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 营

翻开《人民日报》，发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前的华国锋总剪一副平头，完全是毛泽东所谓“厚重少文”的模样;直到华国锋组阁的“十一大”上，才自信地梳出毛泽东式的背头。“十一大”闭幕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满怀期待：“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华主席，一定能够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党我们国家胜利地跨进21世纪，“由大乱走向大治”。

然而，对于这种官样文字，人民日报编辑部私下也没有底气。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回忆说，报纸把华国锋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刊登，让人“生出一种滑稽之感”：

“比照毛泽东的标准对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他本人竟然接受，有些人竟然这样吹喇叭，实在不可思议。”

华国锋视察大庆油田时，人民日报发了4块版的新闻照片。有人还说太少，有人却认为已经过多。人民日报编辑部发生激烈争论，后者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没有继续增版。

在人才济济的中共，毛泽东选中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让党内外、国内外都大跌眼镜。华国锋一口绵绵的山西口音，在毛泽东对中共41年、对中国27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统治后，华国锋身上先天缺少毛泽东那种“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

虽然少了点霸气，但华国锋对“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忠诚度却不容置疑。他是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的“父母官”。庐山会议前，华国锋向毛泽东如实反映“大跃进”后的经济挫折：

“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与彭德怀一道主张为“大跃进”纠偏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倒台，华国锋立即写出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成为湖南批判彭德怀路线的带头羊。1964年，就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心有不甘、公开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的时候，华国锋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经陶铸同意，他在韶山突击修建了一座毛泽东陈列馆，搜集到不少毛泽东亲属的珍贵照片，跑了趟京城直接送给毛泽东。

“文革”一来，政坛大洗牌，毛泽东亲自点将：

“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华国锋在“文革”中扶摇直上，成为湖南省第一把手。林彪垮台后上调中央，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当选政治局委员，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曾与李先念等人一道，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批评“文革”中严重干扰生产和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这件事为王若水向毛泽东上书建议反“左”提供了政策依据。毛泽东在1971年曾经批评华国锋：

“你满脑子都是生产。”

但是，重视生产并不代表华国锋就淡忘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这根弦还是紧绷的。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对邓小平的“整顿”提出疑问：

“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

“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天安门事件中，虽有“四人帮”和毛远新煽风点火，毛泽东钦定镇压，但华国锋也是决策人之一。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走上前台，一方面明智地接过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宣布结束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又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放弃“文革”极左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给中央宣传口打招呼：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华国锋意识到“文革”以来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试图有限度地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比如悄悄释放了天安门事件的被捕民众，解禁一些“文革”前的文艺作品。这些赢取民心的举措，由于他不愿意公开地、哪怕是部分地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结果非但没有为自己加分，反而背负起本可以轻松甩掉的历史包袱，解放后累积几十年无从舒解的怨气都向他聚拢。他曾想以同意邓小平复出为要挟，让邓小平“承认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被邓小平拒绝。

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搞起“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北京，华国锋不假思索地说，不能把——

“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了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气都搬出来。”

实际上，华国锋同时举起了两面自相矛盾的旗帜——“文革”后期已经露出窘态的毛泽东这面旗帜，天安门事件中用来抗衡“四人帮”和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却没有能力自圆其说。他希望在这两面旗帜下奠定自己符合正统和民意的双重身份，推行一条剔除了“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某些极度乖张的具体做法的左倾路线，在“文革”后党内外的七嘴八舌中取得执政合法性。

华国锋此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职，在体制内占尽优势，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开始称他为“英明领袖”。在他的周围，在中央机关和各省，“文革”受益者的数量都超过邓小平等受冲击的“文革”前老干部。

1977年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华国锋把党的极端重要的文宣工作，交给以“毛泽东忠诚卫士”自居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负责。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汪东兴曾经不明就里，在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政治对决中，错站到林彪一方，却没有被毛泽东追究。后来，毛泽东离京南巡、向林彪叫板时，江青曾劝说不要带上汪东兴，毛泽东却对这位照顾自己起居和出行几十年的老警卫很有信心：

“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当政治局其他同事还在叫华国锋为“华总理”时，汪东兴就第一个敬他为“华主席”，古代周勃护佑少主的心态表露无遗。他当面告诉华国锋：

“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

此时，汪东兴还兼着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两个关键职位，不仅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通过垄断毛泽东文件，可以在政治上置党内任何人于死地。这个汪东兴，既然能在抓捕“四人帮”一事上立下大功，也会成为毛泽东身后任何政治上改弦更张势力忌惮和必欲清除的障碍。

坐在火山口的汪东兴，对此却不自知，反而仗着自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自信比刚来中央不久的华国锋更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除了他安排抓捕的江青，似乎党内没有第二人比他更能成为死去的毛泽东“代言人”。比如，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扬言：

“凡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决定过的东西不能动，批邓是主席生前定的不能改。”

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能不能让邓小平东山再起，汪东兴不客气地档了回去：

“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

汪东兴后来还在中央党校公开说：

“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高层酝酿让“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复出的时候，汪东兴又以知情人的身份发言了：

“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

华国锋在徐向前元帅的劝说下，为收拢人心，1977年3月曾经作出批示，试图为彭真、薄一波等人平反。汪东兴立即抬出毛泽东加以封杀：

“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华国锋只好作罢，错过了主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好时机。邓小平毫不掩饰对汪东兴的反感，告诫华国锋说：

“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

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

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汪东兴手下，有个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这个李鑫，就是1976年10月4日那天一早从《光明日报》“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出企图推翻华国锋的“动员令”意味，骑着自行车把报纸送给汪东兴、转呈华国锋，敦促对“四人帮”先下手为强。此刻，他正领导着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

“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的矛头是对着谁呀?要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于是，李鑫主持起草、汪东兴审查把关，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名义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很快被视为华国锋时代的标签，不仅是李鑫，汪东兴和华国锋都要为它付出个人政治生命的代价。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狂飙突进中，力不从心的“两个凡是”，成了毛泽东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曲挽歌。

汪东兴还有位下属，中办副主任张耀祠，也是一副“近卫军”派头，在高层的一次会上斥责企图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是“什么话”。华国锋又从湖南调来老上级兼老部下张平化做中宣部长，老张后来在宣传系统执行华国锋、汪东兴的意志，抵制真理标准讨论。

与汪东兴相呼应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吴德。华国锋曾经想在“十一大”上把他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遭到党内元老的反对。当年毛泽东下令政治局“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吴德多次就北京市的工作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总理是“党内的周公”，想学“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在天安门镇压时发表过广播讲话，本是吴德的致命伤，在1976年11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

“天安安事件不能平反，在天安门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

直到1976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德依然主张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党的组织系统，依赖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也是一名“文革”中得势的地方干部。纪登奎进中央后，一度与“四人帮”走得很近，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也捎上了他：

“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纪登奎表现积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

毛泽东死后，纪登奎在毛远新的去留、江青的工作安排等问题上，支持了华国锋，让江青恨恨地说：

“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最让人诟病的，是“文革”后期负责中央专案组工作，让老干部闻之胆寒又齿冷。胡耀邦曾公开批评他“金口不常开”、“架子大得很”。

组织工作的具体执行人，是“十一大”前后差点被老干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淹死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进入中组部，全国高级干部的“外调”都要经他签字才能看档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郭玉峰在康生指使下参与制造的冤假错案多得惊人：

60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 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

159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74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

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诬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2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组部。

这哪里还是中组部，分明是封建王朝的“东厂”!虽然郭玉峰后来也曾为闲置在“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工作分配做过一些努力，但在感情上要彻底转过来，拯救在毛泽东生前挨整的老干部和各界人士于水火，确实是强人所难。

在经济政策上，华国锋虽想摒弃“四人帮”的空头政治，但不能接受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来搞活经济。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还是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具体做法就是延续毛泽东1964年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77年的中共中央49号文件，竟然提出了毛泽东身前也不敢妄行的生产大队核算制，要求选择10%的生产大队从小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先行过渡”。

分管农业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风吹草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对毛泽东“革命路线”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毛泽东死后两年半召开的山西昔阳县委会议上，陈永贵还提议全体起立为毛泽东起立默哀。许久，话筒中传来唏嘘之声，代表们抬头一看，永贵大叔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

在军队，全无根基的华国锋亲近徐向前元帅，重用海军政委苏振华，拉拢许世友将军，还有吹捧过毛远新、主持判处张志新、天安门事件后接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陈锡联。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由与中央各派系牵连不多的地方官员、“文革”受益者牵头(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辅佐);由“两办”实际把持中央枢纽。

一是以汪东兴为首的“中办”。自从“文革”前的老中办主任杨尚昆被打倒后，汪东兴的新“中办”紧跟毛泽东，从批判“刘邓路线”、“批林批孔”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乃至处置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被赶下台的政要，深受毛泽东信任(汪东兴、张耀祠，以及中办周围北京市的吴德、北京军区的陈锡联、北京卫戍区的吴忠等人)。

二是“康办”残余，原康生办公室周围的人。深藏不露的康生，就是赫鲁晓夫发现很像苏共“肃反”刽子手叶若夫的那个人，做过“中央文革”顾问，长期掌握中共情治系统，延安整风以来几乎所有政治整肃运动的幕后人物。李鑫以前是康生秘书，在康生身边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郭玉峰则是康生作为“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带到中组部上任的。康生死后，“康办”残余基本转入“中办”麾下。

在1977年，林彪、江青完蛋了，但“中办”和“康办”作为毛泽东左倾路线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卫道士还大权在握，簇拥在一个资历不深的地方干部华国锋周围，发誓要捍卫“毛主席遗志”，捍卫“文革”路线。“两办”当家，只能是继续一条没有“文革”恶名的毛泽东路线。

从表面上看，“中办”、“康办”的人不像江青、林彪集团那么穷凶极恶、民愤极大，却是解放后几番政治惊涛浊浪的海底无声洋流。表面的惊涛浊浪虽然来势汹汹，但有高峰也有低谷，经常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而海底的洋流却涉及整个地球构造和地壳运动，更不容易平息。揭批声名狼藉的“四人帮”容易，清理“中办”“康办”所代表、所维护的那条左倾路线，却需要一番追根溯源、刮骨去毒的功夫。

变 局

华国锋最大的靠山，也是最大的变数，是叶剑英元帅。

在党的历史上，叶剑英是谜一样的人物。红军长征路上，叶帅扣留了一份后世争议极大的张国焘电报，导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部队公开决裂。此时，叶帅把华国锋当做“后主”一样诚恳扶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十分尊重。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遇到华国锋与叶剑英共同出面的场合，华国锋总是吩咐人民日报在标题上写成“华主席与叶副主席”双主语。

然而，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叶剑英的态度又与邓小平相当接近，以致于毛泽东生前断言：

“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苏振华、吴德、纪登奎、郭玉峰群起反对王震让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发言。华国锋最后定了调子：

“王震要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

在中央工作会议几乎开成“批王整风”会的关口，叶剑英出来讲了2点意见：

“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早平早主动;二是对邓小平的评价，以前的要改过来，是“四人帮”搞的，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叶帅一开口，华国锋也不好办。虽然王震还是在会上做了个轻描淡写的检讨，虽然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仍然拒绝刊登王震等人的发言，但这年5月，华国锋被迫同意向全党下发邓小平的2封信，7月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就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面对邓小平这样的超一流政治家重新崛起，毛泽东生前安排的一些二三流角色甚至误入政坛的人物(如警卫员汪东兴、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售货员李素文、侄子毛远新)所主导的政治格局，解体和变更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2年，是“徘徊中前进”的2年。对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文革”十年创巨痛深，“安定团结”成为全党全国人们的共同心愿，已经承受不起剧烈的、非常规的高层变动。用全国植树模范潘从正“文革”后的一句话说，就是：

“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啥呀?”

这句质朴的名言，出自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采写的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引起广泛共鸣。

华国锋阵营和它的挑战者，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是能不能摒弃共产党执政以来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非程序变动，走出一条党内民主辩论、和平角逐权力的新路来。在这一点上，华国锋表现得难能可贵，他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切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任党主席，在治国方面的能力薄弱，但在容忍党内不同意见方面，却具备他的前任所缺乏的民主素质和政治道德。“知无不言”等24字，不是说说而已，更不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两次庐山会议上，一位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仅仅因为给中央主席写信反映农村实情(农民饿肚子)，一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仅仅因为发言主张恢复“文革”前的国家体制(设立国家主席)，就以“大批判”的形式被打到，下山后便失去人身自由。

1965年初，毛刘在农村“四清”工作上矛盾激化。据薄一波和安子文后来对刘少奇儿子刘源讲述，一方孩子气式地对另一方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尽管另一方此刻刚刚以最高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泽东突然撤换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公安部长罗瑞卿，连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事先都被蒙在鼓里。有种说法是，林彪本人也未必真的清楚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罪名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过是假借林彪的名义，以突然袭击的手法，对以刘少奇为最终目标的中央领导层开始手术切除式的改组。

党内对“四人帮”，早就酝酿过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加以罢免，无奈有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世，连九届二中全会上200多名中央委员对“上海帮”义愤填膺的谴责都可以被一人推翻：

“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动用了一个现代政党少见的非常手段：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为旗帜，以叶剑英的军方力量为背景，由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出面，对一名中央副主席、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先行“隔离审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对“四人帮”的废黜。这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党性极强的陈云，本希望通过中央全会摊牌表决的方式罢免“四人帮”，但仔细研究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构成，觉得中央委员中“文革”“造反派”不少，“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又掌握全部宣传工具，付诸表决没有完全的把握。经过反复思考，陈云才让王震转告叶剑英：

“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提起法律诉讼后，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的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最后，大多数同志接受了陈云的意见，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

这位当初支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抓捕的老共产党人用心良苦。陈云衷心希望的，是建立起一套“四人帮”所蔑视和践踏的党内斗争、权力交替的规则、程序和政治伦理，并立即开始实行，就从“国人皆曰可杀”的“四人帮”身上实行。

历史应当记住从1977年开始的那段不平反的岁月，记住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记住以党内理论务虚会为代表的新闻宣传界，记住以民办杂志和墙面为媒介的民间启蒙者，也要记住华国锋在“十一大”上所作的“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宣示。从1977年到1981年，党内、社会上不同政治理念、不同政策主张的人，将展开一场公开的思想和政策辩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规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透明度。

“二 胡”

“文革”后期，在北京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两位赋闲的高级干部在候诊的长椅上闲谈起来。一位是人民日报“文革”前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一位是第八届中央委员、团中央前第一书记胡耀邦。

“文革”前，他们就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谈。直到“文革”爆发，两人同时成为“黑帮”被批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沉浮感慨良多，在协和医院偶然相逢，彼此产生共鸣，有了几次“亲切的谈话”。凑巧的是，胡耀邦夫人李昭、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在“文革”前还是同事，同在北京市纺织局做副局长。于是，胡绩伟夫妻经常到胡耀邦家做客，直接走进卧室聊天。

1977年初，胡绩伟和胡耀邦相继被华国锋看中。

粉碎“四人帮”后奉命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在稳定报社局面后，即向中央提出，由老报人胡绩伟出任总编辑，自己甘愿做副总编辑。1977年1月，华国锋亲自找胡绩伟谈话，当胡绩伟表示工作压力大时，华国锋激将说：

“难道你连那位草包总编辑还不如吗?”

华国锋很快就会知道又一位四川“小个子”胡绩伟的能量。

1977年3月，华国锋想起了老部下、同样做过湘潭地委书记的胡耀邦。加上叶剑英的推荐，胡耀邦来到刚刚恢复的中央党校，做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一回，华国锋可是彻底看走了眼。胡耀邦走马上任后，立即以政治家的非凡胆识，毅然发起一场席卷全党的理论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而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紧跟其后，配合默契，与胡耀邦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胡耀邦只是一名中央委员，管不了宣传口。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与胡绩伟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就是因为“志同道合”。

这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罕见的现象，党员、党的分支机构通过共同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声气相求，在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宣传和辩论，努力影响党的决策。“二胡”携手，衷心地服膺“文革”后硕果仅存、众望所归的邓小平，自觉地为王前驱。

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西北角，人民日报先在市中心王府井、后搬迁到东南隅金台西路，与中央党校遥相呼应。很多富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西北角的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轰响振聋发聩的春雷。

在盘根错节的上层没有班底的华国锋想不到，在粉碎“四人帮”后自主选择或者接受推荐安排的两个重要干部，竟然成为挑战他权威的急先锋。胡耀邦与胡绩伟联手，以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为大本营，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领导和支持下，向“两个凡是”发起总攻，借助舆论的力量，最后诉诸党内和人大会议的程序化运作，把华国锋从党政军三个一把手的位置上拉下马。

自从中共成为执政党，这将是第一次通过党内思想和政策的自由大辩论，改变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权力架构，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将是中共党史上、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上的一场“完美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