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民日报出卖的庄辛辛

人心不死。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4月8日，一个广州人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给人民日报投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革命人民的四五斗争必将胜利！

我们支持北京人民的四五革命斗争！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封信落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手里，立即转给了公安部门。西方媒体宁愿被政府处罚、不惜媒体关门，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在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学新闻出身的鲁瑛，毫不犹豫地把本报读者推向“专政”火坑。

３个月后，根据鲁瑛交出的信中笔迹，公安人员在广州找到了写信人--半导体材料厂24岁的小伙子庄辛辛，中等个头、白净斯文，话不多，性情温和。奇怪的是，在工友眼里，庄辛辛平时是个从不谈论政治的人。厂里一群干部子弟闲暇时会聊聊政治，但他从不参加。

9月29日，庄辛辛被定罪为“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和党中央”，“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分裂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庄辛辛案到1978年7月14日获公开平反。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庄辛辛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算是给这个因人民日报坐牢2年多的青年人补罪过于万一。《人民日报》还为庄辛辛专门表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五岁的一个少年人，能在'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逆反动潮流而出，为革命利益而呐喊”，《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然而，庄辛辛却没有沿着当局“希望寄托”的路子走下去。省招生办委员会批准他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后，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是不大关心政治。大学没有读完，庄辛辛选择了出国求学，至今旅居海外。1996年他在婉拒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采访的邮件里称：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而微不足道的一员，因此关于我自己，不值得说些什么。”

庄辛辛既是1976年民主运动中的英雄，又是1976年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政治的兴趣低于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他的一怒冲冠，实在是因为政局在1976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连不关心政治的老实人也看不下去的地步。

庄辛辛身后，还有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后援团。工友王建兴至今还记得，庄辛辛被捕后曾被拉回厂里批斗。有工友担心庄辛辛脖子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铁丝勒伤皮肉，悄悄地帮他把衣领折叠起来，垫在铁丝下面。与这些工友相比，当时人民日报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实在是愧对天下人。

吴德的侥幸

1976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1980年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吴德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发出镇压信号，在当时上百万广场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被市民讥为“无德”。

“文革”后接替吴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说：

“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

在1976年以前，吴德也秉承“文革”旨意迫害干部群众不遗余力，比如给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长期戴手铐直至迫害至死。因此，吴德的结局是咎由自取。很多年以后，吴德在2004年第二期《百年潮》杂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却对广场上的一件事耿耿于怀：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天安门推动世界

天安门的城楼前的那两对石柱“华表”，威严挺拔，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象征。其实，古代尧舜时期，“华表”只是一种“谤木”，立于交通要道处的木牌，让人在上面写上谏言。《淮南子》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而君王闻谤则喜，纳谏为乐。从秦始皇开始，华表从木质改为花岗岩，普通人不能再在上面写字，岩石上雕刻的雄狮蟠龙代表令人匍伏敬畏的专制王权。

能不能这样说，1976年广场发生的一切，让华表、让整座天安门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蕴涵呢？民众的诽谤之柱，就是独裁者的地狱之门。

1976年在广场作为谈判代表进入那座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的陈子明，事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走上了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再过了一个月，“美国之音”播出了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

“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

“不谦，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1976，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改写历史的年代，是“肉食者鄙”的年代。

广场参与者陈子明这样分析广场民主运动的形成机制和威力所在：

“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这样一个道理，不仅适应于中国，也适应于世界。天安门广场的呼声推动了当代世界文明的演进。天安门事件整整10年后，1986年，菲律宾艾沙大道爆发“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国防部长恩里莱、国家警察局长拉莫斯在阿奎纳尔多营，以区区300人的军警宣布造反，菲律宾大主教呼吁马尼拉市民上街声援。马科斯总统派来镇压的坦克，被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修女截住，枪管中插上玫瑰。3天后，独裁统治菲律宾20年的马科斯总统夫妇爬上直升机，落荒而逃。

一年后，1987年，韩国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制改革，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军政府应声垮台。

进入21世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乌兹别克，广场的幽灵，所谓“颜色革命”，像瘟疫一样传播，令世上残余的独裁者闻风丧胆，幸存的也都忧心忡忡。

一文一武的下场

对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全世界最大广场上的流血惨剧，首先是中南海难辞其咎。然而，在“四人帮”当政之下，他们的一文一武哼哈二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就是人民日报；武，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叫刘传新。他自恃有“中央文革”撑腰，诬蔑公安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里通外国”，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内元老的子女70人统统关进少管所。

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受江青诬陷被捕后，长期领导中共情治系统的周恩来悄悄察访，竟然四处查不到孙维世的下落。原来刘传新奉命将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改名为“孙伪士”， 列为“关死对象”，直到孙维世含冤而死。人死后，连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周恩来闻讯，悲愤地批示：

“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没等孙维世妹妹前来认领，孙维世遗体就被火化了。

1976年刘传新指挥北京市公安局，在广场上调查取证了115辆小车号码，涉及八十多个单位，秘密跟踪调查副部长和军长以上干部30人，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王震、胡乔木等。在中央决定“批邓”前2个月，刘传新就在公安局点名道姓指责邓小平“复辟”、掀起“右倾翻案风”。4月5日晚上7点，刘传新下达命令：

“今晚要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这个刘传新，在“四人帮”垮台后，于1977年1月被免职，5月19日批判刘传新群众大会前自杀。刘传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断，也决没有好下场。据当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后，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为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被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

天安门事件13年后，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告北京市公安局：不要忘记曾经有个刘传新，他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我们记入历史，在历史上永远留下骂名。

文的鲁瑛结局算是比较好的。1977年，鲁瑛被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年12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问姚文元时，鲁瑛曾经出庭作证。恢复工作后，他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抄写卡片。

姜昆的相声曾对他的白字极尽嘲讽，因此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白字总编”的名声。鲁瑛曾将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把“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一次外宾招待会上，他见到旁边桌上贴着“夏鼐”的名字，就主动打招呼道：“夏鼎同志”，让考古学家夏鼐啼笑皆非。事后有人赋打油诗一首：

“夏鼎同志你可好？

夏鼐先生吓一跳。

偷我头上一个'乃'，

还来同我打交道。”

文的要来文的处罚，“文革”末年不可一世的总编辑，“文革”后成为全国人民的下酒菜，也算得其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