业性的工作”[15]。张静的论点清晰，论证得体，不过却忽略了燕京学派另外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对于传统士人精神有意识的继承与发扬。费孝通本人固然自认属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16]然而另一方面，在最近大陆关于费孝通的研究中，也开始关注他作为或者说自视为“士绅”的一面[17]。也就是说，无论是费孝通本人在后来还是对他的研究者，都会重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与现代双重性的叠合。这一双重性在其早期就已经表达出来，而且贯穿他的毕生研究，主要体现在其通过新式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实质性问题意识，“特别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绅的情怀”[18]。

这种情怀，正是自严复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为己”的力量。这个力量连绵不断，蕴育出一代代有着浓郁情结的社会学学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知识界持续不断地关于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不能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都与这种情怀有关。这正是费先生晚年提文化自觉的意思，他是通过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出“科学”的人类学研究而忽然领悟到这个问题的[19]。

这种情怀当然不可能来自于职业化的训练，而是来自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熏陶。不过，费孝通这种双重性也向我们提出一个清晰的问题：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费孝通那一批学者之所以人才辈出，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密切的关系就在于他对于家乡、进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感情。这一深厚感情是他在晚年不满足于纯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提出“文化自觉”的重要动力[20]。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相信只有一种社会学及其研究方法，即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与职业化的社会学，那就会遗失社会学最为实质的内涵。社会学也会在科学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失去想象力乃至枯萎。就此问题而言，实质就不仅仅在于中西问题，而会以古今的面貌出现。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迄今，面貌纷呈，受到了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各方面影响，也在经验研究方面扎实地继承了既往的优秀传统。不过，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前述学科职业化（而非专业化）过度发展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最容易以科学化、中层理论化的面貌出现。如上所述，这一类研究本身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并不明显，并因此反而容易大行其道。虽然坊间常以“美国化”名之，不过这一讲法可能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即便在美国本土，针对此种趋势的批评也并不罕见。然而美国社会学研究的职业化和纯粹科学化趋势，有其具体的政治制度、市场机制乃至传统的背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社会学科学化学科建制，套用其问题意识、法论原则、理论模型等等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显然并不恰当。用渠敬东的话来说，就是“将美国社会科学中最狭隘的部分当作自己的标版”[21]。更有甚者，诚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所说，这种对于学术的处理，会淹没学术本身的复杂性及学者对于实质问题的决断。我们特别想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谈中西问题，那么，形式化的那部分是否也属于西学？是否属于西学中我们需要更加予以警惕的部分？即，我们今天在讨论西学的时候，要对此种西方学者也屡屡提出反思的趋势予以警惕。我们并非说这一趋势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这一趋势正有越来越极端化的倾向，无论在中西，都会导致我们错失对于社会和人的真正认识与关怀。这一点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任由它发展下去，不免会落入到一种极端的反历史的或者无历史的、意义的研究。这一类社会学研究，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界并不少见，无论是以中文发表还是以英文发表的论文中，都存在这种现象。

学术性的思考相对于意识形态、文化的偏见和政治和不同的学术价值观点的影响所必须持有的自由状态，不能仅靠这一表面上的客观性加以保证，而恰恰要保持对它的反思。因为它不过是另外一种偏见而已。

四、结 语

本文仅仅从学术传统的角度切入，沿着从社会理论到社会学方法的线索，来理解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这当然不是理解该问题唯一的角度和线索。在这一问题上，最自然也是最朴素的思考线索，是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与作为其背景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结合在一起，同时将其与中国近现代社会之中，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意义上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的主体认同的问题必然会成为焦点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选择何种社会方法不仅预设了对于“社会”的假定，也预设了在政治上的立场和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的问题与政治的问题无法截然分离——尽管我们在研究之中，还是要遵循求真求实的韦伯式态度。

这当然并不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对于今天中国社会学而言，无论关于社会学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如何，经典理论家们及其同时代人们，都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下处境的最基本隐喻与思考范畴，无论这一当下涉及到科学、现代、还是生存与压抑、解放与自我理解，没有西学，我们的想象力会变得极为贫瘠，而如果只有西学，甚或至于只有西学中最形式化的那部分，那也就不存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了。因为如前所述，西学中最为形式化的那些部分，必然预设了对于人、社会和政治的理解，仅仅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研究，我们就不免会错失中国的人、社会和政治的本来面目，甚至会将中国本土文化的实质性要素视为落后的、多余的和需要淘汰、加以纠正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以经验之名进行的研究，往往是最抽象、距离中国人的生活与自我理解最远的，既无法实现认识和理解的目的，更无从谈起现实意义上的关怀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正如费孝通先生的写作那样，鲜活又深刻，常常会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特别亲近。所以如果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要去做“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学问，就一定要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现实研究中所能起的作用和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它更是研究的动力源泉和本土化的方法论理据。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意思，也正在于此。[22]

所以如果我们要向费孝通先生学习，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抱持朴素的关怀态度，将学术和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重大问题、个体和社会的历史经验，与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当下存在放置在一起进行思考，以现实为关怀，避免以某种单一的方法论主张为准的削足适履式的眼光和态度，同时关注到实践和变迁的角度。如果我们要以复杂化和具体而开放的态度，而非简单化和抽象的态度，谨慎地处理在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之中各种层面的意义和经验之纠缠，就必然还是要回归到中国社会学研究已经建立起来的优秀传统之中，坚持真正的田野工作与经验研究，坚持进入到社会之中去理解社会，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成就保持谦虚的学习态度，同时不断反思社会学的工具，反思方法论绝对主义，将现象放置于其传统本身与世界之中，面对其在语境/背景/情境（context）之中的意义与结构。不过，仅仅强调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和社会学的）真实经验和体验，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这些工作之外，社会学研究还要有责任要承担起进一步的理论自觉，要认真思考，做一个学术代际，我们这一代学人，究竟要做什么，要思考什么问题，要如何去思考，要通过什么方式思考，而不仅仅是将某些体验说清楚。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就必须要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超出仅仅作为“局外人”的科学式限制，有意识承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秀的情怀与抱负，以“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23]，才能够重新直面因熟悉而不熟悉的过去以及因熟悉而更为陌生的当下，才能真正挖掘出中国本土的传统理论资源与“社会底蕴”[24]，直面重大问题，重建中国社会学自身源远流长的脉络、活力和文化深度。

注释：

[①]收稿日期：2017-04-30

作者简介：孙飞宇，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②]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页。

[③]吴文藻先生在燕京大学时，非常注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曾明确提出要将优秀的人才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培养的主张。他门下的优秀学生以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四人为代表。四人皆为1910年出生，生肖属狗，又都学业有成，被吴文藻夫人谢冰心称为“吴门四犬”。

[④]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30-41页。

[⑤]如渠敬东、周飞舟等人的工作。参见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2015年第1期；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

[⑥]Gouldner,Alvin W.,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Mills.C.Wright, The Soci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⑦]如叶启政在《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一文中的研究。

[⑧]胡塞尔，埃德蒙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⑨]O’Neill, John,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2.

[⑩]Ritzer, George,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PineForge Press, 2004.

[11]BaumanZygmunt,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孙飞宇：《流亡者与生活世界》，《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1年；《方法论与生活世界：舒茨主体间性理论再讨论》，《社会》第33卷，2013年。

[13]叶启政：《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贝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台湾社会学》2001年第1期。

[14]张静：《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4页。

[15]张静，《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30页。

[16]参见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第645-646页。

[17]费孝通在晚年曾在回应一名英国教授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提问时说：“我还是绅士，没变！”（参见王铭铭：《费孝通的学术理想》，《书城》2005年第5期，第32-34页）另外参见杨清媚的相关研究（杨清媚：《最后的绅士》，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咨询2010年版）。

[18]孙飞宇：《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梳理》，《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9]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20]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21]渠敬东：《社会科学越来越美国化的危机》，《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

[22]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23]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24]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第35卷1期，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