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还是当特务？

1976年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离中南海近，离天安门广场也不远。在“文革”末年政府背离主流民意、官民矛盾激化、政局走向未卜的历史关口，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眼里只有中南海，禁止大家去天安门广场，扬言去了的要追查，“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威胁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

报社很多身为党内资深干部的老编辑、老记者，压根没把这个“文革”开始后才从上海调来的无名小卒当回事，像王若水一样，广场照去不误，为广场感奋，在广场流泪。

但此刻大家已无力影响这份打着“人民”字头的报纸版面，还有人民日报社编印的一张叫做《情况汇编》的高层内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民日报随着“文革派”几个人，在民意的呼啸潮流中沉沦。

按照西方的新闻理念，记者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代中国维新派也把报纸称作“天下之公器”，视为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江湖和魏阙之间，报馆主要代表江湖的利益、草民的呼声，寄望魏阙、督察权贵。中国最古老的报纸《申报》在创刊第二年，1873年浙江发生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刚刚死去丈夫的“小白菜”和乡邻杨乃武蒙冤，以通奸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申报》从案发开始追踪报道数年，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下，1877年清廷下令移棺京师，当众验明“小白菜”丈夫系正常病亡。浙省自巡抚以下审办官员均受处分。《申报》居功至伟，远在朝廷干预之前，《申报》主编蒋芷湘就大胆斥责地方官“刑讯之枉民”，痛切陈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起邦之兴旺乎？”

1976年的人民日报，鲁瑛自诩“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的党报，早已把刘少奇关于考察党的政策、反映人民呼声的教导抛到脑后，更不会认同《申报》的抱负--“君民共主”，“上下之情相通”，“利害与共而忧乐与同”。对他来说，广场上的一切太无足轻重了，只有“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语），才是动摇邦本的大事情。肚里墨水不多的鲁瑛，思想基础就是首长“四人帮”那一点社会法西斯主义。

比如，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刊载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断言：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好一个“一切领域”、“一切阶段”的“全面专政”，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后，国庆节的前几天，鲁瑛还在全社大会上虚张声势地说：

“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既然以此为己任，鲁瑛铁了心绑架人民日报，来充当中南海“文革派”的特务、吹鼓手甚至打手。

据老记者余焕椿揭发，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南京人民刚刚走上街头的时候，3月30日王洪文打来电话。

王洪文：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

鲁瑛：有记者。

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南京在明末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就非常突出，“秦淮八艳”的芳心侠骨举世传诵。江苏人以自己是周恩来家乡人而自豪，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事件中，南京的壮怀激烈也仅次于北京。中央要求覆盖南京街头大标语的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反而激起南京60万人挺身而出，参加悼念游行。而中共江苏省委对民众的同情和默许，引起中南海的怀疑。

中南海需要人民日报提供炮弹，来整治省委中的“走资派”。在“文革”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享有列席省委常委会会议的殊荣，有条件成为中央在地方的耳目。后据人民日报揭发，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鲁瑛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先后派出4批、约100余人次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等11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报社一百三十多期《情况汇编特刊》上，整过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名省部级干部的黑材料。

天安门事件刚刚平息，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解决江苏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江青在会上言之凿凿地指责江苏：

“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

吃过人民日报苦头的，不止一个江苏省委。

据报社老记者傅真回忆，直到1976年10月16日，“四人帮”垮台后一个星期，他和同事到南昌出差，负责接待的江西省委办公厅同志异常谨慎，与两人长谈半天却不着边际。傅真后来才意识到，对方其实是在进行“政治考察”。同事介绍说老傅曾是报社的批斗对象，“批林批孔”以后被发配工厂劳动改造过半年--“这几句话起了奇妙的作用”，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放下心来，开始知无不言。

聊到投机处，傅真恍然大悟：此前人民日报曾派来一些记者收集江西的情况，回京后报告给“四人帮”，把省委整怕了，所以对人民日报来的人不得不防！防偷防盗防党报，人民日报落到这种境遇，让人哭笑不得。

据1976年的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4月4日清明节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广场局势。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一听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吴德站起来检讨，随后出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提出围观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吴德回到会场反映情况，政治局态度强硬，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者已经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的通风报信，竟然比北京市政法机关更灵通，更及时地捍卫了江青这位“文革旗手”。

远在广场集会出现暴力抗争之前，姚文元已经在给鲁瑛的一系列电话里，为天安门事件定性了。姚文元4月2日说：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４月４日，姚文元又说：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性质”，“反革命逆流”，“有个司令部”--鲁瑛积极地按照中央首长既定的调门搜集材料，或者说千方百计扭曲事实以迎合和证实首长的假设。从4月1日到4月5日，人民日报密级程度较高的内参《情况汇编清样》连发12期天安门动态；最后经姚文元亲笔修改，印成最高密级的《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

这些内参材料尽量把广场体制内敬忠良、除小人的呼声，穿凿附会，诠释为体制外颠覆性的欲求。比如，1976年的广场民众明明只是要求一个不讲空话、关心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拥戴那些体察民意的共产党人，却被夸张歪曲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这些，对中南海作出镇压广场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科学院109厂有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在后面加上一句恶毒的注释：

“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本是站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立场反对“四人帮”，却成了一首“反诗”，刊登在４月３日的《情况汇编清样》上。人民日报内参一发话，害得这家五百人的小厂有３人被抓进监牢，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改组。

《情况汇编清样》登过一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姚文元看了却不高兴，给鲁瑛打电话抱怨：

“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

鲁瑛心领神会，派记者了解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到广场送了两只花圈，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恰巧在该所工作。虽然邓楠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加制作花圈，也没有到广场送花圈，内参还是写出“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四人帮”的亲信得意地宣称：

“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4月4日晚上，人民日报记者从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姚文元在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为终于能把邓小平说成是广场“总后台”而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地要求鲁瑛：

“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４月５日晨，姚文元把这份手抄件批送给毛远新。“四人帮”据此把邓小平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人民日报成了反邓急先锋。

人民日报内参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将两首不相干的诗拼凑在一起，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2首中的一首，是前面提到的散文诗“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确可算是天安门诗词的最强音。这是指对当时中国困境的认识境界而言，但诗作者到底有没有暴力煽动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有所不满、有所讽喻，有没有发展到鼓吹暴力推翻毛泽东执政的地步？鲁瑛、姚文元、张春桥力图把读者引向后者，一方面删掉了散文诗的悼念周恩来的内容，淡化了反对“四人帮”的内容，以凸显对毛泽东的批评；一方面别出心裁在这首散文诗前面加上另一首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曾有人建议，五言诗与后面的散文诗文体不合，能不能删去？姚文元说：

“有剑出鞘，不能删。”

非但不删，姚文元还篡改了五言诗的2个关键字：“闻”改成“闹”，“泪”改成“血”。这就成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闹鬼”，“洒血”，“剑出鞘”和“秦皇”巧手焊接而成，似乎武装暴乱之意已经呼之欲出。姚文元亲笔加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按语。据叶永烈《姚文元传》说，毛泽东看到这期《情况汇编》--

“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墨写的谎说，血写的事实

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20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广场形势急转直下。一大早，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来回行驶，要求“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场人群被激怒了：“阶级敌人是谁？是谁在破坏捣乱？”于是，广播车被推翻，车顶上的喇叭被砸。

11点多，忽然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

“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

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作为谈判代表，进入小楼，但工人民兵指挥部头目避而不见。这时，有人指出他们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和2辆吉普车就停在小楼外边。于是，小轿车和吉普车都被推翻烧着了。

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也被烧着了。

前面这段文字之所以用这么多“被”字无主句，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作出“革命行动”一部分的烧砸行为，其发起者和主力仍然无人认领。

在纪念碑下献上第一份悼词的曹志杰被捕后，在狱中遇到一个才13岁的学生，“是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烧汽车而被抓者”。他告诉曹志杰，自己看到别人在翻汽车，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结果就被抓了进来。曹志杰纳闷：

“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见到的翻汽车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七、八人之多，可为什么唯独就抓了他一个刚刚搭了把手的孩子？后来听说翻汽车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1988年岁末，一部“主旋律”纪录片的导演从新闻电影制片厂调用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视频资料，惊讶地发现在联合指挥部小楼前，警察逮住一个领头烧汽车的人，对方沉着地说：

“我是××处的。”

原来是自己人，瓦尔特假扮的党卫军，不，是党卫军假扮的瓦尔特，哈哈哈哈。

至于推翻广播车，后来也只找到一位“参与者”，是中国科学院109厂的小张，罪行之轻，仅被关在单位小黑屋接受审查。主犯也是下落不明。

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报道中写道：

“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4月5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4月5日晚上9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3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刺眼的灯光下，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写道：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日报采访报道了“四·五”恐怖夜留在广场的人们。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

“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

当晚，数百干警连夜冲洗天安门广场地面的血迹。

4月5日深夜，当广场笼罩在血腥中的时候，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将4月3日就安排写好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６时半广播”。姚文元说：

“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

“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广场喋血，人民日报施威，白色恐怖迅速席卷全国。从北京到南京等地，收缴诗词，追查“谣言”，一批写过诗文、上过街、到过广场的人锒铛入狱……

４月７日早晨，鲁瑛带着几名《情况汇编清样》炮制者，赶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洋洋得意地说：

“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

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这些人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副主席当面赞扬：

“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喜不自禁地说：

“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张春桥说：

“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

王洪文首先举杯说：

“都干一杯！”

江青也给人民日报记者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姚文元、张春桥对公开报道的基调，乃至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详尽的指示。鲁瑛带记者一一写入稿中。比如，张春桥让把火烧警察和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楼房改为--

“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编写过程中，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

“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我的警卫车。”

就这样，人民日报几个记者在大会堂每编写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在大会堂和王府井报社之间来回穿梭。

４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精心裁剪“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情节，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整整50年前，1926年，同样是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47人，伤200多人。《京报》率先公开报道惨案，刊载70多位伤亡者姓名、单位、籍贯、负伤部位。自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连夜起草评论《世界之空前惨案》。学者刘半农作诗、赵元任谱曲，哀伤的歌曲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

鲁迅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沉痛地写下：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一改平日的散淡作风，在惨案第二天撰写文章，指名道姓谴责段祺瑞，并且参加了北京城内几乎每一场追悼会，送去挽联。1927年，面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再次拍案而起，不仅抨击国人“杀乱党的嗜好”，而且痛心疾首地批评“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只有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通电》诬蔑“三·一八”学生和市民是“暴徒”，惨案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指责“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

半个世纪后，同样在北京，再也没有《京报》揭露血案真相，再也没有《语丝》发表鲁迅等文化人的谴责文字。但谁能想到，此时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却倒过来扮演了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通电》和《临时执政令》的角色，用“墨写的谎说”掩盖“血写的事实”。

人民日报4月8日为镇压民众撑腰张目的报道见报后，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４月８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二版，只见一版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没有声张，默默地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