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密云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休闲与经济发展”的论坛，我发言谈到，休闲固然可以用作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从整个社会和人生言之，享有闲暇实在是比经济发展更具目的性的东西。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较多的闲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能显示出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军事院校里工作，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开过会了，即便在这以严格和忙碌著称的军校，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也都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这在“文革”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晚上、周末也往往都要无可逃避地参加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参加阶级斗争、或者组织的义务劳动，人们没有自己真正放松的闲暇时间。于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文革”真的在我的生活中结束了，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的时代的结束。

今天，人们的闲暇时间不太受政治运动的挤压了，但却很容易受到经济力量的压迫。一些个人或群体可能会不断的致力于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大的经济业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社会指标和整体的生活感受与质量。而更迫切的一个问题是——就像我们从王斌余、阿星等农民工的事件中所看到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因生计所迫，以及缺少法律和公权的切实保障，每天长时间紧张劳作而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

这种状况应当说是很不正常的。当然，始终会有一个如何利用你的闲暇时间才更有意义的问题，各人对闲暇时间需求的多少和迫切性也不一样。但是，首先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份起码的闲暇时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是被两部分时间填满：一是劳作的时间，一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即吃喝拉撒睡的时间；甚至一个人得压榨自己的一部分生理需求时间而将其放到劳作以谋生的时间中去，那这样的人生将是很可悲悯的，那无异于使人降低到动物甚至动物以下的水平。

闲暇是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非劳作时间，它往往被人们用来休息、放松，娱乐，也可用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闲暇的获得要以劳作为基础，但工作效率的提高，各种发明和创造又常常得有赖于人在闲暇时间的思考，有赖于人在突然放松时的茅塞顿开。有意味的闲暇和有目的的工作一样，都最能促进和体现人类之特性、个人之特性。没有闲暇，也就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没有个性的完整无损和丰富多彩。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大多是有闲的人们在闲暇中创造出来的。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妨以人们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为一重要的标志和旨归。

我们要捍卫人们的闲暇，使之不受来自外界的强迫学习，强迫批判、以及各种各样变相的强迫劳动的侵夺。我们也要警惕来自自身的诱惑——无休止地追求物质财富、或变成一个机械的工作狂——而忘记了生命的真味和丰富多彩。除非是非常时期，不管是谁，上至国家元首，下至一介草民，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有自己放松乃至娱悦的时间，都不致苦哈哈的，始终把弦绷得很紧。过去讲“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但这还不够，休养生息本身也是目的；过去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今天看来也不够全面，身心健康和愉悦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一种目的状态。能够使自己的志趣和职业结为一体的人们是幸运的，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即便是那些幸运者也还需要工作之外的休憩。

闲暇必须得到保障，不被侵夺，但它不妨被利用——被他人和社会作为谋利之用。一些人喜欢在闲暇时间爬山，远足，享受无需购买的好空气和好景致，这自然很好；但只要有条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大概会喜欢在闲暇时间舒适、方便地享受各种娱乐设施、交通工具及人们的服务并为此付钱，这也无可非议。随着文明的进展，这甚至是一个方向，休闲产业将成为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它也是和人们的快乐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

很多人都听说过那个有关闲暇的已可视之为“经典”的故事，虽然版本多有不同。那故事大意是说，有一个打鱼人每天都只打两三条鱼就回来，然后躺在海边晒太阳，一个商人游客连看了几天，就走去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每天出去多打些鱼，多卖些钱呢？”渔夫反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呢？”“你钱多了，就可以买房子置地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悠闲地躺在这里晒太阳啊！”“那我现在已经悠闲地躺在这里晒太阳了。”渔夫答道。

这两个人的志趣相当不同，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还是以悠闲为目的。不同在于：“商人”想告诉人的似乎是，悠闲还是要有某种财富基础。除非是极高境界之人，否则是不能长期安稳地享受眼前这贫穷中的悠闲的；而“渔夫”想告诉人的似乎是：悠闲并不是最终才去享受的目的，相反，悠闲是要随时放下，当下即是。否则，手段就可能异化为目的。“商人”的这种休闲自然是可以充分和直接地在经济上加以利用的，而“渔夫”的闲暇别人却几乎无法加以利用。如果大家都是“渔夫”，这个社会将可能无法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如果大家都是“商人”，则可能无法体会到闲暇最深或最单纯的意味。比较理想的可能是大多数人是“商人”，而只有很少数人是那样的“渔夫”。幸运的是，若从现实的人性来观察，大致也像是这样一个比例。

当然，“渔夫”的那种“无用”偶尔也会有“大用”。美国19世纪中叶有一个叫梭罗的作家，就有点像上面的“渔夫”，他没有长期固定的职业，喜欢充分保证自己的自由和随时享受自己的闲暇。后来他在家乡的瓦尔登湖边自造了一个小木屋，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以他一种极其简单的生活证明了人对物质的需求其实可以是很有限的。他时常陷入沉思默想，有时划着独木舟到了湖心，半躺半坐着就“不知今夕何夕”了，直到小舟被风慢慢吹着触到了岸边的沙滩，才使他惊醒过来。有时他在屋前树下从日出一直坐到黄昏，一无所事、一无所思、甚至一无所视。但他后来写了一本《瓦尔登湖》的书，记述自然之美，也反省现代人的文明和思索生命的意义。今天，慕其名而来到瓦尔登湖来的人络绎不绝，带来的旅游收益自然相当可观，梭罗终于也在物质上造福于他的乡亲了。

（原刊于《新京报》时评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