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一种国家能力

翻开一部世界文明史，大凡政府诉诸暴力镇压民意、制造冤案，无论这个政府能弹压多久，历史终究会还民意以公正。镇压者在历史上只能留下骂名和笑柄。只是冤案拖得越久，付出代价的不仅是行政当局，还有它的国民。

强权高压下长时期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但求苟活或放浪于乱世，漠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天命如此，非人力所可为，容易造就国民的犬儒和痞子心态。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呵旁观者》一文中，就尖锐地抨击过这么一种“老大中国”心态：

“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

“'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

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人们被长期教育的结果，是普遍相信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独特性让普世文明”水土不服“。过于务实走向无所作为的唯物史观，过于发达近乎狡猾懒惰的辩证法，在精神上瓦解了革命的冲动，对于人民的历史创新精神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经历过斯大林式集权体制的捷克作家哈维尔感慨：

“对一个制度最长久的非难，莫过于说它缺乏一种伟大文化。”

其实，岂止是缺乏一种伟大的文化，制度的蛮横和无耻还会摧残一种比这个制度更悠久的伟大文化。

而对冤案的及时平反，对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

法国历史上的德雷福斯案件，就是法兰西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最好证明。1895年，法国军队有人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上尉因为是犹太裔受到怀疑，最后以“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流放荒岛。即使在真正的罪犯落网后，军事法庭出于种族偏见，仍然不肯为德雷福斯翻案，反而宣判真凶无罪。大作家左拉挺身而出，1898年1月在《震旦报》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全文八大段落，每一段开头的第一句都是--

“我控诉……”

结果，左拉本人也被军方以“诽谤罪”起诉。在法庭上，左拉掷地有声地宣称：

“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围绕德雷福斯案件，法兰西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左拉身后，站着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著名作家法郎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连不问世事的印象派画家莫奈，也参加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的签名。直到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庭终于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在中国，在1978年，人民日报冲破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的阻挠，摇旗呐喊“我呼吁……”，并高声宣布：

“中国将因为广场众多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他们。”

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前苏联空降的坦克碾得粉碎，整整一代捷克共产党人和捷克国民的改革理想被埋葬。此后，是胡萨克总统多年的沉闷统治，“布拉格之春”似乎湮没为历史深处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1975年，哈维尔致信捷克总统胡萨克，剖析了捷克社会普遍的沮丧情绪和道德危机。为捷克未来的一线生机着想，1977年1月，241名捷克各阶层人士，从作家、大学教授、摇滚乐歌手到党的前高级官员，还有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共同签署了一份语气平和而坚定的《七七宪章》。哈维尔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表示：

“《七七宪章》运动的一个根本宗旨，是唤醒1968年苏军入侵后被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

《七七宪章》运动并没有提出什么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诉求，却反复表达和传播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政治及国家的当权者理应首先负有在我国维持公民权利的责任，然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对现存状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监督遵守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效的神圣的法律规定。”

《七七宪章》另一位发言人、哲学家巴多卡，以七十高龄接受警察局长时间审问，身体不支、救治不及而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欣慰地写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取向，这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道德因素。《七七宪章》将永不止息地唤起人们根据法律所应有的权利；《七七宪章》也将不时地提醒，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世界的公众来注意，我们应有的权利。不论这样做会导致怎样的危险，我们都不会中止。”

正是因为这样的捷克人，“布拉格之春”的火种没有熄灭，并在东欧巨变后迅速复苏。1989年，反对派组织成立“公民论坛”，在短短十几天内，布拉格举行的示威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迫使当局达成改组政府并修改宪法的协议。“布拉格之春”案得到平反，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也恢复了名誉。1990年，哈维尔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因为捷克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性素质，避免了罗马尼亚式的流血，促成和平的“天鹅绒革命”。1978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信奉的最高准则，就是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社论的题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实事求是”是“文革”后重复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是邓小平东山再起的一面思想旗帜。这篇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

“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那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

“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

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1978年的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残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自下而上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具备哈维尔所呼唤的强烈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

1978年的中国，是堪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争奇斗艳的文明“轴心时代”！

《人民万岁》的民主蓝图

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后，人民日报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总结天安门的历史经验，避免这样粗暴践踏民意的罪恶重演，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草根民主运动，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

“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

这篇文章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参与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阮铭。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

在“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后，邓小平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发展动力，对随时可能聚啸广场的民众，显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对这个广场运动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体制内外的联手和分野

胡绩伟总编辑认为，《人民万岁》表明胡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

在体制内酝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时候，广场上体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壮大。从1978年清明节起，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诗词渐少，政治性的宣示越来越多，用毛笔字写在白纸上，户外老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称“大字报”。4月6日，广场出现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呼吁把天安门变成舆论广场、民主广场--

“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广场张贴“大字报”毕竟多有不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贴向北京闹市区西单路口一排约200米长的灰色矮墙，观者如堵，逐渐形成所谓“民主墙”。“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公开议论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民间办报、保护人权，主张“第5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也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未经官方出版许可的民间刊物，未经组织核准的民间讨论会，也活跃起来。

哲学家周国平1978年时33岁，还是个容易激动的壮年，他回忆道：

“在官方允许下，西单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出一句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胡绩伟分析：在“民主墙”日渐兴盛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体制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胡耀邦认为西单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这次的大字报同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采访在北京十分活跃的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并在办公室专门听取了奉命前往贵州调查的人民日报记者周修强的汇报。

胡耀邦曾于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匿名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告诫说对于社会落后现象不可能“乱打一气”，只能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封信表现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导权的老干部对体制内改良的自信，对年轻人“连起码的东西都还不知道”的自负，但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对于年轻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反对“四人帮”“施行镇压的办法”，而是主张“引导”，并且认为“引导”比“教育”更妥当。

胡耀邦还要求各地做好群众上访工作，并在中央层面上不断扩大政治平反的政策范围，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缓解民间的不满。对于合法性待定的民间组织，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闻界、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开会研究，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二·九运动”谈起，强调共产党应该善于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并批评共青团、工会“越来越脱离群众”。

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央刚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

“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然而，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的时候，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收拾体制外力量。

邓小平在内心深处不喜欢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他所倡导的中国改革。他斥责道：

“'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下去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80年代后期曾经有人向他介绍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希望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邓小平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独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忍体制内干部和党员与他们声气相求。1979年一次会上，邓小平严厉指出：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

所谓抱“同情态度”的高级干部，批评的是王若水。王若水曾经在报社接待过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编辑，没想到其中一人来自警方。与此同时，邓保护了因为做“工作”才与民间组织人士发生联系的胡耀邦。

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著名的总结发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天安门运动：

“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领导而反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清了邓小平的思想底线，胡乔木即在制作“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时，删去了叶帅关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那句著名论断。

1979年3月29日，29岁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被捕，随后以“公开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杨光出庭作证说，魏京生曾向他表示，要扩大人员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人民日报奉命为魏京生判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惩办反革命犯》。

4月又到清明节，人民日报遵照邓小平讲话口径，发表社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重新诠释四五运动。这次完全抛弃了3个多月前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的基本观点，改称对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社论批评“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

紧接着，北京市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宪法中允许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量反思“文革”、呼吁民主的民间刊物以“非法刊物”的名义被取缔。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2月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

“民主公园”无疾而终

胡耀邦以惊人的胆识，仍在各种场合顽强地坚持《人民万岁》中所表达的基本立场。据胡绩伟回忆，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发言，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人民日报也在小声地讲述自己的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时，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对“西单墙”不要简单的“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建议代之以“民主公园”。他引述人民日报同事范荣康、余焕椿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联合发言《西单民主墙剖析》的基本观点：选择一家公园设立大字报区，还可以举行室内民主讨论会，群众自由参加、自由发言；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

胡绩伟总编辑自以为理由很充分：

“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

胡绩伟建议把这个“民主公园”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胡耀邦让他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表示，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可行，同意另选月坛公园设大字报区。

此时，体制外人士已经溃散，月坛公园又远离交通要道，张贴和观看“大字报”的人都很少，“民主公园”的试点很快无疾而终。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气氛趋紧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仍然发表郭罗基的对话体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其实，文章发表前，胡绩伟曾经呈送耀邦审阅修改，但他不愿拉耀邦下水，对这个情节隐去不提。

人民日报和郭罗基等“自由化”学者的精神联系，对民间宪政改革诉求的宽容和同情，以及背后倚靠的胡耀邦因素，忽明忽暗，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这就难怪王震1987年初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愤慨：

“可以这样说，反对'四人帮'时，大家是一致的，但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党内的理论界的少数同志就与党分道扬镳了。”

满眼昆德拉，不见哈维尔

“文革”后第一波民间民主思潮，少数激进青年的狂热和悲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更加震撼的历史风波，哈维尔式的“公民意识”被强力压下，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

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表现了“布拉格之春”夭折后捷克青年的命运荒诞感、人生游戏感。在历史的宿命面前，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真诚期盼和泣血呼唤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冷眼看世界，热心感官享受，似乎成了最好的解脱之道。一时间，“生活在别处”成为中国年轻人超脱、散淡的时髦标签。

在捷克，哈维尔和昆德拉曾经就人生使命感，发生过一场争论。昆德拉指责哈维尔的做法是“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而哈维尔抨击昆德拉看似美妙的“生活在别处”，针锋相对地提出--

“生活在真实之中！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哈维尔批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字，理由是那样做救不了任何人，只会激怒政府。哈维尔所坚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某种明确而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同和坚守。

中国从1978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后，从哈维尔到昆德拉，我们身边识时务的聪明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是不是宁肯犯“经济错误”、“生活错误”，也不再冒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

邓小平政改讲话被束之高阁

1980年7月，波兰爆发战后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对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邓小平、胡耀邦十分自信地认为：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1个月后，邓小平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演讲，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光辉的命题。

据共青团系统传达，胡耀邦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胡耀邦警告说：

“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也是可能发生的。”

然而，党内有人不这么看。这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提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胡乔木希望中央像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毛泽东领导反右那样有所应对，建议书记处或联合国务院召集一次会议进行专门讨论。胡耀邦接到信后，未置可否。

接着，中央副主席陈云说话了：

“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

余焕椿注意到，陈云说这段话时，没有提到他早些时候警告过的“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

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在为《胡耀邦传》所作的序言中透露：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但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于是，这个讲话被置之高阁。10月，中宣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时，中宣部长王任重说：

“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引述的恩格斯观点，不同意“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相信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由此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报社编委会10月1日给中央写了一份《从波兰罢工事件中汲取教训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建议》，得出了与胡乔木截然不同的结论：

“波兰罢工风潮爆发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长期积累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包括由于波兰当局实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人民生活疾苦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官员搞特权和贪污腐化、缺乏民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等。

卡尼亚等领导人也承认，波兰党和政府'最严重的错误是党逐渐脱离人民的需要，不让公布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对党和报刊缺乏信任'，宣传机构'报喜和吹捧的宣传'是不对的，强调'必须推倒我们自己在社会与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座不信任之墙'。”

人民日报给中央的建议有3条：

“一、党要加强对报刊的领导，使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呼声；

二、考虑让政协或民主党派出版报纸，或者恢复《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它的言路可以比《人民日报》更宽一些；

三、尽快制定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闻法和出版法。”

余焕椿写道：“胡乔木是不会重视这个建议的，尤其是建议的指导思想，他甚至会认为这'与中央不一致'而给《人民日报》记上一笔帐。”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打破坚冰，排除万难，带领中国驶入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的伟大航道。新一代领导集体都是解放前、解放后连年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对于国家的现代化方向有高度共识，同时对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操作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天安门事件的后续评论，针对西单“民主墙”的处置手法，反映了新的领导集体对群众运动、对政治体制改革，存在认知差异。

人民日报从历史的大起大落、人民的悲欢离合、党和党报的光荣与耻辱中舔血舐痕，矢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在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人民日报既为王前驱，又为民呐喊，建功立业，舍我其谁，备受责难，在所不惜。就像余焕椿在全国政协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时的发言：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